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3.28 第九期
2006年9月1日，娄烨和制片人耐安到电影局，听一位副局长宣读对他们的处罚决定。这年5月，娄烨导演的电影《颐和园》在并未通过电影审查的情况下参加了法国戛纳电影节的竞赛，违反了《电影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他们得到的处罚是“五年内不得从事相关电影业务”。制片人耐安记得，“禁拍令”宣读完毕，娄烨的反应是：“那吃什么呀？”对方回了一句：“娄烨，我知道你不可能没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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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娄烨 |
【谈电影制作：小成本电影，决策权在我这儿】
搜狐文化：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刚刚放映的《花》、《紫蝴蝶》、《苏州河》等五部影片中，哪一部让你有过比较大的心理障碍？虽然这些作品所呈现出的结果都是相对流畅的，然而我很好奇有哪个是你做到一半特别不想做的？你有没有犹豫过？
娄烨：你说的这种情况我拍每部片子都会遇到。尤其在剪辑时，剪到一定程度我就会完全丧失兴趣。有时这个犹豫期特别长，整个人会很崩溃；有时犹豫期会很短，感觉上会顺利一点儿。
剪辑室是一个可以胡说八道的地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应对每天关在黑屋子里看素材的艰苦工作。这种艰苦是拍摄方式造成的——纪录片的拍摄方法，让各种方案在现场充满多种可能性。在巨大的信息量面前，后期选择就显得特别困难。但是，不论多难筛选，我骨子里还是相信“影片已经在素材里面，只是要找到它，就能找到这部电影。”
搜狐文化：你拍摄的电影投资与回报的比例是怎样的？当剪辑意见出现分歧的时候，你和制片人谁说了算？
娄烨：决策权在我这儿，但制片人的决定也非常重要，因为他来自于另一个反馈，而这个反馈是电影工业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基本上是在共同决定一部影片的终剪。我会跟制片人进行交谈、讨论所有影片的细节，比如《苏州河》的终剪讨论长达72个小时，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会得到很多自己简单决定得不到的东西。我会跳出自己来看这部影片，因为影片最终是由不同的人去看。
投资回报从我这儿来说，压力是有的，但不是很大，因为投资比较小。如果我做一个投资一千万欧元的电影，决策权肯定不在我这里，然而我现在拍的片子，投资额度偿还可行性要大得多，制片人会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这样我也会从中找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
搜狐文化：你的电影影像风格强烈，选角也品味独特，像秦昊、郝蕾这样一些演员在你的电影里都散发出别样的魅力，你如何评价他们？
娄烨：实际上这些演员在生活里就很有魅力，表演的魅力源于真实，要装扮成别人，可能这些魅力就少了。
搜狐文化：你的电影风格给音乐创作留有很大空间，所以我想问一下配乐在你片子里的工作程序。另外，影片的节奏跟音乐的节奏如何进行统一？
娄烨：《紫蝴蝶》是在东北拍的，我只传给作曲者两张在工厂拍的照片，只是给他一个故事，希望他能听到一点东西，然后他就写了几段。
《颐和园》的经历也是这样，作曲者什么都没看，我就是跟他说了一个故事，他就萌生了那样的灵感。拿到骑自行车那一段的音乐小样，我们一听都傻了，这就是我们要的感觉。只是《颐和园》的配乐稍微复杂一点，有一段是需要在钢琴找主题。大概有那么一个星期，我们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开始找音乐素材，有些记一下，有些录一下，没多久主题就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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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娄烨电影《苏州河》海报 |
【谈解禁：今后拍电影，还是会优先电影表达，再考虑审查】
搜狐文化：解禁对你以及你的电影有什么样的影响？
娄烨：解禁对我的电影影响挺多，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我有特别难受的感觉，也有特别快乐的时刻，然而真拍起电影来就什么都不管了，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干起活来就特别乐。我特别想跟别的导演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才真是一个导演的乐趣吧！”如果你是一个电影人的话，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才是属于你的“正常乐趣”。
搜狐文化：你觉得现在的中国电影市场跟五年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不是特别了解现在市场的状况，我知道银幕在不断增加，电影院在不断增加，票房也在不断上升，这些都是好事。但是我不确定文艺片或者某些风格的电影是不是能够挣到钱，或者有人看？我确实不清楚。
搜狐文化：今后拍电影，先注重审查因素，还是先注重电影表达？
娄烨：我基本上会优先于电影表达，这个故事应该怎么拍就怎么拍。如果提前想，那很难真正表达自己的东西。我希望别的导演也能这样，先按照一个正常的导演工作来做，应该是什么样的故事，应该怎么拍，然后你拍出来再谈谈怎么办。
搜狐文化：拍摄一个电影的想法，会坚持多久？
娄烨：有一个想拍的故事，你就会开始为之准备。你得有故事、有剧本、有钱、有拍摄场地，在开机之前的所有程序，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上验证这部电影是不是有存在的必要？或者说对这个导演再验证，是不是真的想拍这个电影，因为太多麻烦事。我想如果你想拍这个故事的想法足够强烈的话，你可以一直坚持到最后。
电影不是一个口号的传达工具，其本身就有特别多的魅力，它有自己的审美标准。
搜狐文化：电影，比如纪录片，你认为可以做到客观表达吗？
娄烨：客观表达和主观表达是剥离不开的。就算你把摄影机搁那儿不动，说这是客观的记录，但是你为什么把它放在这儿，这本身就已经有人的参与在那儿。哪怕是监视器，它为什么放在那儿，或者说放在一个公共场所，它对这个公共场所进行监视，这个本身已经带有人的因素在那儿。
【谈作品：性爱是电影《颐和园》的基础】
搜狐文化：我看《颐和园》里的余虹，感觉她最后疯狂到甚至有一点失控，这种情绪化的表达方式，在很多人看来或许是有些孩子气的，这跟你个人性格有没有关系？你在未来创作当中还会延续这种风格吗？
娄烨：我有时候挺情绪化的，但不是所有时候。如果我一直情绪化，可能没法做电影了。电影有时候太复杂，不是说情绪好或者特别有创作的感觉，就能做。它有太多的技术环节要处理，我觉得情绪应该还是很重要的吧，是电影里感性的元素。
搜狐文化：《颐和园》给人留下的是一种元气丰沛的感觉，虽然影片中涉及到政治、涉及到性、涉及到自由，但是在我看来它不单纯是想表达这些东西。现在的很多中国电影好像被阉割了一样，大多都是隔靴搔痒。你想通过这个电影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娄烨：剧本讲了很多事，年轻人、大学、政治背景、自由、性，这实际上都是我想表达的东西。而实际上我最想讲的是某一年，因为我经历过那个时期，对很多事都深有感触。电影中的宿舍、学生、教师……那些人那些事都是我直接感受到的，况且那些感受04年才开始拍，已经过了好长时间，再不拍就忘了。
搜狐文化：性爱在《颐和园》这部电影里是非要不可的吗？
娄烨：性爱不是非要不可，导演得尊重故事的根本，比如《颐和园》就是有一大部分是建立在性爱的基础上，做爱本身就有一定的含义在那儿。所以每个故事不同，每个故事的对做爱的表达方式也不同，不能一刀切说说谁能有，谁不能有。
搜狐文化：拍《颐和园》去了很多个地方，重庆、武汉，也有深圳。《春风》是在南京拍摄的，你是根据什么来决定在哪个城市进行拍摄。
娄烨：城市选择基本上根据故事、剧本，然后看人物适合在哪一种环境里头，每个城市就跟人一样，它有它的特点。但是，今天中国城市状况有特别大的变化，你不知道去年看过的景，今年还有没有变味。基本上我会找几个比较接近故事的点，然后来做这个决定。
搜狐文化：你在构思一个好故事的时候，先构思情节还是先有人物？作为剧本创作先决因素，哪个方面更好？还是这种状态随时在变化，有时候情节走先，有时候故事是走先，有时候是人物，我可以把故事情节都忘了，但是这一辈子看了这个电影，一定记得这个故事里面所有人物，因为他们非常生动，非常有血有肉。
娄烨：我很赞同你说的它有时候是变化的，很难分清楚哪个优先。比如说剪辑上是会做结构的，然而往往做到一定程度，当人物出现的时候，结构就完全不重要了，我们会把那些结构全拆了。这是剪辑上的问题，其实编剧上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如果你构思的人物够强大，你会发现用逻辑性的、时间性的结构来打乱它，打破它，是有可能的。
搜狐文化：你怎么看待你在《苏州河》之前的两部电影作品，去年我在电影中心看过，我觉得风格差异很大，想知道你怎么看？
娄烨：本来尤伦斯也想放这两部作品，我没有同意，我认为这明显是被强奸过的作品。当时受到的干扰太多了，所以我对最后的结果其实挺遗憾的。比如说《周末情人》是两年无数次修改，片头字幕是必须加上的，提起这些我特别难受。
搜狐文化：关于这两部电影，你认为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是指审查方面的限制吗？
娄烨：主要来自于审查，比如《周末情人》解决了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剪辑问题、素材选择问题，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那是一次剪辑返工的尝试。当时快剪完影片的时候，发现不对劲，重新又剪辑了一次。这两部作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是非常时期的尝试，不管在技术上、艺术上都做了很多准备。虽然现在回忆那段日子，还能体会当时的痛苦。
【谈电影语言：如果电影有语言，那一定来自纪录片】
搜狐文化：你觉得现在中国的纪录片市场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有没有觉得纪录片还原真实、记录历史那个劲儿比你拍的电影更给力？
娄烨：我觉得纪录片跟电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形式，好的纪录片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会被它触动，就像看一个剧情片一样。如果说有电影语言的话，那么这个语言肯定来自于纪录片，而不是来自于剧情片。最先建立摄影机与现实关系的，不是剧情片导演，是纪录片导演。所以无论纪录片的市场好不好，纪录片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点。这个建立方式，决定了今天电影语言的一个大概走向。实际上手持摄影，也是源于纪录片的一种工作方式，如果机器永远是斯泰迪康那么大的大型机器，那些大机器就不可能有手持电影的那个语言出现。如果说没有DV，我们可能根本进入不到街边小摊，影片里面出现的精彩纷呈的部分，按照剧情片框架是根本捕捉不到的。对纪录片每个阶段的关注，实际上是电影导演一门必修的功课。（娄烨在UCCA谈电影创作，观看视频）
《花》在威尼斯放映，娄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自己逃脱了电影审查制度，但已经不是中国电影的成员。“你是愿意完全逃脱，还是愿意成为一个所谓本地电影人，这个选择永远是一个悖论。”娄烨说，这需要电影创作者共同抉择，“韩国和日本都有这个抉择的过程，他们不愿意在审查制度下熬着，就这么简单。”
2012年1月8日，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在北京开迎新年会，会长李少红特别邀请了娄烨、李玉等还不是协会会员的导演参加。娄烨是第一次参加导演协会的活动，“我说组织终于找到我了。我终于有一个归属感了，感觉自己是中国导演的一员。”
娄烨上台简略讲了自己5年来在外拍片的经历，他见到不少多年未见的熟人。
在这之前的2010年7月22日，王小帅的电影《日照重庆》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试映，他叫来贾樟柯、娄烨共聚。影片映毕三人上台，贾樟柯花整整15分钟念了他刚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文章里写道：“我最难忘的是在2003年，在北京电影学院，那天大部分所谓的‘第六代’导演被宣布解禁。有一位政府官员说，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随后将近六年的时间，我亲身经历了新的、来自市场的冷酷。”
这几位“第六代”的标志性人物，娄烨当时还在禁令中，贾樟柯和王小帅坚持经营着个人创作，他们的电影本不属于商业片市场却只能在商业片市场里勉强挣扎，过得很不舒服。如今，进口分账影片年配额增加到34部，艺术电影或作者电影的空间势必更小，贾樟柯已经在北京东郊找地盖一间100座的影院，“好好为文艺青年服务”。（本段节选自《南方周末》，阅读全文）
娄烨：我当然希望自己的电影不会被禁，只有傻瓜才觉得禁得舒服，一个中国导演拍的电影在自己的国家上不了片儿，是遗憾的事，特别遗憾的事。（娄烨个展2012年3月在尤伦斯开幕，阅读全文）
韩易桐
我最难忘的是在2003年，在北京电影学院，那天大部分所谓的‘第六代’导演被宣布解禁。有一位政府官员说，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随后将近六年的时间，我亲身经历了新的、来自市场的冷酷。——贾樟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