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白鹿原》小说出版第二个月，吴天明就找到陈忠实提出要改编这部小说，但却得到了上级明确指示——不能拍。当年的《羊城晚报》报道，广电部领导认为《废都》和《白鹿原》揭示的主题没有积极意义，更不宜拍成影视片，变成画面展示给观众。

　　就算你没看过《白鹿原》，肯定也听说过《白鹿原》。作为上个世纪最重要的长篇文学作品之一，《白鹿原》的地位自然不用赘述，一组简单的数据可以说明一切：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初版印量就达14850册，同年加印7次，印数达56万册。当时是文学萧条期，常传出某某名家的书只征订出了五六百本的消息。之后，《白鹿原》每年都要加印，迄今总印数已达200多万册，算上盗印本，这个数字还要翻倍。

　　对于这样一部“史诗般”的文学作品，电影人一直想把它搬上大银幕，1993年，小说刚出版约一个月，第四代导演吴天明就向小说作者陈忠实表达改编之意。陈忠实表示，出于对吴天明“在电影艺术上的成就和追求”的信任，他随即写下委托书，同意将改编权交给吴天明。

　　但是，吴天明的筹拍之路很快就碰到了一盆迎面而来的冷水，与吴天明、陈忠实一起讨论策划筹拍电影版《白鹿原》的著名编剧芦苇(《霸王别姬》、《活着》等电影的编剧)说，“当年遇到的问题是，宣传口径变小了，上级明确指示不能拍，但我们不知道(不能拍的)原因。”

　　2004年，电影《白鹿原》获得准拍证，2005年剧本立项通过。从1993年起到2005年立项成功，相隔12年。“2002年，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发话，想把陕西省搞成影视大省，除了《白鹿原》，还要做钱学森、司马迁等。我们(西影)厂是奉命重启《白鹿原》。”芦苇回忆道。而且，当时国家电影局的领导对拍摄《白鹿原》也很“上心”，一位副局长专程出面召开研讨会，召集专家、学者及电影人对递交的剧本做讨论。

　　2002年，西影厂重启《白鹿原》项目，担任编剧的芦苇负责寻找、推荐导演。当时，芦苇想到的第一个人选是吴天明，“于公于私都应该找吴天明，他是陕西金阳人，是这一方水土养育的人，特别熟悉《白鹿原》这个题材，就应该让他来拍这部电影。”结果是，“这个建议没有得到西影厂领导的信任，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后来，芦苇相继找了张艺谋、陈凯歌两位导演，但最终都未能如愿。“我当时对张艺谋说，你作为一个陕西人，应该来拍这么一部关于陕西人的片子，你有责任来拍。他也同意我的说法，但当时他正在考虑是否接奥运会，如果没接，他就有时间来拍。”至于陈凯歌，“他当时自己有项目，而且他还说，考虑到审查的因素，还不到拍的时候。”

　　于是，芦苇就转向了第六代导演———王全安。他回忆说：“这个故事的特性就是有浓郁的陕西地域色彩，陕西人来拍这部戏是最恰当的。他们认为我能够拍出这个故事的风格，展现出陕西的面貌。”这之后又过去了5年。《白鹿原》终于在2010年9月10日开拍。【详细】

　　在电影《白鹿原》中，段奕宏饰演的黑娃和张雨绮饰演的田小娥是一对情侣。黑娃在当麦客时和主家姨太太田小娥相爱，私情败露后两人逃回白鹿原，后因不被村中族长接纳而引发了一连串的悲剧。

　　在6分钟的特辑中有一场田小娥与黑娃之间浓烈激情戏的实拍过程。灰暗的灯光下，凸显出情欲的燃烧，尺度之大令人脸红心跳。而田小娥跟黑娃这种炽烈的爱恋，也是电影中最浓烈的一笔情爱描写。

　　作为片中重要的女性角色，田小娥无疑是封建思想禁锢下的牺牲品。从她跟黑娃偷情私奔，到被鹿子霖诱奸，再到后来“引诱”白孝文，这种冲破枷锁的欲望给田小娥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却也让她逃不开这悲惨的命运。

　　女性的秀色可餐，情爱的纵横纠缠，不止满足感官的美好渴求，也让人留下关于“欲望”的复杂情绪。不能随波逐流，却又难以抗拒——这不止是田小娥身处命运洪流中的状态，也写实了屏幕外看客面对欲望时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欲望就像一剂春药一样，把所有的东西都激活了。不管往着哪个方向去，它都是一种力量。【详细】

　　《白鹿原》成就了陈忠实，而率先在舞台上演绎《白鹿原》的是最有地域特色的秦腔。2000年11月，在陕西艺术节上大型秦腔现代戏《白鹿原》轰动一时，时长是两个半小时，从编剧到演员，清一色的陕西人。

　　200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导演林兆华和人艺名角濮存昕就商量把《白鹿原》搬上舞台。直到2006年5月，人艺版话剧《白鹿原》终于亮相，并在北京连续演出29场，几乎场场爆满。

　　话剧由林兆华导演，孟冰编剧，演员们都说陕西话。剧中白、鹿两家的“当家”白嘉轩、鹿子霖分别由濮存昕、郭达出演，女主角田小娥由宋丹丹扮演。郭达说，“和宋丹丹在一起演戏很舒服，她有舞台经验，无论怎么演，宋丹丹都能很好地把戏接过来。宋丹丹学陕西话特别快，几乎感觉不到她是个外地人”。

　　郭达在剧中和宋丹丹还有一些激情戏的演出，开始他有些不好意思，倒是宋丹丹显得比较大方，帮他打消了这种顾虑。陈忠实本人对话剧版《白鹿原》给予了很高的赞誉。小说改编成话剧，不同艺术形式的表现力存在巨大差异，尤其还要用方言演出，实在不容易。

　　话剧版《白鹿原》上映，北京人艺也已多年没有排过纯粹的现实题材话剧，从艺术或文学本身着眼，正因其动机单纯，它才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同时也得到观众的肯定。

　　《白鹿原》提供了一个寓意深邃的民间文本。这个小村落在黄土高原上展开的乡绅角力，正是今天理解中国农村伦理道德变化的窗口。

　　在这方面，话剧舞台上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力作。开阔宏大的场面与冷静的舞台内涵，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很多场合产生了意外的反讽效果，包括农协会议与入党的场面，无不如此。

　　《白鹿原》是以一部长篇小说改编成舞台剧的，整体结构的增删与调整必不可免，从戏剧本身看，深沉与厚重的文化内涵是吸引观众的主要原因，白嘉轩的形象尤其体现出民间草根文化内在的道德力量。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话剧《白鹿原》开场的陕西华阴老腔成为这出剧最大的亮点。

　　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地方戏曲之一，它起源于西汉时期，原是陕西华山地区粮仓守军自娱自乐的一种说唱形式，被当地农民模仿和继承下来，祖祖辈辈口耳相传，最后成为当地张姓家族作为皮影戏的幕后伴唱的一种家传戏。

　　由于长期遵循传男不传女的惯例，再加上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兴趣继承这种家庭戏曲，老腔这种古老戏曲在全国也只有20多人会演唱，这次参加演出的12位老腔艺人中，年纪最大的已经71岁，最年轻的也已经年过半百。

　　话剧《白鹿原》以老腔开场，又以老腔结尾。两把胡琴，两把弦子，再加上锣鼓家伙，整个场面奔放而不张扬，热烈又不失质朴。台上最起眼的，是一位老汉手中的长凳，仿佛是一时性起顺手拿起，在响木的敲击下与其他乐器奏出高亢、粗犷而又激昂的曲调。【详细】

　　在1993年，中国文坛被《白鹿原》这本书搅皱一池春水。事实上，《白鹿原》引发的“文学性风波”在中国文坛并不是第一次，早在1985年，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大胆地描写了性，被称作是当代文学中第一部冲破“性禁区”的小说，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随后，地摊文学异军突起，不断刺激着人们的感观；同时，录像厅的大量出现，人们不再仅仅通过文字来感知情色了。文化部门一直在加紧扫黄打非。整个80年代，内地被认定的“淫秽色情图书”就有30多种，6家出版社停业整顿，130多种被认为图文涉及淫秽色情描写的期刊被叫停。

　　可想而知，在传统的文化氛围中，大众不会接受赤裸裸的两性描写，认为这是闺房之事，只可秘谈，不能在大庭广众下高谈阔论。那么，身处这种时代，《白鹿原》无疑犯下了众忌。【详细】

　　《白鹿原》在《当代》发表时，对性描写有一些删节。陈忠实自己也说，性描写要把握分寸，以免刺激读者，但是也不回避。主编何启治说，我们感到过了的地方，和作者有一些商榷。那时，陈忠实刚写完这个长篇，身心十分疲惫，没有精力做这样的修改，他对我说，相信我们能把握分寸，不会乱删。

　　当时，出版社内部对《白鹿原》中的性描写看法不完全一致。1997年茅盾文学奖评奖出的时候，评委会对《白鹿原》提出两条意见，一条是朱先生关于“翻鏊子”的说法，容易误导读者，应当以适当的文字予以廓清，一条是比较直露的性描写应当做删节。

　　陈忠实做了适当的妥协，他自己删掉一些。何启治认为，被删改的两处性描写，既是情节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物塑造的需要，应该保留才是。

　　在陈忠实写作的年代，文学作品还没有“性”的概念，顶多是写爱情，但也只限于一定程度。到写《白鹿原》，他发现这段民族历史是回避不过去的，不仅是个人的写作不能回避，而且是我们的生活、社会不能回避。

　　在《白鹿原》反映的年代，最新的理念就是打破封建，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倡自由恋爱，不再包办婚姻，标志性的行动就是女人要把小脚放开，女性要进入社会。这已经不只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的命题、革命的命题。它涉及到我们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对“性”不能回避。不仅“不回避”，而且要“撕开写”，要写出在封建幕布之下的中国女性的种种生存形态。

　　 “不回避，撕开写，不作诱饵”，这是陈忠实的写作标准。就《白鹿原》而言，性的概念、性的理念、女性应该如何生活，是一个时代中国人精神历程中绕不过去的严峻问题，关键就在于对性描写的必要性的再三审视，和描写分寸的恰当把握。【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