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3
《世界读书日》
2017年春，八十岁高龄的傅申先生莅临南山书屋，为我们带来了关于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与鉴赏的深入讲座，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学术印记。在世界读书日之际，我们特推送傅申先生回顾其求学与研究生涯的文章，以表达对先生哀思与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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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申先生在南山书屋
傅 申
美籍华人，字君约，1937年出生，1948年随父母迁居中国台湾，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1968年赴美入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攻读中国历史专业，获博士学位。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耶鲁大学副教授、佛利尔暨沙可乐美术馆中国美术部主任、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指导委员、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兼任教授、北京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
傅先生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书画史与书画鉴定，著有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 in New York and Princeton、《书史与书迹——傅申书法论文集》、《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海外书迹研究》、《张大千的世界》（与陆蓉之合著）等；编有《歐米收藏中國法書名蹟集》（与中田勇次郎合编）、《董其昌の书画》（与古原宏伸合编）及新著《傅申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等。
我的学研机缘
文 / 傅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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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申先生在文研院演讲
（1936-2024）
“我的学研机缘”这个题目，令我想到过去台湾大学邀请有名的学者，举办过“我的学思历程”的演讲系列。这样的讲题在近代早期有牟宗三教授等人，而相较之下，反思本人，实在没有那么有系统、有理想性或严肃思考性的发展历程。回顾本人在过去 50年的学研过程中，的确也勤勤恳恳做了一些研究，写了几部书和几十篇文章，虽然主题并不集中，但是对目前台湾的学界来说，本人也不知不觉进入了前辈的阵容中。因此我想谈谈我个人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也许可以满足诸位对我的好奇心吧!
起初我想来谈谈我所做的一个书法方面的研究，是关于五代名家杨凝式的《韭花帖》的相关问题。主要是因为大陆有一学者以长篇论证此帖本来就“无款”，但我以书迹本身、它的两个有款摹本以及古代书札形式诸方面来探讨，我认为本来应该有款，再附带讨论杨凝式的书风以及哪一件是真的杨凝式作品。讲起来这也是书史上的大问题，然而这样琐细的考证，可能令今天的演讲变成一个催眠术的表演！因此考虑再三，还是接受原来的建议，但将讲题稍加修改为今天的题目，在我的老师方闻教授面前，来谈谈我平凡的学习与研究的机缘和过程。我也正好趁这个机会当着方教授的面，亲自表达我对他的感谢，他是改变我一生最大的关键人物，因为他从1968年以来的近50年中一直影响着我，谢谢方老师，请接受我由衷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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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申在台北“摩耶精舍”留影
今天我来回顾和梳理一下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机缘。我个人虽然在生活上由于我的无知和单纯，遭遇到一些不顺和挫折，但在求学和事业上，却要一路感谢方教授及许多从前的师长和友人，所以说得上是“一路顺遂”，这又不得不请诸位容忍我像自传一样从儿童时期说起，一同对我的学思历程有个比较完整的认识。首先总括我的人生为五个阶段：
一、农村的童年和小镇的基础教育(1936-1955)
二、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到台北“故宫博物院”(1955-1968)
三、普林斯顿求学时期(1968-1975)
四、从耶鲁大学到佛利尔美术馆(1975-1994)
五、返台任教台湾大学(1994年至今)
虽然以下的叙述大致依照这几个阶段，但是为了贯穿时隐时现的相关研究脉络和动向，所以往往在说明时作跨阶段的呈现。
农村的童年和
小镇的基础教育(1936-1955)
我并不是像许多朋友猜想的出身高贵或成长于书香世家，我出生在上海，1936年年底父母就将我交给浦东乡下老家的祖父母，再寄养在农村的表亲奶妈家里。我所接触的只是农田和小河，直到7岁要上小学才再回到祖父的小镇，所以当时我以为将来是要做农夫的。据我所知我的祖上并无功名和学者，由于傅家远祖来自北方山西，我有时将自己攀附为傅山的后代，就像董其昌称“吾家北苑(董元)”一样的道理。但家父确曾告诉我，后来迁居到上海的傅聪、傅雷是我的本家，但并无来往。傅聪到台北开钢琴独奏会时我特地去听了，但并没有去与他攀亲。我的曾祖父及祖父两代，在家乡累积了一些田地，我的父亲和三位姑妈，就被送到上海念大学。家父在上海念书时，结识了浙江天台籍的家母，舅舅是一位被打成右派的作家，这些都是我在日后才知道的。由于抗战，我由奶妈和祖母带大，祖父的教育水准虽不高，但也喜欢在家里挂一堂字屏，逢年过节也偶而悬挂仅有的几幅画，记得有一幅是画有月亮的梅花。
真正直接对我起到作用的是我的小学校长，他是一位书法热爱者，每天在办公室的窗边，在一叠纸上重复练字，把白纸都写成黑纸了，他还亲自执教全校的书法课。此外祖父督促在上海拜师学中医的叔叔也每天在家练字，我就变成了叔父的磨墨小童，并陪着练字，这也许是我日后走上书画及研究的小小诱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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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申先生赠送文研院的书法
抗战胜利后不久，我也自小学毕业，我的父母在台湾光复初期被派到屏东师范及附属小学教书，等安定之后，才将我从上海接来台湾，这是改变我命运的第一个关键。因为大我两岁的哥哥没有机会来台，后来重病去世。我到屏东后，上中学时喜欢美术课，但学的只是铅笔画及一点点水彩画，受到美术老师的鼓励。我对家父的同事、住在同一宿舍区的两位美术老师，时常带学生写生的生活非常向往，于是不顾父亲的反对，在大学联考时将当时台湾唯一有美术系的台湾师范大学作为第一志愿。虽然我考前一个月才从《芥子园画谱》及一幅珂罗版印的国画上学得一点基本笔墨，又仅在考前一天由师范大学的学长教导我如何使用木炭来画石膏像素描，却很侥幸考取了录取率很低的师范大学美术系。
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
到台北“故宫博物院”(1955-1968)
自我进入师大，从此就与美术结下了不解缘。但是终究美术的范围很宽广，我一年级时以为要走西画的路，然而经过基本国画、书法和篆刻的训练后，不但兴趣越来越浓，而且因为家境的关系及当时的经济状况，从来没有想到要去海外进修的念头，也在篆刻老师王壮为先生主动邀请我到他家学书法的鼓舞下，决定了个人努力的方向。我在大学四年级时的系展中得了国画和篆刻两项一等奖以及书法的二等奖（但一般都称我为“三冠王”，因为听说评审老师不愿让我独得三大奖，故将书法降为第二名），因此，当时我是以书、画、篆刻作为终生的志业。师大刚毕业，我静等教育主管部门分发到中学任教。同学中有背景的则各自运作，寻找他们理想的地点和学校。就在这时，我接到素未谋面的师大附中黄澂校长邀请吃饭，原来他来师大看了我们这一届的毕业展览。饭后他告诉我，服完兵役后就到这所同学向往的师大附中任教。我本来期待没有人事背景的自己，分发到偏僻但有壮丽山水的花莲或台东，可以在教学时从事山水画创作。如果真的那样，台湾可能增加一位山水画家，但是就没有今天的我了。
就因为留在台北，由王壮为老师引进了台湾最早的篆刻团体“海峤印集”。稍后为了做一个更好的书画家，需要增长美术史的知识，我考进中国文化研究所（文化大学前身），又得到张隆延所长的提携，在 1964 年成为“台湾青年赴非文化访问团”的随行书画家，也负责当代书画展。由于这个机会，我访问了非洲十余国，中途游历了巴黎、罗马、雅典和曼谷，为期百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壮游。我在大学四年级时结识了广东书画家陈子和先生，就常去他的“华阳艺苑”聚会，他也是当时台湾最重要的“十人书展”一员，我在他那里结识了当时许多书画篆刻家，都对我的创作有所启发和帮助。而其中对我日后发展影响最大的人，是书画家、外交家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叶公超先生，是他要我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第一次要我去时，台北“故宫博物院”还在台中的雾峰，我不想去，使他很生气。1965 年，我在阳明山的文化研究所快要毕业时，外双溪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落成，他再度举荐我去台北“故宫博物院”，于是我与江兆申先生同时进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在以上的人生阶段中，我每一位师长都是关键，最重要的当然是叶公超先生，因为入台北“故宫博物院”是我生命中另外一大转折点。天天看名画法书，引起了研究的兴趣，我便从此投入书画研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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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申行书 北山汲古：碑帖铭刻拓本
135 x 70 厘米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藏
谈到研究，在 1959 年我大学毕业后，通过阅读王壮为老师的著作《书法丛谈》，自己再读一点早期书论，发现古人在讨论书法美学时，除了一些抽象的形容词，也时常借用具象的事物来比拟，使读者得到比较具体的形象，容易联想，于是自己试着撰写了一篇《书论中的拟人拟物》（未发表）。后来为了提升自己创作的理论基础，考入了文化研究所的艺术学门，在张隆延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宋代文人之书画评鉴》，主要是阅读和整理苏、黄、米三家的书画论，这个练习，不知不觉为我日后撰写博士论文打下了基础。
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之后，我与江兆申先生负责书画的展览，为了挑选展品、写展览说明，第一步工作是要熟悉藏品。于是每天上午固定的工作是从库房调阅藏品，每天推来一车书画到我们的办公室，张挂在墙上，或在大桌上亲自展开册页或手卷，都是近距离甚至拿放大镜观赏，一直连看三年，看到我1968 年去美国。回忆那一段时期，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满足的时期，我像一块干海绵一样，畅快地吸收、学习。
由于我们的工作是选件展览、写说明卡，首要的工作之一是真伪鉴定。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辈学者庄严及李霖灿两位先生，也常到我们的办公室聊天，我们就趁机请益，或一同看画。那时书画的学术研究才刚起步，大陆各大博物馆进行收藏和整理的工作，也特别注重鉴定工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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