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的中学，不管你是读文科、理科，哪怕是唱歌跳舞的，哲学课都是跑不了的。法兰西民族出了许多大哲学家，是因为他们从童子功练起的。在中学阶段法国就开设了大量哲学课程，高三每周上8个小时的哲学课。而法兰西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是近代文明的代表，到今天它还在坚守这种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到近代启蒙的文明，而这种坚守不是所谓精英的坚守，而是通过制度化的教育来坚守。

　　2012年法国哲学类题目分为文科卷、理科卷、经济社会科卷等。哲学论文题目如下：文科卷：1、人们通过劳动获得了什么？2、所有的信仰都是与理性相悖吗？3、解释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一个节选段落；理科卷：1、我们是否有追求真理的义务？2、没有国家我们是否会更自由？解释卢梭《爱弥尔》的一个节选段落；经济社会科卷：1、是否存在与生俱来的欲望？2、工作仅仅是为了有用吗？

　　日本高考试卷全国统一，各大学在此基础上的分数线划分也就不会产生地域差异。东京、京都等名校自然不会对本地学生有分数上的照顾。再加之统考的分数并无特长生、优秀学生奖励的加成，特长和优秀品质均由招生学校来判定，因此日本高考的结果顾及了差异的同时，更没让考生对公平失望。但日本的高考考生同样要面临“地狱考试”。日本高考题目一度向难题化、偏题化发展，日本电视台的不少娱乐节目经常搬出高考原题为难嘉宾，讽刺“这种题目连研究人员都不一定能做出来”。

　　不过日本人也同在寻求改革顽疾的制度。他们认为日本需要的是具备国际化能力素质的领导者和创业者，仅仅凭借一次死记硬背的考试很容易就把那些原本很有潜力的学生给刷掉，反而把那些擅长应付考试的学生给选拔了上来。“像日本这样依靠死记硬背的入学考试拿到全世界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因此，日本近年来对考试制度和内容进行了各种改革，而日本考生也各自拼的是意志。

　　美国虽然也有被国人称为“美国高考”的SAT考试（数学、批评性阅读和写作），但是相比我国以高考成绩为主的录取机制，美国大学的录取方式要灵活得多。SAT并没有“定乾坤”的地位，优秀的在校成绩、高标准的论文、丰富的课外活动以及有分量的推荐信都是申请者走进顶尖大学的必备资本。以耶鲁大学为例，SAT考满分2400分的学生被拒录的其实不在少数；相反，在被录取的学生中，SAT最低的其实只有1400分。哈佛大学甚至招进了一名SAT只有1100多分的学生。这种情况，在当代中国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例如美国作文考卷：“‘如果我们不满意环境，就设法改变它，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改变很少发生，这就是说，我们不必为改善身边的环境焦虑，而是应该考虑改变自我，使之更适合环境。’改变自己的态度比改变环境更有利吗？”美国考卷思辩性、批判性、现实关怀、视野之开阔和对基本价值问题的关注，与国内高考题“与时俱进”、“思想健康”的泛政治化指向，以及文艺腔、过度专业化毛病，趣旨形同宵壤。

　　为了减轻“一考定终身”的压力，香港实施“综合选拔制度”。香港考卷有意减少选择题和填空题，增加简答题和论述题，注重培养公民责任与意识，如“你认同自己是香港人、中国人、香港的中国人还是中国的香港人？”“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转变是否与一国两制的政策相符？”“哪些因素导致内地进口香港蔬菜的质量担忧，质量标识问题又应该如何解决？”相较而言，台湾地区的考卷更青睐传统文化，有的考题甚至大学中文系毕业生都未必能答对。

　　如台湾考卷作文题：“2009年8月，莫拉克台风所带来的惊人雨量，在水土保持不良的山区造成严重灾情，土石流毁坏了桥梁，掩埋了村庄，甚至将山上许多树木，一路冲到了海边，成为漂流木。请想象自己是一株躺在海边的漂流木，以「漂流木的独白」为题，用第一人称「我」的观点写一篇文章，述说你的遭遇与感想。”2002年之前，台湾大学采取联考制度，所有大学校系都用一种统一也是唯一的考试方式招生，基本上不考虑专长问题，志愿亦属其次。因此，1990年代后，岛内要求对联考进行改革的声浪始终不断。2002 年，台湾正式改革了大学考试制度，采取了强化自选特色的“多元入学”方案，终结了“一考定终身”的升学制度。

　　1973年邓小平复出，恢复“高考”，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这一年，高等学校招生除需经过评议推荐及审查、复查外，还要进行语文、数学、理化三科的书面文化考查，地、市命题，县（市）主持，采取开卷形式。这是“文革”十年动乱中唯一的一次。1968年10月，张铁生从兴城县初中毕业后，来到本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落户。凭借一向突出的表现，张铁生当上了生产队小队长，也赢得了1973年这次参加大学招生文化考试的机会。然而，在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整张试卷题他只会做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成绩一公布：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虽然成绩比较差，但足以说明他当时并未交白卷。

　　真正的导火索在于他在理化试卷背面写了“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信中，张铁生诉说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不忍心放弃生产”而复习，虽然考得不大好，但他“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可以“自我安慰”；他坦白说，“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我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所以“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得知此事后，将张铁生试卷背面的信作了删改，指示《辽宁日报》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随后，各地报刊纷纷转载那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信，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在这次考试中，“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影响了当年大学招生的路线，导致学生考分越高越是没有学校敢要，被录取者多是成绩平平甚或中下者。无数知识青年的“大学梦”在瞬间变得支离破碎，一切又跌入阶级斗争的深渊。

　　1973年“文化考查”考的科目是语文、数学和理化，语文考试除了基础知识外，还有作文，作文题是“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4套题题量非常少，题型单一，更没有选择、填空之类的，难度只能算是初中水准。一道物理题是“用磙子打场，为什么铺的高粱太薄籽粒容易压坏？太厚籽粒又不易下来？ ”还有用压强、比重、杠杠等物理概念或公式解答“河坝都是上窄下宽，除了便于修筑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举出你在工农业生产实践中所遇到的分解反应和化合反应各一例。”

　　1973年的“高考”让很多青年看到希望：终于可以凭借知识上大学了！无数曾因“家庭出身”或“政治表现”等问题而与大学无缘的知识青年踌躇满志，奔走相告。学校教育秩序大大转好，学生开始发奋读书，叫嚣一时的“读书无用论”顿时失去了大半江山。但当高音喇叭里传出“白卷英雄”的报道，知青差点用砖头砸了喇叭。

　　同样参加过那次考试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沈志华。当年报考清华大学的他，在那次考试中数学拿了满分100，其它科目成绩也都相当不错，在他所属的京津唐考试片区排名第一。清华大学还专门派教师到工厂找沈志华谈话。“那会儿我就觉得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沈志华说，结果“白卷英雄”张铁生使择优录取的规则倒了个个儿，“考得最差的被录取了！”沈志华一把火把曾做过的数理化习题本全烧了，决定改学文科，想搞清楚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在“文革”中，江青赞誉张铁生“是个英雄，敢反潮流”；毛远新称要拿张铁生“这个石头来打人”。红得发紫的张铁生频繁参加社会活动，四处作报告、发表文章，不遗余力地在政治舞台上表演，为“四人帮”大造舆论。当教育界大刮右倾翻案风时，张铁生再一次以“反潮流精神”挥笔上阵，《辽宁青年》发表了他的文章，“（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是喜人的又逼人，逼就逼在我们要继续澄清路线是非；逼就逼在党和工人阶级在学校的领导必须巩固和加强；逼就是逼在我们必须抓紧教育革命的薄弱环节；逼就逼在我们必须有大寨精神办教育；逼就逼在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人还有成为新的精神贵族的危险。一句话，就是逼着我们汲取历史教训，总结新鲜经验，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被人们称为张铁生的“新答卷”。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张铁生的政治靠山消失了。随后，他就被学院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学籍，还被逮捕羁押。1983年3月23日，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在法庭辩论时，他说自己只是一个不明真相的“小将”，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犯了该宽容和谅解的“错误”。然而，法院最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等罪状，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期从1976年算起。张铁生出狱后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下海经商，再次融入了时代的进程里，并获得巨大的成功。当人们对“白卷英雄”变“千万富翁”的传奇议论纷纷时，张铁生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太平常了，和我的同学朋友比，我没有一个方面是出色的。这些年拼命干事业，绝不是在努力向世人证明什么，我只是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臧克家当年报考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时，国文考试有两个题目，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一是《杂感》，两题任选一道，但臧克家两题都做了。他写的《杂感》只有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三句杂感虽然短小却饱含哲理，后来臧克家在回忆文章中说：“它是我尝尽了人生的苦味，从中熔炼出来的哲理，也是我在政治大革命失败之后，极端苦痛而又不甘心落寞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悲痛消沉心情的结晶。”

　　闻一多对此极为欣赏，从中看到了臧克家的内心世界，于是便给判了98分的高分，将数学考试吃了“鸭蛋”的臧克家破格录入了青岛大学。据说当年闻一多报考清华时，也是其他学科成绩平平，唯独作文文才并茂而为主考老师所赏识。判分极严的闻一多从这三句杂感中发现了这位青年身上潜在的才气，一锤定音破格录取。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并“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对北大进行了思想解放和学术革新。这一年夏天，北大在上海招生，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参加了考试的阅卷工作。在招生会议上，只是一个普通教授的他激动地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名有才华的考生。”可当委员们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单时，却发现他的数学考了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并不出众。这样一名考生，若放在今日，就连一所普通大学都很难考上。但在当时，主持招生会议的校长蔡元培却明确表态，支持胡适的意见。在蔡、胡二人的执意要求下，这名除了会写作文几乎毫无特长的考生，最终被北大外国文学专业录取了。

　　五四运动中，罗家伦亲笔起草了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被沿用至今。从北大毕业8年后，罗家伦以北伐少将的身份，被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命为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

　　1929年，钱钟书在清华大学入学考试中数学只得了15分（100分制），但国文、英文成绩十分突出。32岁的校长罗家伦做主破格录取钱钟书。这可能部分源于这位年轻的校长对英才的惺惺相惜。钱钟书于1929年投考清华时，是第五级，或称1933级。外传钱钟书数学考零分，按例不得录取，因他中英文特优，获罗家伦校长破格录取。这一说法，似合情合理，也很富传奇性，但钱钟书本人否认了外传考零分之说。

　　1979年钱钟书随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时，于4月23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座谈会上，有人问他当年考清华时数学零分，但英文特佳而被破格录取，确否？钱钟书回答说，确有其事，然后他说：“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在座谈会上，钱钟书没有说考多少分，只说不及格。翌年钱钟书应邀访问日本，在京都座谈会上，也有人问他同样的问题。他答说是考得比零分稍高的15分，“不过仍然不及格就是”。零分或15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钱钟书进了清华，足见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当时的风气。

　　1933年9月，19岁的张充和来到北平，参加姐姐兆和的婚礼。也是在这个时候，第二年夏天将举行大学入学考试的消息传了出来。亲人和朋友都劝充和参加，她自己也觉得不妨一试。当时的大学入学考试，主要包括四个领域——国文、历史、数学和英语。考试当天，家人为充和准备了圆规和曲尺。“我没用，”她说，“因为我简直连题目都看不懂。”张充和的数学考了零分，但国文、历史、英语成绩都十分出色，尤其是作文《我的中学生活》，更是拿到了满分，总成绩相加，居然超过录取分数线。

　　此时，胡适已升任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在看到张充和作文的第一时间，他立刻大喊：“这个学生我要了！”但当时的北大规定，“任何一科是零分，都不能被录取”，胡适便跑去找到数学改卷老师，请对方无论如何在张充和的卷子上找出几分。谁知这位老师也很坚持原则，反驳说“零分就是零分”，一分也不肯多给。胡适只好找到校务委员会拍桌子吵架。北大终于答应破格录取张充和，而她也成了北大中文系当年录取的仅有的两名女生之一。

　　1929年北京大学的国文考试只是一道作文题，考生写好作文就行了。那年作文题分甲部、乙部，其甲部试题是：“清季曾、李诸人（即曾国藩、李鸿章）提倡西学，设江南制造局、翻译科学书籍甚我，其中不乏精深之作，何以对于当时社会影响甚微？试言其故。”乙部试题是：“清儒治学方法，较诸前代，有何异同？试略言之。”

　　1932年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是要考生将诗圣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翻译成白话散文。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考试，有三、四个题目供考生自选，其中一题是“对对子”，上联为“孙行者”，要考生对下联。这道怪题的出题者是陈寅恪。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国文试题，作文题是《学校与社会》，这道题目很简单精练，挥笔即就，多数考生不慌不忙信手写来，不到半小时就写出一千余字，当时京津一些报纸副刊还争相摘录刊登该届高考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