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当年成立时的13位代表，从其参与筹建的曲折经历来看，当初这个党的成立，并没有多少人看好，甚至早期参加筹建这个党成立的一些领导同志，对这个党将来能有多大作为，能做出多么大的事情，在其成立之初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

　　这里面就包括经常讲的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有“南陈北李”之称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为何没能出席中共“一大”？

　　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纪念馆位于上海市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是两栋砖木结构的两层石库门楼房，一栋是“一大”上海代表李汉俊和他哥哥的寓所，另一栋是“一大”代表在上海的住所——博文女校。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都是中共建党早期的中坚人物，“一大”开会的时候，两个人却都没有在上述两个地方出现。

　　陈独秀当时在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厅厅长，“一大”开会的时候他正在筹款。陈独秀想，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所以没有来。

　　那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参加？李大钊当时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学期的终结，校务纷繁，无法分身。中共“一大”开会正值北大放暑假，当时李大钊在北京有个重要任务是什么呢？

　　因为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困难，停发了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薪金，这八所高校就联合成立了“索薪委员会”追讨工资。“索薪委员会”负责人马叙伦经常生病，主持不了会议，所以李大钊在“索薪委员会”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整天忙于开会，追讨着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工资。

　　对“南陈北李”来说，在旧中国剧烈的大变动时期，每天成立的组织与散伙的组织一样多，结社很平常，也不能强令“南陈北李”预见到28年后的新中国。所以孙中山有面对辛亥革命的遗憾。陈独秀、李大钊也有面对中共“一大”的遗憾。

　　据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最年轻的代表刘仁静回忆，他当时参加“一大”时19岁，北京小组当时有两个名额，李大钊是建党发起人，有个固定名额；另一个名额属于张国焘。张国焘当时已经去了上海，李大钊因“索薪委员会”无法抽身，去不了。刘仁静回忆道：“李大钊去不了其实也轮不着我。”【详细】

　　有说法是李大钊并没意识到中共一大的重要性。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位骨干成员刘仁静在《一大琐忆》中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

　　选举时，“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

　　“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既然会议不是很重要就没有必要去惊动李大钊这个小组的重要人物，因为李大钊要利用假期时间忙于索薪斗争这样的大事。”

　　其实，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在延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竟然没有一个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他们每个人回忆的日子各异，最后，只得由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党的生日定为7月1日，与实际的日子竟然相差了22天。

　　而现代的一些学者、专家则认为1921年6、7月间，李大钊正忙于筹备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因此无暇顾及中共一大。

　　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而“少年中国学会”每年7月召开年会，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大体一致。部分学者据此认为，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是因为要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

　　第三种说法是当时身为北大教授的李大钊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当时，他正率领八校教职员工索薪团到北洋总统府交涉，屡屡遭阻。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罗章龙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

　　“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水罢教亘十个多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