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之心》可能是那个年代除毛选和新华字典外，读者群最多的书籍。它与那个时代的青少年的性意识一起，被压抑在地底下。1973年的一天，上海市第二中学的朱大可参加了在操场上举行的一场流氓犯宣判大会。

　　台上那个外校高年级男生，偷看了一本叫《少女之心》的淫秽手抄本，在这本坏书的影响下，开始追求自己的亲姐姐，想仿效书上的情节耍流氓。《少女之心》第一次传到朱大可手里，是1975年。这时，他已高中毕业，进厂当了青工。他在偷看这个小薄册子时，特地在外面套上毛选的红塑料皮，不容易引人怀疑。

　　那本至今没有作者现身的手抄本，在当年，大约有上亿人阅读、传抄过。但谁敢承认自己看过《少女之心》呢？那个时代，凡是被抓住看了《少女之心》的人，都被沦为有“流氓”之嫌。

　　因为对“性”过敏，所以不能谈性，又因为对“性”过敏，所以《少女之心》中的性描写就成了一针兴奋剂。一些青少年为此而犯罪，法律和社会舆论只注意到他们对别人造成的性侵犯，却没有看到社会对这些年轻人犯下的罪——他们本该享有正常途径的性教育。于是，一本黄色读物就变成了洪水猛兽。

　　在那个禁欲的时代，“流氓”一词在中国有着过于广泛的外延，1970年代的中国，同性恋也是“流氓”。那些被当作流氓抓进来的，“一问，百分之百都看过《少女之心》。基于此，后来公安机关就认为，凡是流氓都看过《少女之心》，倒推过来，凡是看过《少女之心》，就会变成流氓，于是，看《少女之心》和性犯罪之间就有了固定的因果关系”。

　　据某中学一个班级的不完全调查，43名学生中，承认看过《少女之心》等黄色手抄本的就有13名，有些学生甚至在上课或自修课里抄阅这类书刊。但是这些孩子并未犯罪。实际上，大多数传抄《少女之心》的案件都是因为追查其它案件时被连带出来的。

　　专家称，当时中国还没有犯罪学的研究，在没有对照组数据的情况下，就用这种线性思维。其实这种判断并不正确。那时候没有人对未犯罪的少年进行调查，统计一下有多少男少女看过《少女之心》，所占百分比是多少，就直接把《少女之心》当作影响犯罪率的因素。

　　第一本是《归来》(后更名《第二次握手》出版)，紧跟其后的就是《少女之心》，还包括《一双绣花鞋》等。《第二次握手》是被当作“黄色小说”来追查的。作者张扬被抓捕后还一脸迷惑，男女主人公，一辈子的肢体接触仅限于握手，而且在近半个世纪的光阴中只握了两次，怎么就成了黄色小说了呢？

　　姚文元看到书的消息后就找来看了一遍，感到问题很严重：“这是一本很坏的书，不是一般的坏。”它歌颂了周恩来！这本书是一定要彻底追查并销毁的。但是又不能打着政治反动的旗号来追查，于是，书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就成为追查理由，将其定为黄色书籍，在全国以扫黄的名义追查，这样就明正言顺了。

　　张扬入狱以后，并不知道他的手稿在知青中被广泛手抄传阅，成了“非主流”流行小说。《第二次握手》当然是一本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的手抄本，而《少女之心》可说是把人性中的性本能完全摊开来写的“书”。在阶级斗争挂帅的禁欲中国，《少女之心》算是“文革”时期仅有的一部没涉及意识形态的读物，然而正因如此，成了为公然对抗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大毒草”。

　　1975年的法庭对张扬《第二次握手》的指控包括：“你这个《归来》，本质上与《少女的心》是一样的，”“《少女的心》是砒霜，《归来》是鸦片”。这个“鸦片”有四大毒素：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了，为什么硬要写？”【详细】

　　很多人第一次在小说中读到性，是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里，偷偷翻出来看，真是惊心动魄。但不知道“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到底折腾什么，反倒是对那段剥人皮的细节念念不忘。

　　然而这种恐惧又如此新鲜，色彩鲜明，容易接近，以至于只要闭上眼睛稍作想象，就能感觉皮肤从骨肉上生生撕离的尖锐的疼，并且还夹杂着血液的甜腥味，这种色香味俱全的阅读感受和平常阅读的安徒生童话骑鹅旅行记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值得一提的还有莫言对于描述大便和小便的喜好，这一点在年幼者看来，非常亲切。

　　莫言的小说里边有一种铺天盖地的夏天的炎热感觉，还有一个男学生对女生腋毛的空前关注，那段描写让人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它非常灰暗、晦涩、暧昧，像阴雨刚停，在一种艳俗的阳光中闻到烧灼垃圾的气味，让人觉得肮脏，不安全，又无处躲避：它明显和那些偷偷在女生间流传的印刷粗糙文笔直接的法制文摘小册子不一样。

　　事实上，指望从文学书里获得最初的正确的完全的性教育是不可能的，但是文学书会帮助人早熟，它把一些成人经验提前拿到你面前，给你看，并且让你记住，还可能就此培养一些根深蒂固的情结。【详细】

　　 所谓“不爱红装爱武装”，“革命叙事”对男女进行“中性化”处理，男人和女人作为革命机器的螺丝钉，是没有性别差异的。张贤亮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对女囚犯的性别特征被服装抹杀作了充满歧视、令人触目惊心的描写：

　　这里的女犯们穿的却是和男犯式样完全相同的黑色囚服。宽大的、像布袋一样的上衣和裤子，一股脑儿地掩盖了她们女性的特征。她们成了男不男、女不女的动物，于是比男犯还要丑陋。她们是什么？她们是女人吗？“女人”只不过是习惯加在她们身上的一个概念。她们没有腰、没有胸脯、没有臀部；一张张黑红的、臃肿的面孔？虽然没有“劳改纹”，但表现出一种雌兽般的粗野。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为“性”争取到了一个重要的话语据点。它成功的秘诀在于将“性”与“政治”同构，将“性压抑”与“政治压抑”同构，在“阳痿”和“政治压抑”之间建立一种必然联系。“欲望”和“压抑”都被编织到一个有关控诉的大叙事中去了，从而在大历史中获得了命名。

　　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表后，“阳痿”和“政治压抑”之间形成一种必然联系，这是一个话语生产的过程。借助这样“深层控诉”的名义，“欲望”被合法化，“性压抑”被历史地解释，美丽的女性裸体和激烈的男女搏斗得以展示。【详细】

　　“我读《废都》的时候，是在接受性教育。”某网友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废都》性爱描写的大胆和直露，不仅在新时期，就是在整个“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小说不厌其烦地详述每次性行为的过程，从正常的性交到变态的口交都有。这对中国传统的审美阅读包括社会接受无疑是一种富有刺激性的挑战。

　　所有的争议与误解，都是性惹的祸。网上对《废都》性描写的批判很多，却很少有人知道《白鹿原》刚出版时也遭到质疑，包括性描写。细细比较《白鹿原》和《废都》，如果撇开艺术单纯谈论性描写，也许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小娥勾引黑娃偷情那一段，甚至出现赤裸裸动作描写。

　　问世15年来，捧《废都》的声音一直不缺。捧者认为，《废都》的性描写承担着小说的叙事功能，他是反映“废都文化心态”的关键。另外一种批评的声音很极端，认为《废都》是文化垃圾，它的性描写不仅不能带给人类审美的享受，而且违背健康常识。令贾平凹有些始料不及的是，销售火爆的《废都》，很快遭禁。1994年1月20日，新闻出版部门下达了收缴《废都》的通知，贾平凹受到主流意识的批评。但经过15年的沉淀，文学界一般认为，尽管《废都》在艺术上存在遗憾，但生硬的禁只能造成认知上的分裂，并不利于文化的构建与繁荣。【详细】

　　在性题材的开发上，已故作家王小波的写作是卓越的。他在这个偏僻却又广为普及的领域里创作出了一种诗意的性，流光异彩却又天真美好的性，悲悯的性。在他笔下的王二、陈清扬、阿兰是那样鲜活，其痛苦与美好直取人心。而在深一点的层次上，王小波的作品超越了性，这使得他的性描写兼具了哲学之美与美学之美，还有浪漫与幽默。

　　“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当这样富有想象力的裸露出现在小说里，无疑会吓到初读的人。可是细看这样的语句是诗意。这场景多么像“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你也许会注意到在如此自由纯净的天地间，性不是张扬的，而是温顺的，甚至是阴阳调和的。

　　王小波的性描写达到了精神的高度，纯净的性指向了寓言性的广阔天地。读过王小波的作品，也许会使人明白什么是在写性，什么是在写肉，甚至是烂肉。什么格调高，什么格调不高，或者说什么是属于不坏的性描写而什么是色情。【详细】

　　“嗳，你在做什么？”她恐惧的笑着问。他的头发拂在她大腿上，毛参参的不知道什么野兽的头。兽在幽暗的岩洞里的一线黄泉就饮，泊泊的用舌头卷起来。她是洞口倒挂着的蝙蝠，深山中藏匿的遗民，被侵犯了，被发现了，无助的，无告的，有只动物在小口小口地啜着她的核心。 ——这是张爱玲的遗作《小团圆》中的一段性描写。张爱玲的小说艺术性真的很强，作品里除了大量精致细腻的事物、景物描写外，隐晦唯美的性描写也算是一大特色，特别是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堪称佼佼。

　　 张爱玲于1976年完成《小团圆》，小说描写出身传统家族的女主角九莉，与有妇之夫、汉奸邵之雍热恋的故事。熟知张爱玲生平的学者都认为《小团圆》具有浓厚的自传性色彩，小说中男女主角的恋情基本就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情记录。

　　 小说中对性事的描写也是相当赤裸，大大突破了张爱玲以往在此事上点到为止的文风。在七十年代，作者之所以能写出这些前卫的场面，大慨和她最初并没打算出版有很大的关系——反正只是写下来、回忆下，那就照实了写咯。所以基本上可以说这些片断就是当时张和胡好时的“情景真实再现”。

　　性描写一直贯穿于村上春树长年的小说创作之中，而且，越写越突显，所谓“性描写”，近乎变成了一种小说内部的粘着剂。村上春树接受外媒采访时曾说过：“我早期的作品很少出现性描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不少读者爱读我早期的小说，而不太爱读现在写的。后来，随着我写的故事越来越大、越来越深，这时就非得写性写暴力不可了，这对小说家来说是不可回避的。”

　　以下举几个例子不难看出，村上春树小说的性描写几乎全是为了确认人物之间的连带关系而成立的，因为他把这个关系看成“人际的钥匙”。

　　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中的“我”与双胞胎的女子房事共享，一直弄到早上4点多，《挪威的森林》的“我”跟各式各样的女子建立肉体关系，跟启程远行的玲子一夜共战4回，把性交奉为“激昂青春”的象征。不过，在这以后的小说中，村上春树的写法出现了明显变化，因为他的“性描写”不再作为一种亢奋与治愈，也不再作为什么象征，而是作为故事内部的一个情节链的顶端，同时与“性描写”并进的还有“暴力”的描写。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中的岛本作为分手的纪念与“我”渡夜，而《奇鸟行状录》的“加纳克里他”作为妻子久美子的替身与“我”合体。“这样吧，不用出钱，让我穿几件你太太的衣服好了，包括鞋，作为形式上买我肉体的代价，行么？这样我会得救的。”上述一段是娼妇加纳的部分对白，十分精制地表达出了村上春树“性描写”的情节链。【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