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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韩国新总统的中国之“恋”


编者按:

韩国第18届总统选举于12月20日结束,新国家党候选人朴槿惠当选韩国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朴槿惠的当选打破了韩国政坛史上多项记录,在韩国、甚至东北亚地区,都具有深远意义。有分析指出,朴槿惠的中国修养和情绪将会融入她的政治理念之中,也会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

朴槿惠的中国修养体现何在?因为母亲曾在中国东北生活,会说东北话,朴槿惠从小也精通汉语,有“流利顺畅”的汉语实力;她喜欢读《三国演义》,尤爱其中的英雄赵云;朴槿惠还喜欢中国哲学,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是部怎样的书?冯友兰是个怎样的人?其书其人在当下有什么观照、反思的价值?[我来说两句]

冯氏《中国哲学史》为什么能解决韩国总统的问题?

        朴槿惠提到,“20多岁时曾面临难以承受的考验和痛苦”,所谓考验和痛苦,当是指时任总统的父亲朴正熙遇刺身亡,在这段艰难的岁月中,《中国哲学史》蕴含了让她变得正直和战胜这个混乱世界的智慧和教诲。

         冯友兰的这部《中国哲学史》,究竟是部怎样的书?

        《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在早期学术时期完成的重要著作,分“子学时代”、“经学时代”两篇介绍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分别于1931年和1934年出版问世。是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这部书后来被冯友兰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

        《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架构已为中国哲学史界普遍接受,此书的许多观点(如名家应分为惠施之“合同异”、公孙龙之“离坚白”两派;二程思想不同,分别为心学、理学之先驱;又如程朱异同,陆王异同,朱王异同;等等),均为前人所未发,后人所不能改,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历来评价颇高,比如史料丰富翔实,观点新颖深刻,分析透彻等等,但后人均认可陈寅恪先生当时对该书出具的审查报告最为精当,陈寅恪以为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并具体阐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至于冯君之书,其取用材料,亦具通识,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而冯君之书,独能于此别具特识,利用材料,此亦应为表彰者也。” (来源:出自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是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

建国后曾放弃独立思考 《中国哲学史新编》“拨乱反正”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中国20世纪最具影响的哲学家。 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冯友兰一生勤勉,著述宏富,撰著论著达有数十种。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他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间,冯友兰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1940年)、《新事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总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或“贞元六书”。运用西方新实在论哲学重新诠释、阐发儒家思想,以作为复兴中华民族之理论基础。通过这六本书,冯友兰创立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它既是冯氏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成就,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地位,不仅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还成为一位继往开来,具有国际声誉的一代哲人。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的学术思想面临转型。他被作为搞唯心主义的代表屡受批判。“文革”时期,冯友兰陷身其中,所言所行,饱受后人批评。冯友兰晚年回首,也做了深刻反思。这是冯友兰个人的无奈,也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大悲剧。

        80年代后,“拨乱反正”,冯友兰决意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从而真正把自己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体会写出来,成为一家之言。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1990 年11月26日,冯友兰以95岁高龄辞世。

世纪哲人冯友兰,被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誉为“真正学者的材料”。

季羡林称其晚节善终:知识分子告别附庸

        论及冯友兰以及和他同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往往要从两个方面来观照:一是学术层面的,一是政治层面的。学术上,他们往往高人一筹,学术成果为后人仰望;政治上,因为“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往往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污点和耻辱。

        冯友兰可以作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的代表,非常具有典型性。“文革”开始时,冯友兰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1968年秋,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将相,也要找他,还是让他们当教授,拿薪水。于是有幸走出牛棚。1974年因批林批孔运动而成立“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亦即人们熟知的“梁效”,四人小组就包括了冯友兰。两年多的“政治顺境”留下的是难以洗刷的耻辱,当时的学者圈子嗤之以鼻,甚至时过几十年,仍不见容于清流横议。

        冯友兰于1981年,以86岁高龄口述完成的《三松堂自序》,198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自序》可看作一部“忏悔录”,对自己在过去三十年间接受批判、自我批判、改造思想的过程中,放弃独立思考,人格上失去自我的可悲际遇加以真诚的解剖。作者的人生道路与痛定思痛之际的反思,在一代知识分子中颇具典型性,因而具有普泛的代表意义。

        在那样一个知识分子竞折腰的年代,台下的受害与台上的风光都是笼罩在时代大悲剧下的个人悲剧,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自陈,过去三十年中“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反思忏悔可谓沉痛。冯友兰身故后,季羡林挽言称其晚节善终,此论当可告慰冯友兰,但其失节于特殊时代的悲剧仍令人扼腕,于今仍极具警示意义。

冯友兰的人生道路与痛定思痛之际的反思,在一代知识分子中颇具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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