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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盘点|万字长文解读中国当代艺术十大现象

  股楼市泡沫,艺术或成最大赢家?

  (首先声明,这篇盘点有点长,没时间看完的,可根据标题提示选择最感兴趣的部分)

  上篇:艺术家与展览

  前情提要:雾霾与拆迁,一个都不能少

  一、 集体的回顾:为什么要怀念九十年代的艺术?

  二、个体进行时:各自为战的延续或突破

  三、现当代大师在中国:终于不再只是梵高、莫奈了……

  四、新、老牌双年展:不只是城市文化名片的打造方式

  五、逝者:不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下篇:机构与活动

  六、民营与私人美术馆:建馆容易经营难?迎难而上

  七、独立空间与自发组织:生生不息的艺术社会化实践

  八、艺术季与艺术节:旅游胜地的揽客新招式?

  九、艺术博览会:艺术圈里的买买买与卖卖卖

  十、艺术基金、驻留与奖项:远水与近渴

  结语:在回顾中前行的2016中国当代艺术

  如果说艺术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那么当代艺术其实是与每个人的关系最为直接的一种。在股楼市泡沫的今天,艺术,特别是当代艺术会成赢家吗?

  “造型跳东湖”,武大凌波门附近水域

  前情提要:雾霾与拆迁,一个都不能少

  两周之前,看到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黑桥艺术区正式宣布将在农历新年前后被彻底拆除的消息时,我在朋友圈发了一个有些矫情的问句:为什么艺术区拆迁总是在冬天?马上有艺术家回复:过年都回家了,容易拆。联想到2009年底到2010年初正阳艺术区、金盏艺术区的拆迁,在断水断电断暖还不管用的情况,这倒是一个很实际的理由。

  黑桥艺术区 2016

  从圆明园到宋庄、798,从东村到环铁、黑桥、草场地、酒厂、费家村,包括已经拆掉的索家村艺术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艺术家工作室的搬迁史。——不要说这与你我没关系,时不时的,社会上因为拆迁引起的大大小小的事件,我们总会看到。吊诡之处在于,一边在提倡发展文化艺术事业,一边却在不断的拆迁这些艺术家们赖以工作的艺术区。就像最近的一个热点,既想要提高中国电影的质量,却还有官方媒体称豆瓣、猫眼的评论“严重破坏了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

  李文,《100岁的东湖游泳池》,下方照片为李文所收藏的1910年拍摄的老照片,上方照片为李文2010年8月26日拍摄,拍摄地点为东湖南路半壁山西侧

  不同于金盏艺术区等地拆掉之后建成小区,据说黑桥艺术拆掉之后,会被重新规划成创意园区。是否属实,还有待观察。然而几年前发生在武汉的“东湖艺术计划”,却呈现了地产与艺术在这一层面的矛盾:华侨城项目在东湖开发,涉及填湖工程,周边艺术家聚集地也被迫迁走,艺术家们在2010年首次发起东湖艺术计划,每位参加者都可以去东湖创作一件有关东湖的现场作品,并特别建立一个网站即时发布作品信息,这个计划在2012年、2014年分别进行了第二、第三回,并在国内多家艺术机构展出,而华侨城旗下的艺术馆群,本身却是在支持当代艺术,这种戏剧化的悖论在OCAT深圳馆主办的一个活动上得到体现:草台班发起人赵川在此进行《世界工厂》的演出,邀请了美国的一个学者朋友,但这位学者拒绝于此表演,只同意参加讲座,原因是华侨城的东湖项目影响了他在武汉的艺术家朋友们,我至今仍记得他当时话语态度的坚决。

  这些当然还是一种相对直观的地产与艺术的关系。实际上我们通常说的地产与艺术,是在谈论资本和商业对艺术的介入与影响,有一种观点认为,股市和楼市的泡沫,会让资本转移,那么文化产业尤其是艺术品收藏、交易这块,则成了资本新的青睐对象。如果这种推测成为趋势,那么对艺术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也许对艺术品、艺术市场来说是好消息,对大部分艺术家来说或许也是,但对艺术本身,对当代艺术自身的演变本身,则未必这一点上,不少当代艺术家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此保持有一定的警惕性。

  十夜展览之“忽逢桃花林”海报

  同样是12月,离黑桥不远的草场地艺术区,有家名为“龙泉洗浴”的澡堂玻璃门上贴着转租的字样,对面理发店的阿姨说,这家老板是半夜跑路的,还有不少人的会员卡都没退呢。其实这家店多少也有些来头的,——别误会,这当然没法跟那些传说中互联网大佬们爱光顾的俱乐部一类相提并论,也不能跟北京那家老板跑路的英语培训中心的学员受到的损失相比,记得它在几年前刚开业的时候,就有一些艺术家根据里面空间做了作品以表支持,后来店老板几经转换,最后这任竟然跑路了,为什么跑路?因为雾霾:上面规定这些烧柴烧煤的澡堂一律停办,查到重罚。所以,我们也得以在12月11-17日的这一周里,可以在另一家名为“大众浴池”的大小澡间里看到一场当代艺术展览:忽逢桃花林,这是 “十夜”展览中的四个部分之一,活动策划方给澡堂老板了一些补助,让它变成临时性的展览空间,而参展艺术家里,如倪有鱼、夏星、杨福东、王功新、王庆松、吴高钟、庄辉等人的作品,放到博览会或画廊里,都价格不菲,当然这里是不销售的。一个跑路一个换个方式当老板,——虽然是暂时的,这就是同在一片雾霾下,两个澡堂老板的不同命运,多像一篇后现代小说。

  貌似扯远了,言归正传,接下来我们也就未能免俗的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总结出十个关键词,或者说现象,以期对2016年的中国当代艺术进行梳理,分辨出某种倾向或线索。

  1999年4月“超市”展上宋冬的行为作品《“颂冬”艺术旅行社艺术导游与导购》,宋冬身后是展览的举办地点上海购物中心。

  一、集体的回顾:为什么要怀念九十年代的艺术?

  先来看几个展览:

  2016年6月,意在重现与探讨中国九十年代当代艺术展览的“关于展览的展览:90年代的当代艺术展示”在北京OCAT举办。内容包括有关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展览的材料,核心是1997年到2000初之间组织的12个当代艺术展览(其中一些被叫停或取消),其场地包括大型公共美术馆、私人美术馆、商厦、酒吧、城乡交界处空间、都市建筑地下室、古建、会展中心以及不同类型的非展示空间。

  同样在6月,“三角洲行动之大尾象:一小时,没空间,五回展”在广东时代美术馆举办,“大尾象工作组”由艺术家陈劭雄、梁钜辉、林一林和徐坦组成,九十年代活跃于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这次展览是对大尾象主要作品、展览活动和现存文献的第一次回顾、整理和重现

  2016年11月,“温普林中国前卫艺术档案之八〇九〇年代”展在红砖美术馆开幕,集中展示“温普林中国前卫档案”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记录并收集的中国当代艺术档案:中国当代艺术史上不可忽视的展览、艺术现象以及艺术家的创作现场。

  同样11月“中国行为艺术三十年文献展”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开幕,展出自1980年到2014年行为艺术重大活动的相关内容,包括41件代表作的图文材料、行为艺术三十年年表和部分文献。

  1991年,“大尾象工作组艺术展”(第一回展)街头横幅,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

  从广州到北京,这些回顾性的展览在今年被展示和讨论。2016年10月,作为“关于展览的展览”中的12个展览之一,“野生1997年惊蛰始”的部分参与者们:戴光郁、郭世锐、林一林、宋冬、张新、庄辉聚在一起,讨论了那个时代野生环境下中国当代艺术工作的方法。《野生》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的27位艺术家举行的“非展览空间、非展览形式”的艺术活动,从1997年惊蛰(3月5日)开始,进行了一年的时间。艺术家按照各自地区不同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以及自身不同的背景,进行讨论交流,为此次活动专门制定方案,并在一个相对长且统一的时间内实施作品。实施作品的地点开放,而且分散在全国各个不同的地区。

  “野生”的主要组织者宋冬提出了三个目标:第一个是将实验艺术和艺术家从美术馆和画廊中解放出来。他写道:“艺术在今天越来越依赖于博物馆、画廊以及名目众多的展览,使‘艺术’这个名词在一个规范的系统下越来越少地‘出错儿’。一切好像清晰的程序,即使是丝毫的偏差也可能造成整体的瘫痪。”因而呼吁参与“野生”的所有艺术家离开“正规体制”。第二个目标即脱离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存中心,因为意识到北京作为大多数艺术展览的所在地造成了两种不良后果:一是北京在艺术界具有了一种绝对的强势地位,而这种地位又和这个城市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身份相关;二是这种强势地位造成了地方的“自卑情绪”:外地艺术家往往感到他们的成就和“重要性”必须根据北京设置的标准来评判,即便是在处于边缘的当代艺术中也是如此。“展示”是第三个目标,是一种脱离现存展览空间和展览形式的新型公共艺术陈列。

  巫鸿认为 “野生”有几个意义:协助构建了一种中国式的举办和展示实验艺术的特殊方式,制作了一本严肃而成熟的展览图录,并产生出一系列重要作品,其中包括张洹的《为鱼塘增高水位》、陈劭雄的《街景》、庄辉的《5月13日我与318位警察先生的合影》、宋冬的《中轴线的置换》。“野生”于1998年初完成以后,其中的一些作品继而进入了大型国际展览,并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经典”,但它们与“野生”的原初联系反而被忘却了。这个变化很有些反讽的意味:这些作品最初是被为“非展览空间”创作当代艺术的想法所启迪,但最后却在艺术馆与画廊里被作为“艺术物件”而受到赞誉。

  吴文光录像纪录片《日记:1998年11月21日,雪》的截图。

  在论坛上,几位艺术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林一林谈到,他对“野生”的理解有两个层面:第一个作为90年代中国艺术家其实都是野生的,虽然在美术学院学习,学的也都是传统的,对于现代、当代艺术都是自学,是离开学校以后才进行的实践,第二个层面,因为当时没有展览空间,所做的作品都是在室外或者是临时的空间里。当时中国社会矛盾不像现在那么激烈,而且没有发生那么多事情。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是关于土地的问题,后来大量的拆迁,特别是近十年来这种社会矛盾,在社会里边的对抗,多多少少把艺术的注意力改变了。当时在一个相对自然的环境里边,有一个所谓“自然风景”的问题,90年代在野外所做的东西有一个很好、很纯净的背景。到现在如果一个艺术家在一个自然环境里边做,他能够带来的讨论是不如这种社会现象的。另外一点他们1996年在香港参加“走出画廊”的展览,其实它的英文是“走出白盒子”的概念,到现在刚好又反过来,非常吊轨,很多艺术家想进入画廊做展览,因为有一个商业推动的原因。

  为什么今年有那么多关注90年代艺术的回顾?他认为可能对更年轻的一代有一个比较,就是90年代的艺术和现在艺术的区别,能够体现到中国90年代艺术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在西方也会提出来为什么90年代的艺术很重要,可能相比2000年之后艺术市场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后网络”时期的艺术是很碎片化的呈现方式,反而90年代的艺术跟80年代的艺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西方80年代的艺术最早是通过市场来推动的,很明显,90年代艺术刚好是加在两个商业之间的一个空间里边,所以现因为网络的作用,有很多事情是把市场给消解了,可能在某一点上是可以与90年代对接的。

  庄辉认为,今天谈“野生”的话题,它的意义不在于说像几个红军老爷爷在讲故事,“野生”的问题在于当下,“野生”的姿态给当下能提供什么样的有价值的信息。他们那个时候不是说没有可能进入制度的体系,比如说进入到美协、进一步进入到美协系统里边的展览,是有可能的。但是那时他们跟当时艺术形成的制度,有一个特别决绝的态度,是完全要跟它产生一种对立关系。一直延续到大概2000年之后,他们从地下的状态现在慢慢的已经到了完全被公众接受,并且成为社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比如关于当代艺术、画廊、美术馆、博览会、拍卖场,就是从一个背离官方美术制度到了另外一个形成的目前这样的制度。从一个叛逆者的角度走到了今天,实际上也会发现一起同行的朋友们、艺术家们有的堕落了,有的不做了,变故非常大。“野生”在现在提出来要强调的是,现在面对新的强大的“当代艺术制度”,不是说必须要跟这个制度对抗,不进入画廊或者是不进入这个制度里边生存,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家一定要对此有一种警觉,警觉它对艺术、对艺术家个人自由的艺术创作的有害性。

  “野生”项目中,张洹的行为作品《为鱼塘增高水位》(1997年)

  他也谈到,1990年代和85新潮时期已经有一个艺术的开始,但是90年代的艺术家为什么会自我组织的意识很强,实际上大家对在85到89年之间形成的权力模式是比较反对的。另外80、90年代是东西方开始相互崩溃、瓦解的一个时代,他们赶上90年代的时候,还年轻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和自信。实际上通过二三十年的历程,不单是中国,包括整个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后来大家发现那个世界不是我们想要的世界,目前这个世界给人的整体感觉是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甚至能深入到每个人的毛孔以前会想,苏联解体,从此世界要大同了,实际上到今天为止我们发现这种寡头势力又开始回来了,这个也可能是人们在不同的领域里边去反省90年代的原由至于他的艺术观念,则是做艺术重要的不是做艺术,而是在做艺术的这个过程里边的学习,他现在是尽可能把每次做艺术的一个动机变成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宋冬谈到,“替代空间”指的是什么?比如某个人的家,某个公寓,或者是一条街或者是谁一个地方可以临时地去使用一下,被替代成为“展览空间”,恰恰是因为没有展览空间,所以中国的很多艺术家因为有非常强的创造欲望,热爱艺术、想去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要找到自己的独特语言,他们自己去找实施作品的空间,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工作当中,艺术跟空间产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跟环境、跟周边的人群、不同的观众产生了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恰恰产生出来一种可能在真正的展览空间当中不能够去呈现的艺术。

  同时宋东也谈到90年代还有一个世纪末的心态,整个全球也是那样一个所谓世纪交替,未来新世纪到底是什么,也在解决自己的一个生存的问题,包括90年代的艺术地下的状态,大家的激情没有被所有外在禁锢的东西按捺住,会找各自的方式来呈现。今天翻过头去看不是为了给那个时候重新定位,而是更加清晰地看前边的路,下边应该怎么走,如何面对,人不管什么时候都会面临困境。有钱也是困境,没钱也是困境,但是钱不是最关键的困境,在于你如何去解决你面临的困境。

  2016年4月,“徐震”在上海闹市愚园路开了一家“徐震”超市,红绿配的店面风格,十分醒目。市民们饶有兴致的迈入这家新超市,看看买点啥。结果发现所有商品只是包装完好,里面却空无一物。

  二、个体进行时:各自为战的延续或突破

  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意大利艺术理论研究者莫妮卡·德玛黛(Morlica Dematt)在《艺术·各自为战的运动:亲历中国当代艺术20年》(2008)前言中曾写道: “从我刚来中国到现在,当代艺术的舞台天翻地覆:展览、画廊、双年展、杂志、拍卖会以及其他有关活动层出不穷,很多艺术家看到了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很高兴小康生活已很普遍,对很多人来说物质问题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但是,从个人来讲,我很痛心地察觉到几乎没有人再谈论艺术问题了,大家所关心的仅仅是参加展览、行情、价格和机遇等话题。”她把中国当代艺术的初期比做恋爱阶段,满腔热忱、激情、“狂热”,而现在的话题就像是一对夫妻关于晚餐买什么吃的,儿子上什么学校,日常生活琐事之类的话题。非常实用和具体,但是缺乏刺激性。对她来说那些:总有新人冒出来取代“已成家立业的人”:从理论上同时深入思考个人和普遍意义问题的人的存在很重要。

  近十年过去了,那些让莫妮卡期待的新人出现了吗?在2016年里,我们看到已经成为中国主流的艺术家们个展不断,王兴伟、向京、张大力、王音、曾梵志等都推出了新展览,或在延续,或在延续中有所突破,比如向京的作品,因为抽象性的加强而带上了一点科技感的想象,蒋志、孙逊、邬建安等70后艺术家也呈现出某种他们的新作,更年轻的艺术家们,比如在站台中国展出的元元杨画廊展出的范西UCCA展出的班、空白空间展出的杨健,他们的作品,或许分别呈现了年轻艺术家们在绘画、摄影、影像以及装置方面的一些探索。

  在上海,80后艺术家张鼎把一场充满声光电舞的演出带进K11美术馆,徐震及没顶画廊4月份在上海闹市愚园路开了一家“空壳”超市:所有商品只是包装完好,里面却空无一物,这家开了一个月的超市让他亏本,试水“徐震超市”之后,在11月他开设在西岸的首家“徐震专卖店”,从雕塑、装置到架上绘画,作品相比其在长征空间或香格纳画廊展出的价格要低许多,每件作品被制作成100个版本,反映了徐震“让艺术品成为必需品”的理念。 ——这些似乎是对他们的前辈们在艺术社会化实践方面的某种回应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无题”(罗斯在洛杉矶的肖像)》,1991年。糖,彩色玻璃包装纸,数量无限。总尺寸可变。理想重量:175磅(相当于艺术家伴侣罗斯的体重)。

  三、现当代大师在中国:终于不再只是梵高、莫奈了……

  今年最热最有争议的国外艺术家大展,恐怕要数11月在中央美院美术馆的“基弗在中国”了,并不是说这位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的粉丝比9月份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展出部分手稿的达芬奇还要多,而是由此牵扯出的展览机制问题,引的大家的讨论和关注,比如收藏机构作展览是否需要经过艺术家本人同意。不管怎样,相比这些扑朔迷离的问题,我觉得看作品才是正事,至少,对于他的粉丝来说,不用跑到的国外去看了。再看看其他国外大师的展览会发现,终于不再只是梵高莫奈了:

  3月,20 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的回顾展登陆上海余德耀美术馆,这不仅是贾科梅蒂在中国的首次大展,也是继 2007 年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大展之后全球最大规模的回顾展,6月,"劳森伯格在中国"北京798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8月波普艺术大师展览“安迪·沃霍尔:接触”在北京木木美术馆展出,10月“安迪·沃霍尔:影子”在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展出,9月底,上海外滩美术馆展出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的作品,是这位已去世20年的古巴裔美籍艺术家在中国的首次个展,尽管展出的40多件作品创作于上世纪(1987年至1993年间),有评论认为,它充满了现在时的意味,带有将过去完成的作品置于现时及当下的企图。

  正如艺术家、资深艺术媒体人康学儒评价劳森伯格展览的意义:劳森伯格在1953年擦了一幅德?库宁的素描作品,这一行为可以视为两个人的一次冒险合作,这应该是两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它不是前辈对晚辈如此要求的不屑,也不是新人对大腕的唯唯诺诺,而是两个艺术家之间的一次对话协商。真正的艺术创作就是对既成话语、权利中心和文化偶像的擦去。新的艺术就是擦去旧的偏见建立新的偏见。这种擦去不仅是擦去别人,而且还要擦去昨天的自己。所以,我们今天纪念劳森伯格,了解他,再擦去他,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对于其他艺术大师,也应触类旁通吧。

  首届银川双年展作品:印度艺术家卡提克·苏德作品《变成树的男人》(2016)

  四、新、老牌双年展:不只是城市文化名片的打造方式

  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家个展或群展,双年展往往体量巨大、耗费巨额,通常有一个宏大的主题且或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参与,也因此,双年展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城市打造文化名片的利器。今年的双年展除了老牌的上海双年展、台北双年展、连州国际摄影年展,银川双年展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一匹黑马的角色。

  9月,第一届银川双年展在银川当代美术馆举办。由艺术家、策展人及印度科钦-穆吉里斯双年展的创始人之一的伯斯·克里什阿姆特瑞策展,参展的艺术家共有73位,来自于33个国家,参展艺术品在美术馆内及华夏河图银川艺术小镇园区内呈现。双年展选题为“图像,超光速”,主办方介绍:旨在揭示当今世界所面对的一切冲突并通过全球创造力的汇集建立表达可能的主张,透过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响应现下所面临的社会、政治、自然环境变动及破坏等问题。

  11月,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主题“何不再问:正辩,反辨,故事”,由来自印度的Raqs媒体小组担当主策展人,试图通过92位/组艺术家的作品,唤起人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的更多疑问。展览将在一系列交叉轨道中得以实现——“终端站”,“复策展平台”,“理论剧院”,以及“51个人”。

  11月,第三届 CAFAM 双年展以“空间协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来命名,央美美术馆试图提供一种新的展览实验模式。“协商”是这次双年展的基本工作模式,策展人化身为协商员与其他身份的协商员就艺术家提交的艺术方案进行平等协商交流,力求一种方案落地的最佳模式。每个参与协商的方案最终都以视频的方式在展厅播放,包括最终未能入选参展的方案,整个展览组织的幕后也构成展览的一部分。在“空间协商”的方法和原则上,组织了除央美美术馆之外的多个公共空间来有针对性地呈现参展方案,这些空间包括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北京市花家地实验小学、北京来福士购物中心、798艺术区以及中央美术学院教学展厅。这也使得本届双年展在社会性与公共参与性上取得了较前两届更大的突破。

  无论是城市或是学院主办,这些双年展出了打造文化名片之外,越来越社会化的倾向无疑也给公众提供了接触当代艺术的条件。还有个值得一提的,12月初,一群艺术家把他们Individual实验艺术项目的第四回称为“花家地双年展”,主题为“吃瓜!吃瓜!”,在中央美院边上的小区进行,也是对美院、美术馆、双年展系统的小小调侃。

  《孵蛋》张念1989:张念当时头戴小帽,将一张大白纸挖了个洞,套在头上,胸前写着“孵蛋期间,拒绝理论,以免打扰下一代”的字样,盘腿坐在稻草上。周围地上散放着十几个鸡蛋和写着七个“等待,等待”的纸。上帝造世界用了六天时间,第七天是休息日,张念用七个“等待”来等待艺术的新生。

  五、逝者:不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2016年的文化界,杨绛、庄奴、陈忠实、贺友直等作家、词人、漫画家的去世让人遗憾,而艺术评论家、策展人黄专、艺术家张念、艺术家陈劭雄的去世也让人惋惜。黄专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便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当代艺术活动。曾参与编辑《美术思潮》,1992年参与策划“广州首届九十年代当代艺术双年展(油画部分)”,2002年参与策划“重新解读:首届广州三年展”。曾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OCT当代艺术中心执行馆长。张念属于85新派一代,曾在89现代艺术大展上做行为“孵蛋”,后期也创作跟蛋的有关的作品。陈劭雄作为当代艺术家,也是“大尾象”组合成员之一,上世纪80年代进入广州地下实验艺术界,其创作运用多种媒介记录中国发展中的城市风景与社会现象。

  与上述几位不同,80后女艺术家孙少坤在9月自杀,据说原因是抑郁症,与那段时间被刷屏的演员乔任梁如出一辙。

  《繁花》的作者,上海作家金宇澄在新书《回望》的一节里写到他去世的父亲与其老友:“在老境中,友人终将一一离去,各奔归途。……死者的模样仍然是在的,在活者的脑中徘徊,却不再有新的话题,只无言注视前方,逐渐黯淡。这种化分之后的形象,终也有一天,连同保存印象的主人一起,忽然消失。人的全部印象,连带记取他的活者本身,全都消失以后,才是真正的死亡。人是在周而复始替换这些印象中,最后彻底死去的。”对于文化艺术界是逝者,最好的纪念大概是他们的作品和故事,以及这作品和故事里所流露的精神价值或值得思考的问题。

  尤伦斯艺术当代中心

  六、民营与私人美术馆:建馆容易经营难?迎难而上

  6月30日,UCCA和尤伦斯基金会联合发布声明,UCCA将被出售的传闻被证实。自成立九年多来,UCCA 一直是中国最具新闻点的艺术中心。这家由外国人创办的机构,有着“当代艺术的孵化器”之称,自建馆至今,举办过各类展览、艺术论坛、学术讲座、儿童工作坊以及艺术电影放映、音乐、戏剧演出等不同形式的活动,仅艺术展览就超过一百场。好在这并未影响UCCA的运行,至少目前来说,展览活动依然进行。

  另一方面,国内的民营美术馆热潮仍未降温。5月,由收藏家刘益谦、王薇夫妇创办的龙美术馆重庆馆正式开馆,这也是在上海设立浦东馆和西岸馆,龙美术馆的第三个场馆。9月,南京百家湖美术馆在南京市江宁区开馆,9月,由邱志杰出任馆长的上海明当代美术馆以全新表演艺术大展《为什么表演》正式宣告开馆,在此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明美术馆经过连续呈现的“实验剧场三十年”、“明和电机:超常识机械”、“杨罗威斯:无声之名”及《父之屋》20小时长时表演等一系列展览及活动引起广泛关注,12月,原·美术馆开馆在南滨路开馆,重庆的民营美术馆阵营又添新丁,同在12月,上海复星艺术中心开馆。

  位于商业区的原·美术馆

  民营美术馆热潮背后的冷思考是:这些开办的美术馆如何良好的运营下去?艺术家、川美老师李占洋认为,场馆建成之后,关键是经营,需要时间和软件,原·美术馆馆长梁克刚在搜狐艺术对其的采访中表示,国内美术馆多是靠个人的情怀,有的时候难免没有持久性,但也没关系,先是让大家都去不断的开新的美术馆,才会产生行业竞争,才会优胜劣汰。同在南滨路的重庆长江当代美术馆馆长邹玲则表示:做美术馆可能是终身的职业,而且大家都知道做美术馆不是这么简单的,前期可能会比较容易一些,越是到后面,越需要有一个良性的持续的发展,这个是很难的。

  磨刀不误砍柴工,美术馆的从业者们也在不断交流。11月初,“第四届中国民营美术馆发展论坛(CPAMF)”在上海举办。这届论坛由上海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与99艺术网联合主办,邀请了23位国内外知名美术馆馆长及专家学者,分享并探讨如何共同面对未来民营美术馆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11月底,就全球博物馆行业共同面对的艺术领域“公共教育”话题,“参与·交融:CAFA&AAM中美博物馆公共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央美院美术馆举行,参会的国内外博物馆界人士逾200多位。馆长王璜生提到艺术的民主化问题博物馆是一个文化权利机构,如何在开放的民主社会去运用它对文化权利的警惕,而更多的跟社会发生民主化的自由交流的可能性。12月初,广东美术馆举办“当代语境下的多位思考”2016策展人论坛,来自国内外近30位馆长、学者及策展人参与,并首次邀请了16位青年策展人与美术馆合作。这既可以看作是一次行业内的讨论,也是广东美术馆——这家官方背景的美术馆在策展人机制上的新尝试。

  包晓伟+李元生《茅屋为秋风所破》2016.8.15-2016.11 石节子村特产苹果,在苹果即将成熟的季节,利用光照和果农的苹果贴字技术,把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整首诗逐字贴在苹果上,共181字。待苹果可采摘时,艺术家按照市价收购贴字的苹果。

  七、独立空间与自发组织:生生不息的艺术社会化实践

  2016,一些小型的独立空间和自发的组织或个体,也在进行着各自的艺术社会化尝试。

  8月底,为期一周的第二届“北京独立艺术空间节”开幕,呈现或是存在固定地点,或者对公共空间,私人公寓或者数字空间进行占领的独立艺术项目。他们希望通过探究艺术空间及其概念的各种可能性,来推动对中国独立艺术实践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今年的主题围绕着“试水”,一个对既不固定又非可控,却是流动、灵活、基本和无处不在的大小实践所做出的宣言。

  试水:第二届“北京独立艺术空间节”海报

  其中的北六环当代美术馆项目颇为有趣,也值得思考。该项目利用北京北六环附近废弃的岗亭、仓房、水井房等作为艺术家的展示、交流空间。在参加独立艺术节前已经在举办了四次展览,受到艺术家和批评家积极的肯定和响应。同时由于有附近村民和民工的少量逐步地参与,这些美术馆项目也成为乡村生活的一小部分。这次是第五回,其中一个作品《废弃与生长》,地点在北京市昌平区橘郡西南角岗楼美术馆,艺术家在附近取土一车,同时邀请观众从城里的住处附近带来泥土,多少不限,在当天铺满该空间地面,并不时洒水,期待在寒冬到来之前能够有杂草生长,野花开放。发起人王宝菊认为,北六环当代美术馆是对目前日趋商业化的艺术生态的一个策反,也是对林林总总高大上美术馆的一种恶作剧式的嘲讽,更为重要的是,它试图探索并拓展了当代艺术空间的新的可能性。在远离喧嚣的偏远之地,当代艺术也在生生不息,茁壮成长。

  此前一个月,7月7日-9日,在甘肃的一个乡村里,进行着另一个艺术实验项目:“一起飞-石节子村艺术实践计划”,展出了艺术家和村民们的合作成果。从2015年5月15日启动至2016年7月已经一年多,造空间和石节子美术馆联合发起并邀请25组艺术家和石节子村民通过抓阄结成一对一合作搭档,开启了一种艺术家与村民商讨、互动、共建的创作方式,目前大部分计划已经实施完成。“一起飞”强调艺术家与村民合作的重要性,在缺乏赞助经费的情况下,艺术家面对贫困的、被遗忘的石节子村的具体现状,通过与村民随机结合,通过自愿、平等的交流沟通,在彼此日常生活经验和思维精神层面的碰撞与冲突、沟通与协作下,达成彼此认同的可行性合作形式,在现实困境中建立某种贫困的连接方式,尝试提出改变在地现实问题的途径。这是一次企图让当代艺术融入石节子村日常生活的具体行动。

  艺术家石玩玩《叶家堡之战》,单屏幕录像,5分钟,1920x1080,彩色双声道,2016

  义工计划-百姓幼儿园是造空间与百姓幼儿园合作的艺术实践,百姓幼儿园地处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叶堡乡叶堡村,距离石节子村几公里远,艺术学硕士胡建强2010年结束了北京的打工生活后返乡独自创办了该幼儿园,这里最初只有七个学生,凭着多年的城市和乡村交织的生活经验,欲将梦想付诸实践。造空间负责人琴嘎2013年至2015年多次进行实地造访考察,对于幼儿园艺术教学艰难的真实处境,以及园长胡建强实现梦想的执念所打动,和胡建强多次充分交流与协商,酝酿与准备,决定发起“义工计划-百姓幼儿园”,有针对性的组织、邀请艺术家、设计师、艺术教育工作者等和孩子们,在现实冲突与困境中一起通过绘画、戏剧、舞蹈、音乐、雕塑、设计等媒介,以平等、自由、爱、乡村生活为核心价值,搭建自由想象力的实验田,引发新型乡村幼儿教育框架的建构与延伸。经过六年的教育实践,百姓幼儿园从弥补本村学前教育缺失转型为开始探讨和实验乡村新教育,取得了一些周边家长和孩子们的认可,呈现出在困境中的勃勃生机。

  义工计划-百姓幼儿园 第七回:但是臭水沟怕什么 发起人:琴嘎 艺术家:赵晨 时间:2016.11.25-2016.12.16

  但是今年幼儿园的实际情况异常艰难,由于教育政策的偏移和幼儿园硬件软件等多方面原因的制约,至今尚未获得办学许可,每个入园的孩子也就得不到500元保教费补助,日后也将面临孩子们从幼儿园阶段起建立学籍,影响小学入学问题,这学期人数骤然减半,这些具体的现实因素都强烈地挤压、威胁着百姓幼儿园的生存空间,百姓幼儿园正在呼吁,以艺术的名义和具体行动勇敢地和社会现实博弈,唤起社会各界对这个中国现实缩影的问题关注与行动思考,争取自由空气的存活空间

  另外今年值得关注的实验项目还包括康学儒发起的“放开打”、崔灿灿策划的“十夜”、樊林、胡斌策划的展览“场域的毛细血管” 、基于微信平台的“文化”、艺术家电影项目、第二届“素人与漫画艺术节外交公寓12号策划的“GU DEXIN 顾德新 1994-02-04”以及搜狐文化拍摄的有关性少数的纪录片《吃饭的时候我们谈谈爱情》。

  

  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上,大黄鸭之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做了条金鱼。

  八、艺术季与艺术节:旅游胜地的揽客新招式?

  与独立艺术活动不动,有一类艺术节与艺术界往往是建立在商业或旅游地的基础上,成为旅游地的揽客新招式,像丽江束河古镇的“亚洲青年艺术节”、北京CBD“买得起艺术节”等多数娱乐性比较强,当然也有做的专业的。

  2016年3月,“乌托邦·异托邦——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在中国乌镇北栅丝厂开幕,展览共展出55组(套)130件作品,在40位(组)参展艺术家中,有13位(组)艺术家为展览提供了全新的方案,有8位海外艺术家采取委托就地创作、就地展示的方式。除了在室内的,有一部分在乌镇旅游景区展出,比如大家熟知的大黄鸭之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这次做了条金鱼。由文化乌镇主办,邀请了冯博一为主策划,据说展览经过一年多的策划和筹备,展期三个月,与一般艺术节的较短展期拉开了距离。期间还举办面向不同人群,免费、公开的系列公共教育活动。

  徐冰电影作品《蜻蜓之眼》在乌镇邀请展

  这也是继乌镇戏剧节之后,乌镇打造的另一个文化品牌。首先艺术家阵容上值得肯定:阿布拉莫维奇、荒木经惟、埃利亚松、罗曼·西格纳、比尔·维奥拉、奇奇·史密斯、安·汉密尔顿、奥利弗·赫尔宁、约翰·考美林、崔有让、赖志盛、艾未未、宋冬、隋建国、向京、徐冰、尹秀珍、张大力……尽管更多人可能只关心霍夫曼或荒木经惟。展览的宣传做的非常到位,在开幕前只发布展览消息不透露作品,吊足媒体胃口,开幕,闭幕,讲座活动等环环相扣,在北京地铁、上海机场,甚至地图导航APP也可以看到相关的信息。

  12月,第五届“三亚艺术季”在三亚举行,这是“以商业地产为战略主导业务的大型企业集团”——华语集团主办的艺术活动,同样是有着较长的展期。艺术季旨在提供艺术与公众的交流平台,今年在保留经典部分的基础上增加了两大新板块——公共艺术项目“日行迹”及“华宇艺术论坛”,与“华宇青年奖”奖项评选及颁奖、入围艺术家主题展同期展开,增强艺术的社会互动性,强调“公共性”、“在地性”和“学术性”,艺术家选择上更偏重青年艺术家。

  在用艺术吸引更多游客这方面,各家都在想尽办法,这没什么不好,关键在于艺术水准,而不是用来装饰的噱头。

  上海西岸艺术博览会

  九、艺术博览会:艺术圈里的买买买与卖卖卖

  不同于美术馆,所以博览会除了展示之外,就是藏家们买买买与画廊机构卖卖卖的大聚会,或者说是盛会自身的买卖需求本身给我们带来一个参看新作品的机会。

  国内老牌的艺术博览有两个:艺术北京与CIGE。2016年4月,艺术北京进入第十一个年头,依然在农展馆举办。2016年的参观人数让不少人称赞:四天时间9.5万,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今年3月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当代馆、经典馆、设计馆、“ART PARK”公共艺术展区的分类也让166家参展机构杂而不乱,对此大部分人们还乐意接受,媒体也多有褒奖,包括“校尉胡同5号——第二回展”、“当代陶瓷单元”两个主题展,以及期间做的“阳光未来儿童艺术教育公益项目”。然而同时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当代馆过于保守。

  2016艺术北京

  艺术北京品牌总监李孟夏在搜狐艺术对其专访中回应:因为博览会不同于单纯的展览,它是由大量商业画廊根据自己对市场预测从而选择艺术家以及作品面对市场检验的平台,当市场非常沉闷接近无聊的时期,一些画廊会选择具有实验性的艺术家及作品来激活市场嗅觉;而当市场新鲜刺激不断然而依旧疲软的时候,嗅觉敏锐的画廊则开始推销比较保守的不那么冒险的艺术家及其作品;而目前中国的情况是,藏家群体新旧更替,新入场的藏家的口味和习惯正需要商业画廊培养,很多习惯旧的市场氛围的画廊并没有敏感的意识到这一消费群体涌入而带来的多样化的选择,而另外一些画廊则为未来艺术消费市场准备了大量入门级偏讨巧新入门藏家的作品,他们也从这种选择中得到丰厚回报。

  2016年9月,第十二届中艺博画廊博览会如约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CIGE于2015年推出了“50家画廊展位+50位艺术家个展展位”的展览模式与免收展位费的经营模式,这种创举使得2015CIGE整体面貌为之一新,整齐的参展名单与高质量的作品得到业界人士认可。 2016CIGE继续延承“画廊A区+艺术家个展B区”的展览模式与免收展位费的经营模式:画廊区、艺术家个展区、特别项目展区、媒体区。作品中较为惊喜的是,林冠画廊带来了国外一位艺术家的虚拟现实作品,体验过的观众会有印象,那绝不等同于一般的游戏画面。

  11月,第三届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在上海西岸艺术中心举行。除了31家海内外画廊带着最具代表性的代理作品,还有大量美术馆、画廊、艺术家工作室、建筑师事务所等机构开放。几乎同期,第四届ART021在上海举办,从第一年29家画廊,到本届84家参展画廊,展览分三个单元:主画廊单元、APPROACH单元和公共项目单元。

  总的来说,上海的博览会起步较晚,但势头似乎更旺。

  NCAF举办新艺向沙龙,邀请各非营利空间负责人参与讨论

  十、艺术基金、驻留与奖项:远水与近渴

  国内艺术基金制度的不完善一直被诟病,比如支持艺术项目的公司不能像西方那样享用免税政策,国家基金多是支持国有单位,很少能到当代艺术或民营机构。然而还有些基金在逐渐缩小远水与近渴的距离。

  3月,专门针对录像艺术的非营利艺术机构录像局,获得了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新艺向”2016年特别资助的十万元人民币。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NCAF)是近几年成立的,由收藏家王兵和薛冰共同发起的非营利基金会,旨在研究、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资助范围包括:非营利性的当代艺术机构、艺术空间与美术馆;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包括作品创作、驻留等);非商业性的当代艺术展览或艺术项目;与当代艺术有关领域的研究、出版、写作、论坛等项目。

  11月,第十届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艺术家奖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发布:年度最佳艺术家曹斐、年度最佳年轻艺术家何翔宇以及年度杰出贡献奖徐冰。自1997年成立至今,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已走过19年。

  12月“华宇青年奖”在三亚颁发,华宇青年奖发起于2013年,是由华宇集团主办的公益性艺术奖项,专为在复杂的当代文化语境下不断实验和探索的青年艺术家而设。这可以与2015年“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对比来看,此奖由上海外滩美术馆与HUGO BOSS联合举办,范围拓展至包括东南亚及大中华地区的新锐艺术家。

  除去奖金,不少机构还资助艺术家的驻留项目,尽管也只是少数艺术家可以申请到。如同基金与奖金,不管来自国内或国外,总是有限的,更多的需要资助以获得创作条件的艺术家们,还要各自去面对。不过,正如宋所讲,有钱没钱都有困境,都需要去找到解决的方法

  庄辉把四件装置作品安置在“无人区”(《倾斜11度》、《木工师傅的边角料》、《无题》、《图库-A57104563》),作为实物的作品被永远留在了没有观者的无人区,与砂石相伴,孤立在星空与荒漠之间。这是其中之一的《无题》,行为、摄影,2012。

  结语:在回顾中前行的2016中国当代艺术

  谈了这么多,也许要问一句:当代艺术和我们有关系吗?套用一个句式:即使你不关心当代艺术,当代艺术也会关心你,——以一种艺术的方式。艺术词条里把“当代艺术”解释为:它是以人类共同守望的普世价值作为精神指向的,而“普世主义”就成了当代艺术的代名词。在广东美术馆的一个活动上,和《美术杂志》副主编、策展人盛葳聊到这个话题,他认为,当代艺术是一种制度,Contemporary Art里的第一个词,就是指同一时期的,共同体,共时性,地域性的,当然也会有不同在地化实践,但核心制度是相同的:艺术家、画廊、资本等,它对艺术本身的好坏还不好判断,但目前来说,相比主流、学院或者江湖派,没有更好的体制可以取代它。

  正像有人回顾90年代的艺术,也有人在观察新千年的趋势。7月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的“转向:2000后中国当代艺术趋势”即提出两种“转向”概念:一是形态上的转向:艺术形态逐渐向多元化、观念化转变;二是形式向社会性转向:着重于社会运动、社会性,强调社会问题,比如关注城市、土地、族群等,主要在于体现不同的经验。再回到当代艺术与资本话题,我们希望资本来支持那些独立空间、个体艺术家的创作,同时也要提防它对艺术或者艺术家的损害与操纵。

  最后用一个题外话结束这篇已经太长的盘点吧:据说在1980年代沈从文出国访问,外国汉学家问:“抗战条件那么苦,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自由。大概——无疑,这也是当代艺术最需要的一个土壤和品质。希望我们在盘点2017或2018的时候,再一次回望2016的当代艺术,然后觉得,哦,它不过如此,却有意义

  撰文/张宗希

cul.sohu.com true ART-Q http://cul.sohu.com/20161231/n477445089.shtml report 23171 股楼市泡沫,艺术或成最大赢家?(首先声明,这篇盘点有点长,没时间看完的,可根据标题提示选择最感兴趣的部分)上篇:艺术家与展览前情提要:雾霾与拆迁,一个都不能少一
最后修改于2017-01-04 16:08:15 阅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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