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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里写的吃人都是真的吗?”今天的年轻人面对大饥荒可能已经无法有清晰的感觉了,更遑论记忆。而只有被记录下来,发生过的事情、事件才能进入“历史”、成为“历史”。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1942年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中写道:“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更令人发指的是,在大饥荒背景下,一些官员吃着山珍海味,红十字基本无作为,灾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所谓失民心者失天下,在大饥荒中,也可以窥见一个政权是如何迅速崩溃的。往期回顾

BRIEF 2

死亡菜谱:荒冢边上的宴席

官员吃什么 灾民吃什么

BRIEF 3

失民心者失天下

权利、民主与大饥荒

BRIEF 1

看重庆,念中原:生民百遗一 念之断人肠

重返现场 拯救记忆

   一个母亲有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在讨饭的长途中疲劳不堪,坐在树下休息。她叫两个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里讨一点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婴儿还依然使劲吸吮着她的奶头。

段子里看饥荒:“想起来,四二年,叫人心酸”

  “想起来,四二年,叫人心酸;吃的苦,受的罪,实在难言。”这是最迟在20世纪60年代在中原一带还广泛流传的一句河南坠子曲词。1942年,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当地流传一句民谣——“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水”为水灾,“旱”是干旱,“蝗”为蝗灾。最后的一个“汤”字,是指大名鼎鼎的“中原王”汤恩伯。汤恩伯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37集团军总司令,辖众四十万,驻守中原。他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与陈诚、胡宗南并称“陈、胡、汤”。“宁可日军来烧杀,不要国军来驻扎”,这也是当时流传的一句顺口溜。1942年,甚至发生过当地百姓截杀国军的事件。

  “你吃俺的蚂蚱肉,俺去叫俺舅!吃你的黄黑豆!”这是流传于当地的顺口溜。吃蚂蚱不是好兆头,蚂蚱吃了你的谷子、高粱、玉米,你吃蚂蚱肉,蚂蚱再来吃你的黄黑豆,叫你彻底没啥吃!那一年,蚂蚱一来,齐刷刷的。人把地挑成沟,把蚂蚱赶到沟里,用布袋捉住,炒炒吃,也有水煮。吃不完晾起来,小孩半晌饥了,抓一把,吃两口,解解饥。开始觉得怪香,吃两口就不想吃了,那东西两层皮,没肉!【详细】

红十字官方化:丧失了许多功能

  抗战时,中国的红十字会会长是蒋梦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红十字会在那时候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起作用?南京大屠杀中,我们看到国际救济总署在,没有中国红十字会,整个战争期间,战场没有中国红十字会的身影。

  在河南这次灾荒中,国、共、日三方,把老百姓当负担,甚至当成对付敌人的手段看待,人民就倒霉了。这就不是近代战争,近代战争不能这样打。在战争状态下的人道主义救助困境,是近代战争中的大问题。本来,红十字会应该是民间组织,不应由官方组织,可中国的红十字会是国民政府管理。因此,日本人就不承认它的中立性。

  蒋梦麟在红十字会也做了一些工作,他们帮助了服兵役的普通士兵。抗战时,国民党的兵源基本靠“抓壮丁”,抓来的壮丁在开赴部队的路上死亡率很高。梁漱溟有一个调查,一百个送到战场上可能会死掉二三十个。蒋梦麟回忆录里记载,他提交了几篇报告,希望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蒋介石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下命令枪毙了兵役署署长。八年抗战中,中国红十字会由于身份并不是民间组织,所以没能在战场上起到作用。可能民间的组织就应该是救助民间,民间组织由官方管理就失去了应有的很多功能。【详细】

媒体报道被限制:几百万人民的生死存亡成了盲区

  在抗战时期,蒋介石基本上把河南当成一块随时需要放弃的领土。而勇于披露河南灾情的媒体,只有重庆《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南阳《前锋报》等寥寥数家,这些难得的灾情报道,成了1942年河南灾荒最珍贵的历史记录。

  1943年2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刊发了发自灾区的报道后,立刻遭到了国民政府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同时对灾情相关的信息严密封锁,加大新闻审查力度。这时,正逢《大公报》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颁的荣誉奖章,王芸生本拟亲去领奖。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通知王芸生:“蒋委员长要我通知你,你去美国的访问被取消了。”中原几百万人民的生死存亡就这样成为新闻媒体的盲区。

  新闻管制引起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在此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挺身而出,踏上了河南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他在河南灾区深受震动,大街上、田野中倒毙者随处可见,无主的野狗肆意啃咬死尸。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白修德从灾民的口中听到了人吃人的恐怖故事,对当地灾民来说,人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详细】

 
 
BRIEF 2

死亡菜谱:荒冢边上的宴席

官员吃什么 灾民吃什么

  我相信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决不会像白修德这么扭扭捏捏。说到底,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但吃的问题应该仅限在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身上。我估计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县以上的官员,都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不但不存在吃的问题,性的问题也不会匮乏。——刘震云

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再大的饥馑饿不着当官的

  白雪覆盖的郑州,碎石铺成的街道充满了衣衫褴褛、人形鬼貌的饥民当他们要死的时候就躺在烂泥和水沟旁待毙。一个姓马的妇女试图吃掉她的小女儿,婴孩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证据。官府指控她杀了孩子并吃了她的肉。她辩解说是孩子饿死在先,然后她才去吃了死者的肉。

  在河南大饥荒中,与灾民的悲惨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防在河南的军队依然在征收粮食和实物供养自己,而当地每个政府官员也会按月得到定额的粮食。

  美国《时代》记者在河南境内采访,离开的前一夜,郑州的政府长官宴请了白修德三人。有心的白修德留下了那晚筵席的菜单,计有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还有炸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此外还有两道汤,三个馅饼,馅饼上洒满了白糖。后来,白修德在著作《中国的惊雷》中再次回忆起了这顿饭:“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再大的饥馑饿不着当官的。【详细】

灾民: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

  《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在《豫灾实录》中曾写道:豫西一带秋收之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河各县黄水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现在树叶吃光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里捣花生皮与榆树皮(只有榆树皮能吃),然后蒸着吃。在叶县,一位小朋友对我说:“先生,这家伙刺嗓子!”

  每天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二十几个灾民在门口鹄候号叫求乞。那些菜绿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可怜那些还活泼乱跳的下一代,如今都陆续的离开了人间。

  一些灾民脸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这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痛!” 灾民也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详细】

哪怕灾民啃树皮 税也是要交的

  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灾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这些饲料比起他塞进自己嘴里的东西,其营养价值要高得多。谁能想到,一个辛辛苦苦整年耕作的农民,他的吃食,竟然不及军马的饲料?! 因为庄稼绝收,村民们都没东西可吃,连榆树皮都刮下来吃了。榆树皮刮下来后,去掉外层,把内层白色的部分晒干、捣碎,与花生皮一起在磨上碾,做成馍吃。榆树皮不苦,但是很黏,吃完身上肿。尽管如此,榆树皮还是有限的,很多村民连榆树皮也吃不上,慢慢就饿死了。

  此外,灾民还常吃一种用柿蒂和粗糠磨成的面。旱灾最严重的时候,吃得最多的是野菜和树叶,甚至吃“石头面”。“石头面”的做法,是把一种质地松酥的石头拍碎,磨成面,搅点菜,然后在烙馍的鏊子上炕干吃,“这个不能吃多,吃多了解不下溲”。

  在洛阳,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孩子们的肚子因为吃下这种食物而变得膨胀和水肿。有时饥民的家庭找来家里所有残存的食物,共同吃上最后一次饭然后集体自杀。 【详细】

狗吃人人相食 官员大骂政府:你们眼瞎了么

  1943年4月6日南阳《前锋报》报道:饥饿的灾民们吃干了的柿叶、剥下的柿蒂,蒺藜捣成的碎粉,吃麦苗,捡收鸟粪,淘吃里面未被消化的草籽,甚至掘食已经掩埋了的尸体。

  他们宰杀了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宰杀了他们相依为命的耕牛,卖掉他们的锄头、破袄,然后卖出他们的土地,最后摘下他们的心头肉——卖了儿女,卖了老婆。然而,结局还是被死亡劫去。

  在黄泛区,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在郑州,有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郑州马永道夫妇,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亲生女儿香菊;在洛阳,有个荥阳籍的灾民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还披露,当时,河南省的参政员郭仲隗大骂政府:“河南这样大的灾,你们眼瞎了么,看不见?你们的耳朵聋了么,听不见?”他在参政会内足骂了一个钟头。郭还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几种东西,送给各院部长官,包括“观音土”。【详细】

 
BRIEF 3

失民心者失天下

权利、民主与大饥荒

   《时代》记者在河南时,曾经指责一位中国军官对中国老百姓的横征暴敛,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白修德错愕了!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仗是为谁打的呢?应该是为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人民饿死了,保家卫国还有什么意义?!白修德觉得,中国军人的思维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在为领袖打仗,为委员长守土。这种本末倒置的巨大悖论,美国人的确理解不了。

政治上未有之奇:死了500多万人 却只报1602人

  在河南大饥荒期间,记者白修德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

  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详细】

  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时任参政员郭仲隗回忆: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详细】

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

  对权利、民主与大饥荒的关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也是他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

  由于格外注重“权利”,阿马蒂亚-森强调自己的经济学采用的是“权利”的分析方法,将贫困、饥荒问题与“权利”紧密相连,提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

  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饥荒问题,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经济”看问题的角度,使经济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刻。他的核心概念是个人的权利集合,这种权利是“应得”的,是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其中重要的有所有权、交换权利、社会保障和就业权利。【详细】

从来没有重大饥荒在民主国家中发生

  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缺乏言论自由、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人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证、强调、提醒说:“民主和政治权利的运作甚至能够有助于防止饥荒或其他经济灾难。权威主义统治者,他们自己绝不会受到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经济灾难)的影响的,因而他们通常缺少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的动力。与此相反,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从而有较强的积极性来采取措施,防止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灾难。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不管是经济富裕的国家(如当代的西欧或北美),还是相对贫穷的国家(如独立后的印度、博茨瓦纳或津巴布韦)。”

  “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这是因为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饥荒的话,饥荒是极其容易防止的,而在有选举和自由媒体的民主体制中,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激励因素去防止饥荒。”政府的反应总是来自于对政府的压力,所以“民主和不发生饥荒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不难发现的。【详细】

结语

  1942年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但却不曾杀死统治者。他们从来不是饥荒的受害者。而民主体制会把饥荒的惩罚作用传递给统治集团,这就给了他们以政治的激励因素去试图防止任何有威胁性的饥荒。

  无数历史事实和阿马蒂亚-森的研究表明,民主制度并非仅仅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而实际与无数生民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即与“生存权”密切相连。【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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