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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教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产生的原因也错综复杂。一般而言,明清之际的邪教活动最为活跃,其对后世影响也很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教首通过传教可以改善生计,甚至发家致富,这一途径引诱着众多门徒参与进来。在清代,各级官吏失职、渎职。出于朝廷禁令,他们当然害怕在自己管辖范围冒出邪教。一旦出现,又担心影响自己的考绩迁升,往往加以掩饰,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以致事态日趋严重。清朝政府对邪教一而再,再而三地严加禁止,残酷镇压,结果不但禁而不止,反而越打越多,其中原因值得深思。往期回顾

BRIEF 1

明朝政权与“邪教”:先利用 再抛弃

秘密宗教遍布明代大江南北

BRIEF 2

“从来未有事 竟出大清朝”

清代邪教异常活跃

BRIEF 3

历史上邪教为何禁而不止

内政腐败、官员渎职、财富两极分化是主因

BRIEF 1

明朝政权与“邪教”:先利用 再抛弃

秘密宗教遍布明代大江南北

  历朝历代都有邪教,其产生的土壤各不相同,但一般而言都较为松散。到了明代,白莲教形成后,比较正规意义上的邪教开始出现。而明朝缔造者朱元璋之前对白莲教、弥勒教和明教等秘密宗教颇为信奉。但当坐稳了位子,他的政治立场也自然转向统治者方面,开始镇压秘密宗教。

“邪教”里出帝王

  元末农民起义由相互混合的白莲教、弥勒教和明教等秘密宗教发动,这些秘密宗教倡导弥勒下生、明王出世之说,便于起义者用以号召群众起来造反,推翻旧政权,开辟新天地,因此成了元末起义者用以发动斗争的武器。元末风起云涌的农民战争,推翻了颟顸虚弱的蒙元帝国,造就了一个崭新的大明帝国和一个起于下层的新帝王。

  朱元璋起初由一介平民参加“邪教”发动的造反时,对白莲教、弥勒教和明教等秘密宗教是颇为信奉的。但为时不长,随着其军事势力的增大,他的政治立场逐渐发生变化,逐渐向统治者方面转变。与这一变化相适应,他对易于被用来发动起义的秘密宗教(或曰邪教)的态度,也一天天地由信奉而转为疏远,以至转为反对了。

  朱元璋作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深知民间教派对现行秩序为害之烈,如蚁穴溃堤一般。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在著名的讨张士诚檄文中,明确攻击白莲教:“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甦其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颖,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茶毒生灵,无端万状。”这里,他把原先曾信奉的白莲教及弥勒教、明教等秘密宗教骂为“妖言”、“妖术”,表现了其深恶痛绝的态度。

明朝难以根治的社会问题

  朱元璋在正式建立明朝后,即以峻法严刑治理邪教。朱元璋登基不久,便明令禁止各民间教派的活动:“中书省臣奏:……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诸术,并加禁止。庶几左道不兴,民无惑志。诏从之。”

  而《大明律》更以法律形式将此项禁令固定下来:凡师巫假借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朱元璋令礼部榜示天下:“有称白莲、灵宝、火居,及僧道不务祖风,妄为论议沮令者,皆治重罪”。但是白莲教等教派活动并没有止息,它贯穿着有明一朝,遍布大江南北,构成了整个明代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明朝统治残酷致邪教频出 半个中国都在揭竿而起

  事实上,明代的白莲教不仅仅作为下层民众反抗专制政权的组织形式,它表现出的形态要复杂得多。众多的白莲教支派从来没有统一过,它们从活动内容、方式到对统治者的态度往往各有千秋。一些支派仍被民众用为对抗现行秩序的工具;一些支派则在“邪路”上越走越远,导致明中叶后诸多邪教的产生;一些教派的首领则发生蜕变,把白莲教作为敛钱致富和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加以利用,甚至走向社会上层。

  虽然明代白莲教的组织因为环境压迫而显得十分松散,但它在教义方面,毕竟有一个信仰核心,就是宣扬弥勒佛出世,当主世界,号召教徒起来反对现存政权,建立新政权。在传教方式上,多采取神秘方式,或聚众烧香,或写佛号、传谶语、撰“妖词”,或以幻术相引诱,如撒豆成兵、剪纸人纸马相战斗。

  在朱元璋、朱棣统治的半个多世纪中,香会、红巾军、白莲教团因袭抗元传统,揭竿起事,涉及面几达半个中国,这当然都与明朝统治者的残酷治理手段有关。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永乐十八年(1402)山东康赛儿的起事。史书称唐赛儿藏“妖书”、宝剑,通晓诸术,“以其教施于村里,悉验,民翕然从之”。(来源:节选自《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六卷,2005年,天津古籍出版社)

 
BRIEF 2

“从来未有事 竟出大清朝”

清代邪教异常活跃

  嘉庆十八年(1813年)发生邪教徒杀进紫禁城事件,嘉庆皇帝注定要成为千古笑柄。因此,他曾极其郁闷地写下了“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的诗句。清代是中国历史上“邪教”极其活跃的时期。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邪教案”档案记载,多达百余种,如果加上清代和民国时期纂修的方志记载,名目多达三四百个。

邪教实行专制统治 神权与教权紧密结合

  明清易代之后,明代的“邪教”大多延存了下来。有的继续用原有名目活动;有的则改换名称,成为它的别名或分支;有的人按照明代“邪教”的组织模式,利用原有的“邪教”经卷或根据现实需要加以改造的教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立了一些新的秘密教门组织。

  清代邪教一般都有以教主为核心的严密组织,教内设有各种名目的教职,等级森严,尊卑有序,教主高高在上,执掌生杀予夺大权,不断神化自己,把自己吹嘘成神或神的化身,实行教主崇拜,教权世袭,封建专制统治,神权和教权乃至族权紧密结合。

  清代许多“邪教”,特别是八卦教及其震卦教、离卦教、坎卦教,清茶门教,收元教,都是子承父业,教权世袭。这些“神圣家族”父子相继为教主,世袭教权数十年,甚至长达一二百年之久。在那里,教权与族权紧密结合在一起,教主实行封建家长制统治。

对人进行精神控制 不许有独立思想和行动

  邪教针对现实社会民众对生老病死苦的关注和焦虑,对疾病、灾祸、死亡的恐惧和急于摆脱现实苦难的期盼心理,首先以入教可以祛病除邪、消灾获福、健身益寿之类作诱饵,将其诓骗进来。

  紧接着就“洗脑”。“洗脑”过程,就是邪教教主、教首或教师“传道”、入门弟子“领法”、不断修持的过程。入教仪式及其场所,就是对新人门弟子集中“洗脑”的关键环节。例如,八卦教通过传授“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言、《愚门弟子歌词》灵文、咒语、八卦教理条、“无字真经”“而字功夫”,大量灌输其教义、教理,让他们敬奉“无生老母”信仰。它规定每天朝太阳磕头做功,必须随口念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言,早晨念、中午念、晚上念,每日三遍。

  八卦教等“邪教”还用威胁甚至暴力手段胁迫教徒,不许他们有独立的思想和行动,更不许背祖叛教,泄漏机密。清代“邪教”这种精神控制,是对教徒进行严密的组织控制和残酷的人身控制的无形枷锁。它使被诱入教者消沉、麻木,失去对现存主流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失去对现存主流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感,而对邪教的“修炼”“领法”“传道”的追求,变成一种病态的执著和疯狂。

逃不掉的利益链条:敛钱、渔色、害命

  判断某个教门是不是邪教,敛取钱财就是一个重要标志。他们敛钱手段百出,名目繁多,花样翻新。有的邪教经卷更是赤裸裸地写道:“闻一闻修行,要黄金十两;听一听宝号,要白银三斤。”

  某教派修炼内丹,主张夫妻同习修炼,这里所说“夫妻”,乃“金丹之夫妻”,修炼时“不为爱欲之所制也”。清代邪教歪曲原意,借男女双修和“采清换浊”的修炼方法,大肆奸污、蹂躏妇女。收元教首王会公然兜售“有钱的出布施,无钱的出身子,总是一样功”。他用“静心养性,采清气、换浊气”的鬼话和“卦官院”诱骗妇女,恣意奸淫。档案记载被他奸污的有名有姓妇女即有5人。

  悄悄会首石慈“以传丹为名,奸淫妇女。每于夜深念经完毕,令妇女灭灯同宿。石慈上炕翻滚,名为滚丹;与妇女行奸,名为传丹;既奸之后,名为得丹。其不甘被污者,谓之无缘”。雍正年间糍粑教教主潘玉衡也借念经治病奸污妇女。后来,近处女教徒识破了他的鬼计,不再去做会念经,他就专找远处求医妇女下手。乾隆中前期川南黔北的无为教宋朝伦,诱奸、鸡奸都干。他见沪州孀妇杨李氏的女儿“杨么姑生得有些姿色”,借治病认为干女儿,“与她调戏成奸”。他又多次鸡奸该教名义教主孙学海。

  邪教不仅敛钱渔色,而且,草菅人命,在它们的精神控制和“成佛说”、“升天说”等的毒害下,一些人走火入魔,变成一种病态的执著和疯狂,进而导致人间悲剧的发生。如宜兴县民蒋祖法等被惑入教,并很快成了时济龙华会邪教的痴迷者。乾隆九年二月初,蒋祖法等男妇儿童共15人,驾船到太湖西昂山烧香,“妄冀成佛”。初二开始,大家不吃不喝,连日坐练清功,以求“功成圆满,白日飞升”。二月十三日,包括妇女儿童共13人,绝食死于船上。这是清中期邪教组织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教徒集体自杀案。(资料来源:《清史论丛》2003—2004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BRIEF 3

历史上邪教为何禁而不止

内政腐败、官员渎职、财富两极分化是主因

  清朝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严密防范和打击“邪教”的相应对策,包括:严密法网,制定颁布镇压“邪教”的刑事法规;派遣间谍,打入“邪教”内部卧底,刺探机密,加强侦破等等措施,但依然收效不大,因为未能找到邪教兴起的主因。

内政腐败社会矛盾激化 邪教由此孕育而生

  明朝中、后期,一方面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社会财富比以前积累得更多,而另一方面,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土地兼并日甚一日,地租与赋税剥削越来越重。政治上日益黑暗,贪官污吏横行,统治阶级生活骄奢淫逸,广大农民则纷纷破产,沦为流民。内政的腐败,导致边防的废弛,边患因之经常发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危机中,种种民间教派,包括邪教,滋生蔓延,并不时竖旗举事。

  如万历年间,“蓟州人王森得妖狐异香,倡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至天启年间,王森的信徒巨野徐鸿儒、武邑于弘志分别于今山东、河北发动武装起义,均遭明政府的残酷镇压。

  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一些不安本分、追求现世利益的下层社会中人,把传教敛钱视为一种摆脱生活困境甚至借以致富的门径,遂不避风险,以医病、巫术等为手段,以消灾纳福延命及来世利益(成仙成佛)为幌子,创立种种名目的教派,由于它们在创教伊始就受到政府或重或轻的压制,最终都不免归于教门、邪教一类。(来源:节选自《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六卷,2005年,天津古籍出版社)

地方官为自己政绩和升迁对邪教采取消极态度

  清朝政府对邪教一而再,再而三地严加禁止,残酷镇压,结果不但禁而不止,反而越打越多,究竟为什么呢?

  邪教活动诡秘,长期长处于秘密状态,又打着神道设教的幌子,官方不摸底细,不易发现,很难做到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各级官吏失职、渎职。出于朝廷禁令,他们当然害怕在自己管辖范围冒出邪教。一旦出现,又担心影响自己的考绩迁升,往往加以掩饰,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结果,既坐失打击邪教的有利时机,又导致姑息养奸的严重恶果。

  同时,清朝政府对策措置失当,一味捕杀、株连九族,把许多但求消灾祈福、治病强身而非图谋不轨的被惑愚民乃至无辜百姓全推到了自己对立面。

一朝权在手 聚拢天下财:清代邪教蔓延使世道转衰

  清代“邪教”的大量滋生和广泛蔓延,是乾隆中期以后。当时,“康乾盛世”逐渐走向结束,落日的辉煌背后潜伏着危机。政治日趋黑暗,吏治十分腐败。乾、嘉以来,不但官僚加强了对农民的疯狂掠夺;土地兼并趋势大大加速,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更进一步加速了农村两级分化,大批农民纷纷破产,不断地从传统农业社会抛出来,变成游民,使游民队伍大增。加之乾隆朝以来人口的急剧膨胀,又给传统农业社会造成新的压力,广大劳动群众吃饭穿衣、就业变得更加困难。

  18世纪以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繁荣,也同时加剧了清朝统治阶级、阶层的两极分化。朝廷命官,仕宦之家凭借手中权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变得更加富有和声势显赫,生活愈益奢糜。他们一朝权在手,便利用政治特权,大肆攫取经济利益、贪污受贿。

  一些既对现实不满又不甘僚倒的人试图通过非正统途径去实现名利追求和自我价值。而恰恰此时,邪教向他们展示了一条传教敛钱致富、拿钱捐官甚至造反夺权、坐朝登基的诱人捷径。同时,邪教经卷宣扬“男取阴神即成菩萨之果,女采阳气者即成佛果之身”,日常活动,诵经做会,“男女混杂”又为那些好色之徒开启了一道恣行淫欲的方便之门。

  嘉庆十八年(1813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邪教徒杀进紫禁城事件,嘉靖帝虽然下了罪己诏,但大清国也一步步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当时龚自珍禁不住作文疾呼,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和吏治腐败,指出大清国的危机非但没有过去,反而正在由全面的“衰世”走向“乱世”。此时距鸦片战争爆发仅仅27年。(来源:节选自《清史论丛》2003—2004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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