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初期即开始实施殡葬改革。那时，即使像周作人这样的传统文人，也支持殡葬改革，他于1950年1月发表《坟地的改革》一文，说：“现在的问题是为求生产，土地很是重要，怎样能够还土地于活人，不要让死人老是损人不利己的占领着”。他还支持政府介入到丧葬改革中，他于1951年6月又发文《婚丧的改革》，说：“政府可以不管结婚仪式繁简如何，但对于丧葬似乎不可不管一下，否则在礼教与道德的压制下，没有人能变动得它一点。”

　　1953年8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进行建筑工程需占用坟地，发现古墓以及严格取缔结伙掘坟的规定》。命令指出：各级机关进行建筑工程需要占用坟地者，对烈士坟墓，必须会同当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妥为迁移，不得擅自处理。对一般坟墓，应请当地人民政府公告并同时登报在一定期间内（至少一个月）令坟主前来协商迁移，由占用坟地机关酌给迁移补助费，如逾期无人前来接洽，亦应由占用坟地机关会同当地人民政府移墓，不得任意乎毁坟墓，抛弃尸骨。

　　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92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其中：第十条规定：凡因征用土地而须迁移坟墓者，必须事先通知坟主迁移，发给适当的迁葬费用，并应照顾当地的风俗习惯妥善处理。坟墓无主者应由用地单位代迁。对无地迁葬者应协助找地迁葬。对烈士的坟墓更应妥善迁移，并应通知当地县（市）人民政府。”（来源：《殡葬改革大事记》，青海民政信息网）

　　中国人历来崇拜祖先，所以连带对祖先栖息之所，陵墓也充满了敬畏之心。“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对于一个家庭来讲，“祀”亦有同重要的地位。“祀”除了日常和节日、祭日的祭拜外，也包括对祖先陵墓的清扫和修葺。

　　就算是没有财力的寻常人家，也要经常性地在先人坟头添些土，拔拔草。这除了表示对先人的怀念之外，人们还大多相信，祖先陵寝的安好与否，关系着后人的祸福。也正是如此，人们总是努力地保障自家先人陵墓不受破坏。

　　相应地，“扒坟头”，就被视作是最缺德的行为之一。只有那些心中有深仇大恨，一心想置对方于死地的死对头，才会去掘人家的坟墓。比如崇祯皇帝与李自成，为了争夺江山，而相互挖了对方的祖坟。

　　而平坟变为由政府出面号召、组织，成为规模浩大的运动，恐怕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新生事物。最早应该是在大跃进期间。1958年，为了配合农业大跃进，增加耕地面积，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平坟之风，平掉坟墓无数。【详细】

　　有网友回忆说，小时候陪爷爷去上坟，每次爷爷都是大概估摸一个位置——那地方是平地一块，没有坟头——进行祭拜。村里人家家都是如此，因为全村的坟头，据老人们说，在大跃进的时候早就平了。

　　更有甚者，当时一些地方的平坟是为了求财。据中央党校马龙虎博士的研究披露：1959年，山东寿张大刮“共产风”，为了扩大社有经济，强迫社员投资，扒坟墓、拆房子、变卖家具等现象到处出现，搞得一塌糊涂。

　　西湖公社提出，大挖地下财，开展扒坟运动，并印发了日进度表。公社党委书记亲自挂帅搞点，召开现场会，全社共扒坟1149个。西王营村王某的祖母死去不到一个月，就被扒出来，将棺材卖掉，尸体被猪吃了，影响很坏。有的群众说：“一阵风把死人也吹翻身了”，有的说：“这是老社员投资，死材变活财”。【详细】

　　农村开始集体化后，政府开始鼓励以火葬代替土葬，当时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宣传土葬是封建迷信，甚至连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都带头申请先平自己家的坟。1964年全国学大寨运动，掀起了烧山头平坟头的高潮，向自然进军，向坟墓进军。

　　从1964年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这一号召开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农业学大寨运动前后经历了近15年。“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晚年对全国农村发出的号召，是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历时最长的一次运动。（来源：《党的文献》1994年第6期）

　　在全国大张旗鼓宣传“平坟开荒，向鬼要粮”、“人换思想地换装”的运动形势下，周恩来的淮安老家自然也不可能例外，于是周的祖坟如何处理成为当地政府头疼的事。

　　1958年6月29日，周恩来写信给当时的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转淮安县委，有关祖坟的内容是：“还有，我家有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经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函告为证。”但当地政府并没有平掉周家祖坟。直到1964年当局发动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各地在“人定胜天，改造大自然”的口号声中到处围湖造田，烧山开地，而又一波平坟运动也随之兴起。

　　1965年，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弟弟周恩寿商议平坟一事。因为担心乡亲们想不通不肯平坟，于是决定派一位亲属前去做工作并督办此事。周恩寿自告奋勇，极愿前往。但是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说：“你的身份不同，是周恩来的弟弟……你回去后，省里、县里都要接待你，既影响人家工作，又造成浪费。”见弟弟没有异议，周恩来便说：“还是等在西安的尔萃回去办吧，他母亲在淮安，是探家，不会惊动地方领导。”1965年春节前，周尔萃回乡探亲，周恩来将这个任务郑重地交给他，并明确交代：棺木要就地下沉一米以下，做到不影响机耕。

　　周尔萃回到淮安后，首先将周恩来的意见转告给了哥哥周尔辉和嫂嫂孙桂云，然后又向淮安县委作了汇报。农历除夕，周尔萃、孙桂云以及30多位当地生产队的农民，来到周恩来祖茔地，平掉了坟头，深埋了棺木。【详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把农业学大寨运动引导到“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突出宣传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经验，并在全国各地、各行业推广，大寨于是成为一个被用来整人的政治工具。

　　“文革”中出现的理论混乱现象，极“左”口号，以及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也不可避免地在学大寨运动中表现出来。例如：“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只要方向对头，不怕政策过头”等等风靡一时。全国各地到大寨参观、学习的人如潮水一般。（来源：《党的文献》1994年第6期）

　　到了“文革”时期，甚至墓碑都因为属于“四旧”而被破除。那个年代的乡民（当时被称为“人民公社社员”）死了，一般没有名字，就一个土堆，分散在“农业学大寨”的土地上，非常简陋，简直不像一个诞生过孔子的民族，看不出一点“慎终追远”的想法。【详细】

　　据史料记载，在1958年与1964年的平坟运动中，尚要求有条件地保护“烈士陵墓”以及“有历史价值或文物价值的坟墓”。尽管这些规定并没有被各地严格执行，许多千年古墓甚至都被挖，珍贵的文物则以普通金银价格卖到银行作为集体财产收入，但是，仍有一些墓葬留了下来。

　　然而，到了文革，即使是这些极少数留下来的文物性质的古墓或有“革命纪念意义”的墓葬仍然遭到了冲击，像孔墓、岳坟均受波及，而一些反动人物如袁世凯等等人物，墓不但被挖，甚至其尸骨仍被批斗游街。

　　事实上，平坟还充满了政治意味，殃及了一些历史名人。比如像李鸿章这样名声不好的人，自然无法逃过此劫。1958年，他的坟墓被当地农民挖开。当时他的尸体还基本完好，对于这样的“汉奸卖国贼”，岂容他有全尸，于是他的尸体被套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示众，直至尸骨无存。

　　就连被毛泽东高度肯定的康有为，也难逃此厄运。1966年，青岛红卫兵小将掘开了康有为墓，然后把他的头骨绑在木棒上，游街示众，一路高呼“打倒中国保皇派的祖师”。其他晚清重臣张之洞、刘铭传等人，也都有相同的遭遇。

　　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也叙述了“文革”当中掘墓鞭尸的情形：红卫兵在班主任带领下，寻找白鹿原最大的孔老二的活靶子朱先生的墓地，他们打算挖墓刨根鞭挞死尸。生产队长满口答应，心里谋算着挖出墓砖来正好可以箍砌水井。但整个墓道里却只搜出一块经过烧制和打磨的砖头，两面都刻着字，“一面上刻着六个字：天作孽犹可违。另一面也是刻着六个字：人作孽不可活。”【详细】

　　历史上这两次“平坟运动”不仅违背了“国不以利为利，不以义为义”的治国古训和“封坟护墓”的优良政治传统，而且必将把围绕坟墓发生的价值观念和礼仪体系一网打尽、连根拔起，从而给本已十分虚弱的中国文化带来伤害。

　　建坟是文化，挖坟也是文化。历史上，很多“干部”的坟墓确实也被挖了，否则，现在的地面到处都是大干部和名人的坟墓。就说封建社会“最大的干部”皇帝吧，如果他们的墓都没被后人毁掉，那今天将会为中国的旅游产值作多大贡献。但它们大多不在了，今天能够卖个好价钱的帝王，远近的都已经很少了。

　　从大跃进到学大寨，这几波“平坟运动”理由多半是“政治”。这方面的知识由于很少被提及，差不多失传了。有网友还记得小时候看到大人们把祖坟挖开，把残留的白骨和陪葬抛出来，取出石头来，做了两件事：一，建牛圈和猪圈，二，砌毛主席语录碑。【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