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书：没说过“封笔”这样的话 [点击观看视频]
 主持人松木：余老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写书，《文化苦旅》，这期间持续受到人们的关注。今年你又发表了新书《余秋雨人生哲言》，我记得2004年的时候你曾经说过想“封笔”了，“80岁也不写”，为什么如今又写了？
余秋雨：我怎么不记得自己说过这样奇怪的话？还有“封笔”这一词是不符合我的语言习惯的，我已经重复了一百遍了。当年我的盗版书实在太多了，有四本黄色小说用我的名字。还有什么《北京盲流调查》这样的书，上下两册，当时光明日报的韩晓辉女士见到我，还问“你怎么写这样的书？”，我告诉读者，我有一段时间，不会写这样的书。看到陌生的书名你们就可以认为它是盗版，这是对盗版比较无奈的抗议，也是我想提醒管理盗版的有关部门，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这好像不叫盗版了，盗版是把你的书去印，我都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汇定义它。
余秋雨：不是我写的。所以有奇怪的书名字出来，都不是我的书。我在很多地方讲过。另外，中国的国家传媒，公开发表了很多谣言诽谤。如果证明谣言是诽谤，他们不澄清道歉的话，我就很难活动了。所以不会讲“封笔”两个字。要说“封笔”，那我每天还写毛笔字呢，毛笔封得了吗？我开玩笑说。多谢网友那么关心我，我选择以暂时不写新书作为给读者的一种便利，也作为对不好现象的抗议。这大家理解了吗？【更多】 |
●关于“小人”：书里的小人是司马迁讲的“小人”，劝人们不要对号入座 [点击观看视频]
 主持人松木：新书第五章叫《警惕小人》。这样的标题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甚至还有人主动“对号入座”。说你写的“小人”就是他们。
余秋雨：看过我书的人都知道，我在《山居笔记》有一篇文章，有关“小人”是从这书里摘出来的。我怎么可能在书里些后来我会遇到的什么人呢！我的朋友写过一篇小文章，说余先生你写的“小人”，是司马迁书里的“小人”，这很好玩。我是关注历史的，关注中国文化。我的眼睛里边很少关注当代文坛起起落落的一切，文坛我搞不清。给他们的歌颂和贬斥，从来不是我的话题。
余秋雨：是司马迁讲的“小人”，这是历史的暗角。我们写的将军、豪杰，写各式各样的诗人、散文家，就忘了有一批人叫“小人”。我指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课题，把大课题变成小课题的时候，就非常有意思。比如有两位将军，他们之间有小人挑拨离间，关系不好了，造成了历史。我研究《史记》，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将军们死去的时候，可能他们心里真正恨的是做奴才的小人，破坏了他们的计划，他们的遗嘱没法把他们的名字写出来，因为他们太小了，但是他们的负面作用很大。我研究过一个叫“小人文化”。我劝大家不要报名，去争做余某人笔下的小人。【更多】
●关于电视媒体：凤凰台和央视传播力量非常大[观看视频]
 主持人大鹏：刚才访谈之前，看你的节目，“秋雨时分”。你会关注它的收视率高低吗？
余秋雨：我不会关注，我比较关注的是：第一，凤凰卫视对全世界的访问都有覆盖面，这是中国比较唯一的一个电视台。全世界的华人都需要听有人告诉我们，中华文明是什么？中国文化是什么？也就是说，经济是我们赋予文化才给我们尊严。我们的尊严的起点在哪里，需要有人给他们讲出来。像这样的节目，收视率一定会比娱乐节目和新闻节目要少。但是我知道很多非常重要的人物都在看。比如青歌赛的时候，有十几个评委，他们很多都是艺术学院的院长，他们到11点的时候都想青歌赛一定要结束，我还要看《秋雨时分》。【更多】
●关于青歌赛：对选手的错误不要过度重视[点击观看视频]
 主持人大鹏：您说对与错问题，青歌赛曾经有过一个大错，就是国旗事件。这个事件出来，很多人在网上说不可思议。但后来又觉得对这个人太苛刻了，毕竟他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
余秋雨：这个我说过很多次了，从精神学角度讲，正常人都会有“精神短路”的现象。四年前有一个福建的选手，他突然不知道长安街在什么国家。在北京每天走。世界上有唐人街、有华尔街。长安街是哪个国家的？他搞不清，而且声音发抖。后来有人说，他有“精神短路”现象。我很难过，这事情发生后，和他签约的公司就不要他了，有很多很好的歌手经常会出现精神短路现象。【更多】
●关于“明星学者”：不太同意这个称号 [点击观看视频]
 主持人松木：最近电视上将有一种“新说历史热”，一些学者走出书斋主持电视节目，用某种全新的观点去阐释历史或者历史名著，重新谈《红楼梦》重新讲三国，你对这种历史热怎么看？
余秋雨：我觉得蛮好的。让中国的听众们有机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话语系统，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化景象。首先得有人走出来，我们其实最真实的社会已经是通过网站、电视，通过媒体构成渠道，这点我们千万不要否认，好多朋友以为正经的地方是在书斋，报纸、电视、网站都是不正经的地方，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文化文化，这个话字在中国历史上叫“化成天下”。文化的筋骨是要广泛传播的，不然就不叫“化”了，这是文化的目的。有的文化的研究，虽然一下子传播不开，但是他是间接的传播，比如我早先研究印度古代舞蹈理论，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年代的艺术理论。现在能看懂的人很少，但是我在课堂上讲，目的是为了让我的学生能以这个理论作为参考，去从事艺术创造，从事电影拍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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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为余秋雨带来全国知名度的，是1985年，39岁的他成为了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可以说，余秋雨是以教师的身份走入大多数人的视野的。之后，40出头的余教授又被委任为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成了余校长。
不到40岁即被破格提拔为教授，这已充分证明了作为学者的余秋雨的地位。他本可以做一个踏踏实实做学问的闷头学者。然而，他却做出了一个令学界同仁费解的决定：走出书斋，几乎完全放弃戏剧理论研究，周游全国，继而周游全世界，写他心中的“文化大散文”。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放弃了本已轻车熟路的戏剧理论研究？是厌倦了书斋的清苦生活，对外面的大千世界充满了好奇，还是出于学者的责任，想通过更大的媒介来表述自己的文化理念？
走出书斋的余秋雨，选择散文为他的抒发渠道，并不意外。但作家余秋雨初登文坛的散文方向并不与前辈类似，既不是钱先生的人生哲思，也不像季先生的回忆感悟。而是在他所到的每一个文化古迹前静默沉思，写出一篇篇“文化忧思录”……
“冒着生命危险”（余秋雨自语）寻访世界文明。在这个每个人都会去旅游的年代，他的“旅游条件”会令无数人羡慕：每次出访都有机构赞助买单，无需自掏腰包；所到之处均是车队随行，美女（主持）相伴。但即使如此，恐怕也没有个人愿意随他走这段路。余旅行家不仅爱去废墟，更爱在废墟前凭吊。常常是“走进一个著名的废墟，才一抬头，已是满目眼泪”。为什么他对废墟如此寄情，又为什么每到一处必要凭吊一番呢？
余秋雨是浙江人，长年生活在上海。他继承了上海人的睿智，也具备上海人的精明。在自己的盗版书遍布全国，令他几度萌生去意之时，他想到了网络。2004年，他以股东的身份入主“99网上书城”，做起了名誉董事长。在这之前，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最羡慕的身份是文化商人”。那么，真正做起了文化商人的余秋雨，对自己的这个新的社会身份，有怎样的认同呢？利用文化赚钱，它能坦然面对社会的非议吗？
“我希望成为别人的拐棍，而我的读者其实是我的拐棍。”他这样写道。“我愿意在我的有生之年，做所有关心我的人的拐棍”。作为公众人物和学术明星，已到花甲之年的他到了该考虑退休并安度晚年的岁数了。虽然他并不服老，但与他同岁的好友，在专业和商业上都颇有建树的陈逸飞的猝然离去，无疑还是给他敲响了警钟。他与他的学生，他的读者，他的电视迷，他的商业伙伴之间，又何尝不是拐棍的关系呢？面对来自各方的种种误解和责难，他还能实现作为拐棍的理想吗？他又为何以成为别人的拐棍作为人生一大幸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