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在《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晚年生活》一书中，曾忆及赫鲁晓夫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的态度——儿子免不了带一些“地下手抄本”给父亲看。那时，有许多官方不让出版的作品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莫斯科广为流传，当年作为苏联作协书记处书记、《新世界》主编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才向赫鲁晓夫建议：“靠接吻是不能够生孩子的。取消对文艺作品的书刊检查吧！如果手抄本遍地都是，那是再糟糕不过的了！”

　　谢尔盖的书中写道：“有一次搞到一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父亲读了很久：铅字很小，字迹不清，纸又薄得几乎跟卷烟纸一样。有一次散步的时候，父亲对我说，我们不该禁这本书的。当时我本该亲自读读，书中没有一点反苏的东西。”

　　帕斯捷尔纳克从1948年开始，用了8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一对苏联十月革命深沉思考的长篇巨作。帕斯捷尔纳克的书写成后，首先把手稿寄给《新世界》，这是苏联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可见他当时并不认为这本书有什么问题。可是《新世界》编辑部把手稿退回，并附了一封由当年苏联作协领导西蒙诺夫、费定等人签发的严厉谴责的信：“你的小说精神是仇恨……小说中表明作者一系列反动观点。”这无异于当头一棒，打得帕斯捷尔纳克晕头转向。

　　1956年6月，帕斯捷尔纳克把手稿交给意大利共产党员费尔特里内利，希望在西方出版。但3个月后，帕斯捷尔纳克又有些后怕——把书交给西方出版在当时被看作是“为敌人提供反苏的炮弹”。在这一背景下，意共领导人和苏联驻意大利使馆都向费尔特里内利施加压力，试图阻扰该书的出版，但费尔特里内利顶住压力，请人以最快的速度译成意大利文，当年11月就在米兰出版了。此书一经问世，马上引起轰动。两年后，瑞典文学院宣布将195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

　　西方的热捧使苏联当局大为恼火。《真理报》发表了著名评论家萨拉-夫斯基的文章《围绕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嚣》。文章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会籍。后来成为克格勃主席、当时是共青团第一书记的谢米恰特内表现得尤为极端。

　　据谢尔盖回忆：谢米恰特内是反帕斯捷尔纳克最积极的斗士。他在共青团成立41周年的大会上说：既然帕斯捷尔纳克对苏联如此不满，尽可以离开苏联到“资本主义乐园”去，并强烈要求政府褫夺帕斯捷尔纳克的苏联公民权。此后就发生了学生集队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住宅闹事，投掷石头，砸烂门窗的事件。

　　1958年的冬天，对帕斯捷尔纳克来说，真是“风刀霜剑严相逼”。迫于国内的巨大压力，帕斯捷尔纳克宣布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现在回顾当年帕斯捷尔纳克致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电文，真是耐人寻味而又意味深长：“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希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

　　经过半年的心灵煎熬，帕斯捷尔纳克写下《诺贝尔文学奖》一诗：“我算完了，就像被围猎的野兽。/自有光明与自由的所在，/可紧跟我的却是追杀的喊叫，/我已经无法到外面去走一走。//漆黑的森林的池塘的陡岸，/还有被砍倒的枞树的树干。/通向四方的路已经被切断。/一切都听天由命，随它的便。//我可到底做了些什么坏事，/我是杀人犯，还是无赖、泼皮？/我仅仅是迫使全世界的人/为我美好的家乡俄罗斯哭泣。//但尽管已面临死期，/我也相信有朝一日/善的精神定将压倒/卑鄙和仇恨的邪力。”

　　尽管帕斯捷尔纳克违心做出妥协，但并没能换回当政者的宽容宽恕。在一连串惨毒的打击下，帕斯捷尔纳克身心受到极度摧残，心脏病不时发作，仅仅离获诺贝尔奖不到一年半的时间，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在他的寓所溘然逝世。弥留之际，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认真地彻底死去。”

　　当时没有举行任何追悼仪式，报纸只发了一条简短得不能再简短的消息——“文学基金会会员帕斯捷尔纳克逝世”，甚至连他是一位诗人、作家也不承认了。【详细】

　　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表彰他“对现代抒情诗歌以及俄罗斯小说伟大传统做出的杰出贡献”。皇家文学院特别强调评委会的评估是建立在得奖者的全部作品之上，而不是专注于某一部代表作。他们想通过淡化《日瓦格医生》的影响，降低这次颁奖的政治风险。

　　《日瓦格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代表作。此前11个月，这部无法在自己的祖国出版的小说在意大利同时以意大利文和俄文出版，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迅速被译成了更多的文字。当瑞典皇家文学院作出决定之时，这部作品正雄踞西方各国畅销书榜的榜首。

　　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等待了12年的殊荣。他第一次被提名是在1946年。而随后连续四年他每年都是呼声很高的竞争者。然后是1953年，然后是1957年。1957年的获奖者加缪用自己的获奖来为落选的对手呐喊，再次提名他进入下一年度的竞争。

　　经过12年间的8轮角逐，这殊荣终于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帕斯捷尔纳克马上给皇家文学院发去电报，欣然接受这在他想来也同样属于他的祖国的荣誉。他的电文是“无限的感激，骄傲，感动，惊喜，不知所措”。

　　电报发出几个小时之后，住在隔壁的苏联作家协会主席费定走进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书房。简短的谈话之后，费定独自从书房里走出来。正忙于准备家庭庆祝活动的女主人发现，刚才还“无限地感激和骄傲”的丈夫，正瘫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

　　费定的离去，带走了帕斯捷尔纳克电文中的前四个形容词。祝贺的电话还在陆续打来，但此时帕斯捷尔纳克的心境，只有“不知所措”可以形容。他已经清楚地知道，他的祖国无意与他分享这份特殊的荣誉。

　　帕斯捷尔纳克获奖后第二天是沉默的一天。第三天，沉默首先被从专业一翼打破。很有影响的《文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反动势力的挑战》的社论和一封口径统一的读者来信。《日瓦格医生》被定性为一个“堕落的”诗人对“十月革命的中伤”和“对社会主义的诬蔑”。与此同时，莫斯科的一些文学专业的大学生走上了街头，高喊“将叛徒赶出苏联”的口号。

　　第四天的炮火来自制高点。《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围绕一部文学毒草的反革命叫嚣》的署名文章，全盘否定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密集的火力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各行各业。帕斯捷尔纳克成了人民的公敌。

　　第五天，苏联作家联盟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声讨作家阵容里的“败类”。帕斯捷尔纳克不仅以缺席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同时还给会议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而紧急会议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苏联作家联盟。这意味着帕斯捷尔纳克将不再能够用自己的名字在自己的祖国发表作品。

　　第六天。如果帕斯捷尔纳克继续坚持自己前一天信中的立场，等待他的只有两个结果：或者“出去”（流亡）或者“进去”（坐牢）。这一天是帕斯捷尔纳克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当儿子准备与他讨论一下越来越紧的风声时，面目全非的父亲告诉他说：“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因为他清早已经给瑞典皇家文学院发了电报：“考虑到我所属的社会对你们这个奖项的看法，我必须放弃这一我不配接受的荣誉。这是我的自愿放弃，请不要见怪。” 1960年5月30日，也就是在他谢绝诺贝尔文学奖17个月之后，70岁的帕斯捷尔纳克悄然谢世。【详细】

　　1933年，蒲宁成为第一个为俄罗斯文学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然而许多人对蒲宁这一名字茫然无知。直到1965年苏联文学出版社才出版了《蒲宁文集》九卷集。当时蒲宁成为一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被“批判性接受”的作家。

　　事实上，蒲宁可说是俄罗斯文学承前启后的人物。一向不轻易赞人的契诃夫对蒲宁十分赏识。高尔基更是对蒲宁的才华给予极高的评价、极热情的赞扬。高尔基在给蒲宁的信中，常常流露出一种含蓄的温情和感人至深的钦佩态度，他甚至愿意把他在艺术界的泰斗位置谦让给蒲宁。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授奖词中这样评价蒲宁：“他继承了俄罗斯19世纪以来的光荣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至于他那周密、逼真的写实主义笔调，更是独一无二……这些才能都是他突出而神秘的天才所致，而使他的文学作品给人留下精美的印象。”而苏维埃则认为蒲宁的获奖是别有用心。于是，在瑞典皇家音乐宫的授奖仪式上，却经历了尴尬的一幕：当年的苏联驻法大使拒绝出席授奖仪式，而在授奖的庄严会场，竟史无前例地没有悬挂得奖人所属国家的国旗。由于蒲宁“自绝于自己的祖国，自己的人民”，被取消了苏联国籍。

　　与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肖洛霍夫的获奖，在苏联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宣传和热捧。他22岁即发表了后来获诺贝尔奖的重要作品《静静的顿河》第一部。此书出版后，肖洛霍夫遭遇了与他的同伴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相似的命运，马上遭到批判。当年许多著名作家、评论家抨击小说歪曲了国内战争，偏离了苏联的革命文艺路线。只是由于得到了高尔基的鼎力支持，小说才得以出版。

　　肖洛霍夫表现出“过人的聪明”，他以某种妥协，避免与当权者正面冲突。遭到斯大林责难的《静静的顿河》，最终几经波折，能于194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金奖一等奖，从中也可见肖洛霍夫“柔道”、“太极拳”的推拿功夫。

　　诗人利季娅曾愤然写信给肖洛霍夫说：“您的发言把您置身于俄国传统之外。可惜我们不能惩罚您；不过您已经受到足够的惩罚了，罚您多年来创作力枯竭。”对于肖洛霍夫的功过是非，自有历史公论。换个角度看，似乎可以说，肖洛霍夫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作家。他“过人聪明”的生存策略、“过人才华”的写作分寸既是他的成功，也是他的败笔。

　　索尔仁尼琴对自己的写作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他在劳改营期间就立下誓言：一定要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记载下来告诉人们。为了那些不能够活着回到人世间的无数生命，他觉得自己是他们其中的一位代言者。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得以出版。这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随后，索尔仁尼琴遭到公开批判。1970年，索尔仁尼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而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他未能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且随之而来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传讯、逮捕、流放……索尔仁尼琴在致苏联作家协会的公开信上说：“请你们擦拭一下刻度盘吧！你们的表落后于时代了。快撩开昂贵而沉重的帷幔吧，你们甚至还没有发觉外面已经破晓。”

　　俄罗斯人评价索尔仁尼琴时有这样一段话：“今天的索尔仁尼琴仍然是昨天的那个索尔仁尼琴。”高尔基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说‘不’！”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一个永远说“不”的人。【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