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9岁已经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而且时代给了他高远的理想。《雷锋的故事》里说：1949年8月，雷锋的家乡解放。雷锋问一个解放军士兵：“你是怎么当的兵？”“志愿当的呗。”“我志愿行不行？”“你？你还没有一支步枪高，就想当兵？”雷锋又拉住连长的手说：“叔叔，我要当兵。”连长笑着问他，“你为什么要当兵？”“我，我要报仇啊！”“你的年纪还小，你现在的任务是要好好学习，做个好学生，等长大了再参军，保卫和建设咱们的中国。”连长好说歹说，才把他留了下来，临走时拉着他的手，把自己的一支钢笔送给了他。连长带着队伍去剿匪。雷锋紧紧握着手中的钢笔，依依不舍地目送亲人解放军踏上征程。

　　1959年12月9日，雷锋在弓长岭矿《矿报》上发表《我决心应召》，袒露自家要当兵的想法。文章里说：“光明伟大的党啊！您搭救了我，给我吃的、穿的，还送我念书，戴上了红领巾，加入了共青团，参加了祖国的工农业建设，一天天地成长起来。伟大的党啊！您是我慈祥的母亲，要是没有您我很难想象到自己的一切。今天您需要我，我一定挺身而出，不怕牺牲和一切困难，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继承长辈优良的革命传统，为建设现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军，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世界和平，我要把自己可爱的青春献给祖国最壮丽的事业！作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粉碎帝国主义！早日解放台湾。”

　　1959年12月10日，兵役局和接兵部队在第一轮目测时就把身材矮小的雷锋“淘汰”了，这让雷锋好不沮丧。当满载具备体检资格的应征青年的解放牌汽车开动时，不死心的雷锋就紧跟车尾追上去，硬是爬上了汽车，到了体检站。体检站设在辽阳小屯的一座小学校内。雷锋作为体检编外人员，心情很是低落。等待体检的人，有的结伴上街游玩，有的三五成群闲谈，只有雷锋拿起笤帚扫院子，挨个扫作为临时宿舍的教室。几近绝望的雷锋见到接新兵的团军务参谋戴明章，甚至拉着他的衣襟，苦苦哀求，要他批准自己参军。雷锋的个子不够高，体重还不够55公斤。体检时，当年的鞍钢弓长岭矿焦化厂总务股长陈日东就站在雷锋旁边，对那个场景记忆犹新，“检查身高时雷锋把身子挺了又挺，还踮起脚来，才1.54米，量体重54公斤。

　　体检后，雷锋又几次去找辽阳市武装部的政委余新元和戴明章，对他们说，“如果不给我换军装，我就穿便衣去。”他特意向厂里请了假，从弓长岭走了几十里路来到辽阳市武装部，几乎天天都去哀求。为了等着见辽阳市武装部政委余新元，他甚至在值班室里蹲了一宿。连续几天，终于见到余新元，雷锋发挥他的优势，缠着他讲自己的苦难史，结果余新元被感动了，并把周围的工作人员也吸引过来听雷锋讲家史。雷锋的逻辑是：自己的身体条件不合格是因为旧社会的苦折磨的，现在不能当兵只能算在旧社会受的苦的账上；又说自己参军不是为了出名，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又说参军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做的，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这些道理触动了余新元，于是答应给雷锋争取一次复检的机会。

　　余新元被雷锋感动，打算帮助他。他找了辽阳市市委书记曹奇，向地方政府汇报了这个难题。曹奇认为这样的好青年虽然身体条件不合格，但政治条件合格，同意并支持去当兵。有了地方的支持，余新元便“设计”让雷锋先去新兵营当“便衣通讯员”，让他直接去接触部队的接兵干部。他想到一个权宜之计，在“甲乙丙丁”几类表中，填了份“丙”字表，因为每一百个兵里有五个预备数，如有人到部队里复检不合格，地方上还有回旋的余地，可以再补两个。这样，雷锋终于获得了一个宝贵的候补名额。身为便衣通讯员的雷锋，再次发挥“威力”，他每晚都给辛苦了一天的部队军官们在铺位前放上一盆热腾腾的洗脚水，第二天一早又在脸盆盛满温水，把毛巾、牙刷放好。一连几天，雷锋整理内务，打扫卫生，让人无可挑剔。

　　雷锋被“特殊问题处理”：先参军后政审。这违反了国家的规定，幸好雷锋后来给部队带来了无比荣誉，否则这将是不可饶恕的行为。1960年1月7日当晚，接兵参谋戴明章通过长途电话向驻营口的工兵团团长吴海山请示：雷锋虽无政审表，可是个优秀青年，能否先带到部队？当时可以决定这件事的最高领导吴海山同意了。在登车出发前8小时，雷锋终于穿上新军装。旁边的人已经无法形容雷锋穿上新军装后高兴的样子：那是剩下的最后一套军装，既肥大又多皱，小个子的雷锋穿上那么大的军装，满脸堆笑，手舞足蹈，左一个军礼，右一个军礼，对着一个小小的镜子不停地照啊照。雷锋在他的日记里郑重记下了这一天：我好几年来的愿望在今天实现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在当时一起入伍的358名新兵中，雷锋并不是最优秀的，何况他还是由于“没有政审表”而先被编入预备队的，当时能不能入伍还是个问题。但就在入伍第一天的新兵大会上，他就让包括团领导在内的所有人认识了雷锋，记住了雷锋。入伍那天，从辽阳南林子到辽阳火车站，街道上站满了欢送新兵的群众，场面壮观极了。雷锋在车厢里组织大家唱歌，他来领唱、指挥、打拍子。最让新兵惊奇的是，雷锋看到接新兵的部队领导们因为工作辛苦，睡眠不好，居然跟列车长取得联系，把他们都安排在最后一节卧铺车厢休息去了。

　　自1958年起，雷锋一共创作了29首长长短短的诗歌，算是“文艺青年”。在“欢迎新战友入伍大会”上，雷锋是作为新兵代表上台发言。“敬爱的首长和老大哥同志们，让我代表新战士……”一句话没讲完，一阵大风吹来，把他的演讲稿弄乱了。他把演讲稿揣进衣兜里，没了讲稿，他似乎比拿着讲稿说的更流利了。发言一结束，台下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都被这个小个子的、有着浓浓湖南口音的小伙子吸引住了。“他似乎总有一种魔力，知道每一个人的心思，说出了每一个新兵的心声。”

　　1961年夏天，一直得到雷锋照料的烈属张士霞大娘向部队提出要求，要选举雷锋为人大代表。雷锋担任校外辅导员的建设街小学赵老师也领着几名少先队员来到我们运输连，代表全校师生郑重地提出要选举雷锋为人大代表。虽然并非全团每一个人都认识雷锋，但当被问及意见时，“一千多人异口同声响亮”回答：“没有！”8月3日，雷锋出席了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他把一首诗写到了会议的文件袋上： 过去当牛马，今天做主人。参加代表会，讨论大事情。人民有权利，选举自己人。掌握刀把子，专政对敌人。衷心拥护党，革命永继承。哪怕进刀山，永远不变心。

　　到了部队之后，雷锋变得更加活跃，他不仅每天很早起床，主动打扫营区的卫生，还帮助炊事班的战士洗菜、做饭，主动担任新兵连读报员。很快，部队里大多数人都知道有一个特别勤快、爱做好事的小个子湖南人。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雷锋这个小青年活泼可爱，与众不同。但是慢慢的有些人也开始有了另外的想法：他们觉得雷锋太特殊了，似乎有点太“爱出风头”了。他的性格太直率，见到什么不对的事都会直接说出来，这在当时也得罪了不少人，因此也获得了一个“马列主义者”的谑称。雷锋为此还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曾对乔安山说：“看来还是我做的不够好，让战友们误解了。”

　　1960年，“节约”成为中国度过经济难关的一项重要政策。入伍不久的雷锋，以“节约箱”响应号召，九个月后，他的事迹被部队发现，评选为“节约标兵”。雷锋首先是被沈阳军区政治部的《前进报》发现的，总编辑嵇炳前觉得雷锋的事迹很生动，家庭出身也很典型，但是初稿写得太单薄了。“主要是没有写到点子上，应该写他不忘阶级苦，民族恨，写他的新旧社会对比，要按当年部队正在贯彻军委扩大会议和总政治部指示开展的‘两忆三查’运动的典型来写。”记者深入部队进行调查，“连队也有干部持相反的意见。有的干部说他爱出风头，做好事是专门给别人看的。我们有意识地让持有两种意见的同志坐到一起交谈，接受我们的采访。大家心平气和地谈了半天，一开始，赞同雷锋的人就占多数，通过交谈，原来对雷锋有些看法的同志也逐渐转变了。”最终《毛主席的好战士》面世，并发给了新华社等重要媒体。随着文章的发表，一场对雷锋这个典型的宣传在部队内外拉开了序幕，而雷锋，也一直在部队领导和宣传机构的密切注视之下。雷锋的名字在东北大地也基本上家喻户晓。

　　雷锋的“忆苦思甜”报告，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由于错误的“大跃进”政策导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的背景之下开始的，这时部队需要一位节约标兵的典型，加上阶级教育在当时仍被认为是“团结同志，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于是，雷锋的苦难家史就成为引导大家对新旧社会进行对比，更加热爱新中国的一个情感源泉。雷锋的报告稿，不是雷锋自己写的，而是由工兵10团宣传股长吴广信、组织股长赵玉瑞和俱乐部主任陈广生等人一起根据雷锋的身世写成的。原来的题目叫《雷锋同志模范事迹材料》，雷锋在做报告时改成《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同时把原稿改用第一人称。雷锋外出做报告的时候，总是有人陪同他去。陪同雷锋做报告的人很多，主要有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处的宣传助理员洪建国、王炳库，理论教员于长清；工兵10团有组织股长赵玉瑞，宣传股长吴广信，宣传助理员庞士元、王漪南和81团的政治处书记季道逵等十余人。对雷锋的培养教育，由10团副政委刘家乐亲自抓；连指导员高士祥具体帮助；对雷锋的学习辅导和对外宣传也指定专人具体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