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信仰集体迷失、“小我”泛滥的时代，五四时期那种在民族主义背景下、强调社会责任感和担当下提出的“自由”，却是当前所缺乏的。我们不应该只成为应试教育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应该成为犬儒时代下得过且过的物质主义者，我们需要更大程度的争取公民自由，培养独立人格，为了自己，更为了下一代。

搜狐文化独家专访刘军宁：犬儒时代，五四精神在没落

1919年在街头演讲的北大学生（资料图）

　　搜狐文化：重提五四运动中自由的价值，您觉得在当前重要么？

　　刘军宁：五四运动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由思想的传播，以及人格独立的提倡，这一点都是当下时代所缺乏的。

　　搜狐文化：钱理群说现在北大等高校培养的学生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想原因可能是缺乏社会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青年信仰集体迷失的时代，“小我”泛滥，但是五四时期那种在民族主义背景下、强调社会责任感和担当下提出的“自由”，却是当前所缺乏的。您怎么看？

　　刘军宁：我们当前进入了犬儒时代，在唯物主义教育下，一方面青年人无法发展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物质主义泛滥，犬儒的大门里挤满了人，你看公务员报考人数就知道了，每个人都想吃白饭，享受特权，而不愿意付出。

　　搜狐文化：您觉得五四精神是怎么没落的？

　　刘军宁：五四运动之后中国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道路，强调集体主义和政治伦理，但压抑了个人自由，这也是我们重提五四的意义，应该强调追求个人自由、发展特性。

时代隐痛 | 刘道玉：大学面临五大危机威胁 须从精神到物质追求上返璞归真

　　第一重危机，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生存危机的挑战，而各国的大学对此基本上是束手无策或者熟视无睹，既不能从理论上又不能从实践上提出任何化解这些危机的根本性的对策。

　　第二重危机，面临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终身学习和“非学校化社会”已经或隐或现地展现出来。大学究竟是什么？教师的作用是什么？大学生又将怎样学习？这些都有待人们去探讨，用比尔·盖茨的话说“也许将来大学会变革得面目全非”，当下的高校还没有拿出对策。

　　第三重危机，功利主义的专业化教育，导致学生素质严重下降，学术视野短浅，尤其在国内高校，不仅出现不了大师，甚至还难于承担从事综合性大科学的研究之任。

　　第四重危机，学风浮躁，急功近利，金钱主义盛行，虽然技术成果日新月异，但重大基础性研究却少有根本的突破。

　　第五重危机，在追求“一流大学”的“一片喧哗”声驱使下，追求豪华成风，大楼宾馆林立，教育成本剧增，债台高筑，纳税人不堪重负。（来源 | 中国青年报：北大在培养利己者）

回顾1919 | 五四追求西化却仍能保留传统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尽管反对者寥寥，也有一些青年学生喜欢，但毕竟是一场没有多少人理睬的文明戏。只是到了运动之后，这场文化运动声音才被放大出来。政治运动过后，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才成了气候。教育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白话文被学校接受。中国的大学，也就是在五四之后，才真正像个样子。西式的学科分类体系，五四之后，才算真正在中国扎根。五四运动过后，当时中国的教育家蔡元培、蒋梦麟，都曾担心获得胜利的学生，会因此而心浮气躁，荒废了学业，转而投身政治。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样的学生是有的，而且数量不小，20世纪中国的革命家，无论左和右，基本上都是五四青年。但是，大部分参加运动的学生还是回到了书斋，或者回到的正常生活的轨道（曹汝霖后来的续弦夫人，也是五四青年）。中国的大学，因为这些追求学问的人，沿着蔡元培开创改革的道路，越走越远，蔡元培之后的教育家，无论梅贻琦还是蒋梦麟还是张伯苓，甚至黄炎培、陶行知和梁漱溟，其实论教育的创新和实践，贡献都比蔡元培的贡献要大得多。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此前在新文化运动中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学生，就会自动放弃原先的追求，在民族主义的大帽子下面，抵制日货，将不肯服从的商人的自由剥夺，逼他们交出货物，不服从则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对他们来说，这样做，并没有心理上的障碍。因为一个是小我，一个是大我，后者事关民族大义。运动过后，一部分从此走向政治的青年，同样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解放，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投身革命。实际上是基于新文化运动同样的理由，全盘接受另一种西化——革命的西化。

　　五四之后的中国政局，西化和激进，成了主基调。即使国民党上台，一个不喜欢五四的半传统主义者蒋介石当家，这个趋势也没有停止。袭承打到孔家店传统的学生，在孔府门前大言孔子的糗事《子见南子》，孔家人告状告到蒋家政府，即使得到孔祥熙的支持，也没有把支持演戏的曲阜师范的校长怎么样了。受到行政院长汪精卫支持的卫生部长，居然下令废止中医，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呼吁落在实处。逼得全国的中医团结一致，闹起来一场大的群众运动，才算让卫生部收回一半的成命。实际上，民国时期中医一直处于妾身未明的状况。学界的传统主义者，陈寅恪、钱穆、马一浮等人，靠着自身的学问，和国府中蒋介石的支持，才在国学的名目下挣得了一席之地。但就总体而言，学界的天下，依然西风猎猎，包括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化。只是，即使最激进的西化论者，也没法在学术和教学过程中，真的把传统抛弃。 （来源 | 张鸣：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

追溯 | 五四精神是怎么没掉的

　　五四运动真正的精神动力，仍然是“救亡图存”这个自近代以来的强大主题，换句话说，是民族主义。

　　在德先生赛先生背后，在科学与民主背后，推崇的是自由与平等。思想解放，人格独立。胡适提出“不用典”，“自己铸造词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不讲对仗”，以免“束缚人之自由”；“不避俗字俗语”，提倡白话文学。

　　民主以及科学，既是个人自由的手段，又是民族振兴的手段。这就是五四运动大力倡导民主和科学的原因：作为自由主义者，他们为个人自由而要求民主与科学；作为民族主义者，他们为救亡图存民族振兴而要求民主与科学。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可以说，“五四”是空前伟大的一场运动，同时也是空前偏激的一场运动。“五四”之伟大，在于它空前地突显了现代自由精神──作为现代民主与科学之前提的自由精神；“五四”之偏激，则在于它那种同样是空前的反传统立场，整个就是一派“西风压倒东风”，但“五四”的这种偏激自有其历史必然性，此所谓“其势不得不然也”。（来源｜黄玉顺：自由的歧路）

　　建国以后，我们学习和继承五四运动精神，却只是强调学生运动的爱国主义，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张扬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很少涉及，甚至加以否定。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基本理由是，它们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来源 | 冯建辉：命运与使命）

　　于是五四新传统，在革命中和革命后的中国，荡然无存。吊诡的是，革命后的大陆，年年都纪念五四，把五四捧得很高，但五四精神其实根本就没有踪影。不仅德先生、赛先生不见了，连新文化新文学也没剩下什么。（来源 | 张鸣：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　　

信仰迷失年代，倡导自由、尊重传统尤为重要

　　五四运动中当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认为传统文化是自由的天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更是自由的枷锁、扼杀自由的罪魁祸首。于是进行全盘否定。五四运动中推崇的自由，是民族主义旗帜下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家国自由大于个人自由，在当时的背景下，有其独特意义，但也被某些专家认为，放弃小我追求大我，是不自由的表现。但是到了如今时代，青年的“小我”占据主流，成了无信仰时代精致的利己主义，却更值得敲响警钟。

　　在应试教育的培育下，考试机器们多数丧失了独立人格，对“公民自由”的争取，也日趋艰难。经过战争、文革、改革开放的折腾，中国人的精神和信仰体系都需要重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呼吁五四精神的回归，也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