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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关何处》收录了土家野夫曾获2010年台北国际书展非虚构类大奖《江上的母亲》在内的共12篇文章,从个人视角书写了民间社会几十年来的变迁。 野夫如此解释《乡关何处》的乡愁:许多年来,我问过无数人的故乡何在,大多都不知所云。故乡于很多人来说,是必须要扔掉的裹脚布;仿佛不遗忘,他们便难以飞得更高走得更远。而我,若干年来却像一个遗老,总是沉浸在往事的泥淖中,在诗酒猖狂之余,常常失魂落魄地站成了一段乡愁...[访谈实录全文]

土家野夫:本名郑世平,当代作家,当过警察,干过书商,也曾是囚徒。代表作:《父亲的战争》、《江上的母亲》。

徐晓:当代作家,资深出版人。现任财新传媒首席文化编辑。

《乡关何处》

个人写作可以撬动惯见的大历史

搜狐文化:搜狐的网友们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搜狐文化客厅。这次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作家、编辑徐晓老师。徐晓老师的《半生为人》曾经感动了无数读者。第二位嘉宾是野夫老师,他的《江上的母亲》这篇文章在2010年在台湾的国际书展获得了非虚构类作品大奖。

你们写作的对象都是自己的至亲,还有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但却能让读者了解到被掩盖的时代和历史的真实一面。你们这种个人化的写作是怎样开始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

徐晓:我写作时,确实不是为任何人,而真是为自己。我们的同龄人看了这本书会回想起八十年代的生活场景,那种鲜活的精神氛围。而一些年轻人,他们会心生感叹,说原来你们那个年代的生活是这样的。这让我特别欣慰。我想,如果作者特别真诚,他所传达的东西就将超越文字,这是文学的力量。

土家野夫:十几年前我认识了徐晓,那时我是个书商,她是出版社编辑,我专门找她合作出书。徐晓只知道我是个外省青年,一个坐牢出来的朋友,我们合作了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对方也会写文章。突然有一天徐晓把她刚刚发表的《永远的五月》拿给我,我看后惊呆了,我没想到一个编辑的文字这么好。而且她在《今天》里所写的当年北京的地下读书运动是我所熟悉的,因为我也曾是八十年代湖北地下读书运动的主将之一。当时我充满嫉妒地对徐晓说,你应该写作——其实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也能写你这样的东西,但是我怕你不相信,一个不法书商太不像写作者了。

后来徐晓的书果然获得了很多大奖,那时我还只是一个普通书商。直到04、05年,我才开始在网上写作。第一篇文章是从我的大学同学写起,他叫李如波。我今天写一段,过两天又写一段贴上去,整篇文章花了近一个月才写完,写完之后放到一个只有几十号人的很小的民间青年论坛上,结果这十几个碎片被版主连接在一起,后来他们又把这篇文章贴到天涯论坛上,让更多人看到了。有一天,有人突然给我发了一封邮件,其中一句话说:兄如果写作的话,也许将改变中国当代文学的写法。这鼓励一下把我拔到了一个极不恰当的高度,但确实让我有了信心,于是我写了第二篇文章,也就是《江上的母亲》,那是我母亲失踪十周年的祭文;第三篇文章写了我的父亲整个家族的历史。这三篇文章在网上被到处转载,很多和我相交若干年的人都惊讶原来我还会写文章,他们纷纷来鼓励我,就像我当初鼓励徐晓一样。于是到了06年,我放下一切来到大陆开始我的写作生活,直到今天。



土家野夫

搜狐文化:这种个人写作能够承载多大的价值?你们将执着于此,还是会换换写作方式?

徐晓:有些大家特别想知道的事情,我们固然不能提供更多信息,但从我们这样的回忆中,读者或许也能抓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读者会从我这里了解《今天》杂志是怎么回事?北岛是谁?如此他们可能就会去搜集更多信息,拼凑起来,从而对那个历史环境获得更多了解。从这两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个人写作是可以有公共意义的,也可以有历史价值。

其实我们除了自己这种个人写作之外,还关注历史的写作。我从1995年开始做出版,当时我就开始关注所谓的口述历史,做相关方面的书。我记得做过关于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七七届大学生的口述历史的几本书,都是在九十年代后期出版的。

土家野夫:我做书商的时候就和徐晓说,要不然我们合谋做一本不定期的类似于丛刊的书。当时我们找了第一批文章,其中一篇就是戴晴的《我的四个父亲》。戴晴的四个父亲都是中共的,其中一个就是叶剑英,文章也讲了叶剑英的一些隐秘的生活,我看后非常吃惊。这种家史是真正能够弥补这个国家很多历史空白的,但是这套丛书流产了,没有一个出版社敢给它提供长期的书号。

徐晓:策划案现在还在电脑里。

搜狐文化:如此说来,个人史对于国史或许不仅仅是补充,还可能撬动我们平常所看惯了的大历史。

土家野夫:我们的历史被屏蔽得太厉害了。我们的文章表面上写的仅仅是家人朋友,但其实有意用个人的传奇命运见证整个时代的转折、混乱和发展。我并非要为一个中性甚至偏负面的人物树碑立传,而是想通过一个人的境遇反映我们这一代人三十年来的戏剧性状态。不通过这类具体的人生故事,就很难看清中国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样的。

徐晓:在此我特别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千万不能误导读者,好像我们写的个人的历史就有多么重要似的。其实每个人都有值得书写的历史,并不需要多么特殊的经历。

《乡关何处》

反思历史使命感:理想主义要接地气

搜狐文化:徐老师那代人是怀着理想主义的一代人,您怎样看待现在这个时代物质化的生活观?怎样看待这种日常的快乐?

徐晓:我的文章和我们八十年代的生活都被贴上了“理想主义”的标签。其实这二十年来,我的思想有个明显的转变。八十年代,我们做什么事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背后是党的思想教育;同时我们也有一种英雄主义情结,甚至觉得我们的付出会带来历史的转机,这些变化似乎就在眼前。我们觉得通过办《今天》杂志就可以获得出版空间;通过我们的写作,全国人民的思想就会随之改变。那时我们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后,我对理想主义的理解有了些调整。过去我希望自己追求的东西是有目标的,现在我更注重这个东西是好的,而非有用的,因为我们经历的失望实在太多了,特别是九十年代初那几年,那种追求会让自己的生活失去合理性。经过这么年思考后,我现在只是坚持好的东西,而不管它有用还是没用。



土家野夫与徐晓做客搜狐文化客厅

搜狐文化:苦难会与生活的合理性相矛盾吗?

土家野夫:多数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面对不同的厄运和灾难,一场雨都可能导致许多家庭的悲剧命运。生活本身一定包含着苦难,很少有人说生活就该幸福和甜蜜。

徐晓: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考验和灾难。其实一辈子就是这样,好也是它,不好也是它。我觉得真正怀抱理想主义的人并不都是飞在空中的,一定也是落在生活的地上。年轻时我们会觉得自己多读了几本书,多读了些小资外国作品,就与众不同了。实际上随着生活体验越来越深刻,你会发现真正美好的东西就在日常生活之中。我现在再也不会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俗、那么家庭妇女,实际上我自己也是家庭妇女,当我回到家我就是一个家庭妇女。人应该理解这种日常生活,把每一天过好。

《乡关何处》

多数的年轻人并不真正关心公共事务

搜狐文化:二位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的看法?他们和你们那一代比起来都有什么异同?

土家野夫:我有很多酒友都是80后、90后,我的孩子也是80后。我会从孩子和这些朋友身上观察彼此的区别。我见过很多80后、90后和我们当年完全一样,充满了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充满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但更多数并没有我们那代大学生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那种关心,大家更关注就业、买房、出国。

徐晓: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时还难。那时虽然大家挣的钱非常少,但是差距不太大,没什么可比较的。那时的社会环境和现在不一样,所有人结婚都是用家里的房子,家里有三间房给你腾一间,分到单位就等着单位分房。我的孩子也是80后,他们这代人面对的选择太多了,而这些选择需要很强的定力才能完成,否则就会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即使你日后还可以再修整。

土家野夫:我给现在的年轻人算过一笔帐。我们是几乎没有遗产的一代,因为父母那时房屋没有改革,工资又很少。但是这一代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都有遗产。我跟孩子说,你就安心吧,再过二三十年我就死了,我那套房子就是你的了,你摇身一变就是百万富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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