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学家、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的冯友兰先生，字芝生， 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其父是清光绪年间戊戌科进士，家境殷富，极重教育，堪称“诗礼人家”。冯友兰7岁上学，将儒家的“四书五经”，从头至尾，反复吟诵，从小就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1915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1952年后一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的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冯友兰先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有着不同寻常的交往，他们的交往始于1949年10月份。
1949年10月1日，冯友兰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当聆听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时，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几天后，即10月5日，冯友兰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毛主席：
在你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你们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为中国历史开了一个新纪元。这是关系全人类四分之一人的生死荣辱的一件大事，当然（也）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我参加了你在天安门就职的典礼，我感受到近几日来群众的欢乐。一切的新气象以及自北京解放以来的所见所闻，使我深切相信你所说的，中国人民不但是站起来了，并且一个文化的高潮即将来临，使中国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姿态出现于世界。
在参加这几日的庆祝的时候，我于欢喜之中，感觉到十分愧悔，因为在过去我不但对于革命没有出过一份力量，并且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国民党发生过关系，我以前所讲的哲学，有唯心及复古的倾向。这些在客观的社会影响上讲，都于革命有阻碍。
各方面对于我的批评我都完全接受，但是我也要表示，我愿意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努力改造自己，作一个新的开始，使我能跟着你及中国共产党，于新中国的建设中，尽一份力量。
……我计划于五年之内，如政协共同纲领所指示的，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将我在二十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写过，作为一个新编。诚如你所说的，我们不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要知道中国的昨日。
我愿以此项工作迎接将要来临的文化高潮，并响应你的号召……
冯友兰为什么要写信给毛主席呢？他晚年回忆道：“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我也写了一封。”
开国前后，毛主席日理万机，异常繁忙，但他还是很快给冯友兰写了回信：
友兰先生：
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此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10月13日
冯友兰后来回忆说，接到毛主席回信，他有两点很意外的感受：其一是，“我不料毛泽东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其二是，“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点反感，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直到多年后，冯友兰才反省道：“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锻炼，我现在才开始懂得这句话了。”冯友兰认识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困难”，要真正学习并应用马克思主义，就必得“马克思主义‘化’了才行”， “这样的‘化’岂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没有这样的程度，而要重新写《中国哲学史》，那也不会新到哪里，充其量也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生搬硬套而已”。
于是，冯友兰终于认识到：1949年给毛泽东信中所说的“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话真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话、空话、假话。夸夸其谈，没有实际的内容，这就是不老实态度”。
1957年2月27日至3月1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1800多人。冯友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了这次会议。
毛主席在27日下午的会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讲话分12个问题，从下午3点一直讲到晚上7点，他谈笑风生，讲得深入浅出，讲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个人，会场气氛非常活跃。
冯友兰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精彩报告，这使他不禁联想起“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指挥若定失萧曹”的诗词名句中的周瑜和诸葛亮。冯友兰充满钦佩地说：
“当然，毛主席的讲话是心怀全国，眼观全球，迥非周瑜、诸葛亮可比。但他确实是在谈笑之间，指挥若定，虽然担负着全国的革命重担，但又有举重若轻、若无其事的气象。”
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冯友兰出席了这次会议，又一次聆听了毛主席具体阐述知识分子和“双百”方针等问题的重要讲话。
3月11日晚，毛主席邀请了包括冯友兰在内的部分大学负责人在颐年堂座谈。此前，冯友兰发表了《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其中对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作了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新解，认为这句话的抽象意义可以继承。
座谈会开始时，毛主席一看到冯友兰进来，就主动地和他打招呼，并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可见，毛主席已经阅读过他的文章。会上，毛主席请冯友兰发言。冯友兰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说：“照现在讲法，有些很难讲通。”毛主席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散会时，毛主席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一番亲切的话语，使冯友兰深受鼓舞。
1957年4月1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的家中请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郑昕、胡绳、周谷城、王方名等哲学家和知名学者吃午饭。
冯友兰后来回忆说，那天其他客人都先到了，只有他迟到了。
“毛泽东问我说：‘方才找你找不着，你是在上课吧？’我说：‘不是上课。今天是任锐同志的周年，我上她的墓地扫墓去了。’毛泽东说：‘任锐同志是孙维世的妈妈。’我说：‘是的。’”
任锐早年参加革命，是冯友兰妻子任载坤的二姐。
不久，胡绳也到了。毛主席说：“你们都是打过笔仗的人。”毛泽东问郑昕是哪一省的人，郑昕说是安徽的。毛泽东说：“你们安徽出过曹操，曹操是个大人物，他比别人高明之处，在于他认识到粮食的重要。”
冯友兰后来充满钦佩之情地i评价说：
“曹操注重粮食的生产，这是众所周知的，可是把它归结为一句话，以为这是曹操的特点，这是前人所没有说过的。这是‘读书得间’，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是一个启发。”
这是冯友兰初次到毛主席家吃饭，他感叹道：
“毛主席的生活是简朴的。当时中南海的其他地方，如怀仁堂之类，都经过改建，油漆一新。颐年堂还是很陈旧的样子……他的起居饮食，看样子也不过是像一个生活比较优裕的教授一样，真是书生本色。”
毛主席与冯友兰亲切握手
1962年4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冯友兰在会上就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作了一个发言。4月15日下午闭会时，毛主席和中央全体领导同志接见到会的委员，并在一起照相。冯友兰恰好站在毛主席、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座位后面。
毛主席就座时，看见冯友兰就拉着他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
冯友兰说：“主席比我大。”
毛主席说：“不行了，我已经露了老态。”
毛主席又问了一遍《中国哲学史新编》进展的情况，并说：“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吧。”
冯友兰说：“我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
毛主席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
刘少奇说：“你的发言很好，言简意赅。”
周恩来也向毛主席介绍说：“这一次开会，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铭任老是他的岳父，孙维世是任老的外孙女，是第三代。”毛主席点点头。
这次会见，冯友兰感觉很好，说：“在这一次谈话中，无论是就谈话的内容还是谈话的态度来说，毛泽东都好像是对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因此，他回家后，情不自禁地赋诗一首：
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
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
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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