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网站搜狐文化

 《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改编自美国作家米奇·阿尔博姆的小说《相约星期二》,讲述了发生在作者阿尔博姆身上的真实故事。剧中,学生米奇在电视上得知教授莫利罹患绝症,前去探望,这是米奇毕业16年后与老师第一次重逢。教授面对这个学生却笑盈盈地问:“你来看我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想知道死亡的滋味?”米奇一共前往探望14次,金士杰饰演的莫利教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学生补上了如何面对死亡这一课...[访谈实录全文]

金士杰:台湾男演员、剧作家和导演。台湾最重要的剧场推动者之一,剧场界的核心创作分子。

杨世彭:导演。曾执导中外名剧及原创剧约70出,其中一半在美国以英语演出。

《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

拒绝用迎合“主旋律”去交换生存资源

搜狐文化:台湾现在的创作和剧场经营氛围怎样?是怎样形成的?

金士杰: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故事。以前的时代,台湾处在所谓的戒严状态,会对创作人形成一种压力,同样也会令作者产生一种反抗力,此时的创作是有力道的,每一拳都是有所为而来。很多创作人生活在一个比较有张力的年代,这是一种幸运。

解除戒严之后那段时间,有很多关于两岸的题材汹涌而来,比如终于见了面、终于上了坟,或终于确定这一生等待是一场空之类。如早期的《暗恋桃花源》。这类题材在两岸的演出相当丰富。

后来,经济发展,政治压力也宽松下来,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文章都可以做,此时算是比较张狂的后现代。但我觉得,那时台湾的创作氛围有一种中空、力道不足的感觉,很多人挂着艺术家头衔但是没有艺术家的生命力。这可能就是时代的影响。

杨世彭:现在台湾搞话剧的最重要的三个剧团,是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梁志民、林灵玉他们的“果陀剧团”,以及李国修的“屏风表演班 ”。这三个剧团都是民营剧团,没有得到当局支援,虽然当局有时给一点奖励,但那种零零碎碎的东西起不到持续的支撑作用,维持经营完全要靠票房。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创作恐怕与内地很多国立剧团、省立剧团以及各种公家支援的剧团大不相同,因为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金士杰

搜狐文化:除这几个剧团外,台湾现在有没有出现什么特别创新而又没有得到广泛认知的剧团?

金士杰:台湾现在的创作阵容,赖声川名列前茅,后面的排名就没有绝对标准了。总体说来,台湾前仆后继的话剧人还是挺多的,但他们的声名绝大多数还没有机会传播到内地人的耳中。一步步来吧。

杨世彭:我知道有一个“台南人”剧团,他们有时用台湾话演话剧,但绝大多数还是用普通话,演出的水准还不错。“纸风车”剧团是个儿童剧团,最近刚刚来大陆,还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过。“纸风车”也是民营剧团,儿童戏搞得相当出色。“绿光”剧团也是一个很努力的民营剧团。

搜狐文化:大陆的戏剧体制是比较固定的国家剧院模式,有专职的演员和导演,与台湾的小剧场形式不太一样。这种模式不同导致了两岸戏剧多大的差异?

杨世彭:台湾目前有公立的京剧团、豫剧团,但是没有公立的话剧团。所有的剧团都是民营的,自负盈亏,做得大一点就是所谓大剧场,做得小一点就是小剧场。

搜狐文化:前几年,报刊杂志上都在说台湾大力鼓励创意产业,事实如何

金士杰:当局有些辅助手段,虽然支持力度大小没法比较,但确实在做一些工作。

杨世彭:政客的说辞很难立刻相信。现在台湾刚成立文化部,龙应台做部长,我在报纸上看她想要搞文化创意,拿了很多钱出来。我倒是真想看看话剧界能沾到多少光。但必须是不带什么附加条件的支持和补助,不要求我们搞个什么主旋律来交换,我要看到这一点才能相信。

《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

台湾戏剧缺乏历史积累

搜狐文化:近几年,电影和戏剧界一直在说台湾香港的戏剧电影北上的话题,但看香港电影北上几乎没什么成功的例子。如《画皮》,拍出来感觉不伦不类,好像香港电影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感觉了。二位如何看待这个北上现象?

杨世彭:我想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台湾一般的电视剧无法与大陆相比,我们在台湾看到的往往还是大陆走红之后在台湾转播。相比之下,我倒是听说现在台湾的偶像剧在大陆比较畅销。

搜狐文化:台湾本土缺乏历史的题材吗?

杨世彭:对,没有这个厚度。

金士杰:我觉得台湾与大陆都是在往时代的新潮流方向走。如果这个时代能够出现时代领袖,那也必须有足够长的历史才能发展出来。因此,在台湾观众眼中,大陆写历史剧本的高手们开始逐渐涌现了。



杨世彭

搜狐文化:近两年内地的话剧市场不错,但观众感觉比较缺乏创新。二位觉得台湾情况怎么样?

金士杰:台湾其实也一直有这个问题。虽然陆陆续续出了一些创作人才,但不够多。这样的人才为什么不来多一点?为什么总是那些人?我们可以吃更多样的菜。

这个年代需要成长,需要给点时间让他们慢慢长大,高手需要更深厚的文学底蕴。但是好像由于经济挂帅、重心转移的缘故,很多本来可以慢慢长大的创作人才突然转方向了,没有留在话剧舞台上,自己断了后面的路。很可惜。

杨世彭:其实在美国、英国,那些一线演员赚了大钱后,就会到舞台剧这个领域来充电,一般至少会演三个月,充完电过完瘾,再回去赚钱。

目前在台北,还可以找到一些电影、电视界的演员来演我们的戏,我希望这一点能持续下去。这样对于话剧和观众都是福气。

《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

话剧界人才急剧流失 两岸一个样

搜狐文化:近二十年,内地观众越来越喜爱台湾的剧团。请二位分析一下,这二十年大陆观众乃至创作者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杨世彭:我想大陆观众刚开始对于台湾剧团肯定是好奇;其次就是过瘾,因为台湾剧团的题材、台词,对当局或对社会现象的批判等等,好像比内地过瘾。

金士杰: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的变迁过程中,台上和台下的人都走进了一个读书量比以前少,同时挑剔的需求也比以前少的状态,许多事都有简陋化、“速食”的倾向,记者、新闻、观众都是如此。虽然挑剔的观众还在,评论家们也都在,但整个时代的氛围还是这样。

现在就指望依然在世的那些傲骨精英,能不能秉持着一颗纯粹创作的心,好好出一些作品,而非赶市场潮流、赶交差。

杨世彭:我观察大陆目前的话剧界,有两个情况,一是很多导演在做一出戏时,注意力往往放在几个舞台效果上,比如灯光或幻景或音响什么的,想靠几下震撼给观众留下点记忆。台湾导演不太会如此。

另一个现象,内地最好的演员现在大多不搞话剧了,都到电影界、电视界赚大钱去了。最好的编剧往往也去编电视剧,而且是二三流的电视剧。

这个现象很可悲。台湾演员没那么大的钱可赚,他们还在舞台上演出,要赚钱就得到大陆来拍电影拍电视。台湾也没那么多好的剧作家。

不过,台湾的剧作家也开始为电视剧写剧本来找饭吃了。我觉得两岸都该检讨一下。

《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

台湾话剧人:怀抱理想主义的“丐帮”

搜狐文化:我之前看过一部台湾纪录片《台湾的波希米亚》,讲一群戏剧人在台湾的生活现状,充斥着漂泊、流离的梦想。在二位眼中台湾的戏剧人是什么样?

金士杰:三十多年前,台北的戏很少,只有几个学校团体或军中团体,搞一些教条主义、愚民政策的戏,观众看完都骂。我心想,与其骂他们,还不如自己做,有本事来骂我啊?

那时我自诩为文艺青年,看了很多电影很多小说,脑袋瓜里存放了许多可能性。想过搞电影,但是没有钱,而搞剧场好像没有钱也可以的,可以在人家客厅演,甚至在马路上演。

于是我开始组织自己的剧场,叫做“兰陵剧坊”,到处找各种三教九流的人来帮忙。

记得一起创建剧场的朋友们第一天集合的时候,夏天很热,大家的穿着要么破洞,要么拖鞋,这人没头发,那人没牙齿,我自己也是一条短裤、一双拖鞋,一群乱七八糟的歪瓜裂枣,自己看自己都觉得很不像样,我们称之为“丐帮”。大家坐在那里,你看我我看你,讲不上什么场面话,直接就开始干活了。

大家的生活确实很像丐帮,大部分时间没什么收入,但是大家非常开心地做着穷光蛋。对比那时整个台湾似乎一切事都是为了赚钱,我们维持着一片理想主义,完全凭着对小说、电影、戏剧这些艺术的爱好和认识搞创作,根本不考虑名利,穷得很骄傲。这样一群人,每天晚上跑过来集合。上课的老师经常迟到,或者不来,大家就一起瞎聊,也不抱怨,也不惊诧为什么老师没来。

第一次演出时,朋友们说你们没钱演什么出?我说我有办法。一个文教单位借给我们大礼堂,其余一切都自己动手做,灯就是家里打麻将的那只灯,服装都是衬衫、汗衫,直接上台。没有宣传,我就自己画了一张海报贴在墙上。演出时台下坐了三四十个好朋友,看完后他们跟我们拥抱,说演得好极了,你们要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大家回到家里,很欣慰,很高兴,立刻有了自信心。媒体也很捧场,帮我们炒作得轰轰烈烈,某些杂志封面也是我们。但这让我们心里很紧张。

接下来很多年,我们一直追求纯创作的概念,不追求市场,做得还不错,但还是没有收入,直到快十年以后,我才发现可以收到一些酬劳了。这票人今天在台北话剧界都是很牛的人,都很会赚钱了,但那么多年一起吹风淋雨的穷日子,回想起来都感觉相当青春灿烂。

还有一些观众是从那时起跟我们一起同步成长的,现在都已经老了。我们在路上相遇过,提起当年,说看过我的戏,大家都相当感慨。



金士杰、杨世彭做客搜狐文化客厅

搜狐文化:我很好奇,在那种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你们这些戏剧人怎么生活?

金士杰:每个人自己想办法找饭吃。我自己打零工,好几次打开抽屉时,发现只剩下明天午饭的钱了,吃完那顿晚上就没了。当时侯孝贤在做电影副导演,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还缺一个路人甲,让我过去帮忙。于是我得了好几百块钱,回家吃饭去了。依靠这类不时飘来的及时雨,日子还可以过下去。实在没钱的时候,就跟别人拆兑一下,大家你分我一点、我分你一点,这么过下去。

杨世彭:我跟他完全相反。我的境遇在戏剧工作者中应当是难得的,从来没有饿过,从来没有找不到工作,导戏时从没缺过钱。即使在我当研究生的时候,我做的戏居然都是在四百多个座位的中型剧场,而且公开卖票,报纸上也有大篇幅的报道评论。1967年起我就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戏剧系当助理教授,我第一份薪水就是9800美金一年。此时就开始导大规模的舞蹈戏,要什么有什么。我在美国主持了十年的“科州莎翁戏剧节”,也是大规模的剧场。

我没有贫穷过,没有匮乏过,甚至没有做过小剧场,上手都是中型剧场、大型剧场。所以我想我应该是一个非常幸运的特例。虽然我早就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在做戏剧工作。

搜狐文化:金老师说自己当年自诩为文艺青年,但如今内地很多人都不愿被称为文艺青年,似乎这是个“贬义词”。今天你怎么看待文艺青年?

金士杰:我认为做个文艺青年是好事,每个人都应当经过那个年代,我对我的子女也如此期待。文艺青年有什么不好呢?

搜狐文化:或许文艺青年淡泊世事,或者是他们追求的文字和影像等等有时不太主流,或者他们的思想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金士杰:不被认同没关系,淡泊也没关系,反抗也可以,只要别太傻了,犯傻到觉得钱不是个玩意。该挣钱就要挣,该出力就要出,因为人还是要过日子的,要尊重这一点。


搜狐文化:台湾小剧场目前有什么流行风?

金士杰:十多年来,台湾小剧场一直有一股风气:有几个人从美国学了一些“贫穷剧场”之类的东西,回到台湾,作为“大师”,推动了一些相关的训练,带动了很多小剧场。这成了台湾戏剧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此外,台湾小剧场追求一些称为“本土文化”之类的东西,用闽南语、客家话等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讲述弱势民族的一些悲惨病痛的故事。

杨世彭:台湾现在有台湾大学戏剧系、台湾艺术大学戏剧系等三四个戏剧系,那些毕业生往往要组织起来搞小剧场。这些人比丐帮要好一点,但也不能靠这个谋生,也要到另谋职业,或打些零工拿些车马费来支持剧场。也有些人可以很便宜地拿到场地来做排练场,自导自演,以小成本制作一些实验性的东西。基本都是贫穷剧场。他们现在还没有形成大气候,但我希望他们成为台湾剧场将来的生力军。

搜狐文化客厅由搜狐文化、搜狐读书频道于2008年联合创立,是一档网络高端视频访谈节目。三年来,几百位来自中国各地的文化人、作家来此做客,通过搜狐网的平台与全球华人网友分享了他们对于文化与社会的认识、观点和争鸣。经过几年努力,搜狐文化客厅已经成长为中文互联网最具影响力的文化视频节目之一。

搜狐文化、搜狐读书 联合出品

总策划:雷剑峤 统筹:宋焘、韩易桐 制作:韩易桐 摄像、后期:韩强 摄影:郝大鹏 设计:郑妍

版权声明: 本期《搜狐文化客厅》设计·图文归属搜狐文化、搜狐读书频道及相应作者;版权所有,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