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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里的友情——巴金与缪崇群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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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

  李树德

  缪崇群是新文学史上一位甘于寂寞、穷而后工的散文家。他有着一副温和而善良的面容,脸色看上去总是有些苍白。他有一双包着水的眼睛,一张含着微笑的嘴唇和一颗孤寂而又真诚的心。他拖着病弱的身体,过着穷困的日子,早早地走完了自己38年的人生。

  缪崇群(1907—1945)出生于江苏泰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后随父母迁居北京,在北京读小学和初中。1923年,到天津南开中学读高中,此后曾去日本留学3年,回国后,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奔波谋生,并从事文学活动。1932年与张祖英结婚,两人都患有肺病,没有过上几年快乐的日子,张就去世了,以后他一直孤身生活。抗日战争爆发后,缪崇群辗转流徙到西南,在重庆北培一家书店的编译所工作,于1945年1月15日病逝。在缪崇群短暂而寂苦的一生中,与巴金相识、相交,是他人生一个闪光的亮点。

  巴金与缪崇群的相识纯属偶然。1931年6月,巴金从上海到南京,去看望正在编辑《文艺月刊》杂志的朋友左恭。当来到编辑部所在的小楼时,左恭出外不在,接待他的是一位瘦弱的青年人,一问才知道,他就是已经通了半年信的缪崇群,他正代替左恭编辑《文艺月刊》。巴金就和缪崇群聊了起来,两人虽然是第一次见面,此前不仅通过信,还相互读过对方的作品,他们谈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巴金后来回忆说:“这不是普通的寒暄,这是肝胆的披沥,心灵的吐露。可是这天傍晚我们握手分别时,却像是相知数十年的老友。”

  巴金应缪崇群之约,定期为《文艺月刊》供稿,几乎每个月都要给《文艺月刊》寄去一个短篇小说。有一次,因为杂志社的老板不同意发表巴金的一篇小说,为此缪崇群和上司发生了争执,缪崇群提出如果不发表巴金的那篇作品,他就辞职。最后老板不得不让步,巴金的作品得以发表。文弱的缪崇群一点也不软弱,他执着地履行了一个编辑的职责。

  缪崇群是个非常认真负责的编辑,即使对朋友的文章,他也直率而诚恳地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每次收到巴金的来稿,他总是认真地写出读后的意见,有时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作品的缺点和不足,他把这看作是对朋友的爱和奉献。后来他不再编《文艺月刊》,仍然热情地对待巴金的作品。1944年10月,巴金小说《憩园》出版,这是巴金创作走向巅峰的一部作品。小说一出版,就在读者和朋友中赢得了一致的赞扬。巴金向缪崇群赠送了一册自己新作。不久,缪崇群写信给巴金,指出《憩园》中的一些小毛病,而这些是巴金自己,以及读过这本小说的其他朋友,都没有看出的。巴金颇为感动,称缪崇群是一位“精细的读者”。

  1933年9月初,巴金到北平旅行,与缪崇群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当时缪崇群与新婚妻子张祖英住在一个公寓里,过着“蜜蜂一般的生活”。他们热情欢迎巴金的到来,张祖英特地缝制了一床新被子,让巴金盖用;住处窄小,她就到娘家去住,让巴金与自己的丈夫睡在一张床上。白天,缪崇群夫妻陪着巴金去看电影、逛古迹。其实,那时缪崇群和张祖英所患肺病,一天比一天严重,身体状况很坏。有一次,他们陪巴金去游故宫三大殿,就让巴金一个人进去,两人在外面的石阶上等他,崇群告诉巴金,他实在没有力气走到里面去了。还有一次,他们陪巴金看电影后,又到一家广东酒楼吃饭。两个人红着脸(那是肺病的症状),忍住病痛,带着欢笑张罗着,尽量地把欢乐带给朋友。晚上,缪崇群和巴金抵足而眠,聊天到深夜,入睡后巴金常被缪崇群的梦呓和咳嗽声惊醒。一到早上,他问巴金是否睡得好,巴金却总是说睡得很好。巴金在缪崇群的那个小公寓里完成了短篇小说《电椅》,还写了散文《灵魂的呼号》的开头。巴金在缪崇群家快乐地住了七天。离开时,缪崇群夫妻为他送行,抢着为巴金提行李,像哥哥和嫂嫂那样,频频叮嘱巴金路上注意安全。当巴金挥手向缪崇群夫妻做最后告别时,他没有想到,这是他与崇群妻子张祖英的最后一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处于国难中的巴金和缪崇群辗转各地,各自为了工作,为了生活奔忙着。不论在广州,在桂林,在重庆,他们仍保持着联系,并有过几次相遇共游。他们还曾在一起憧憬着战争结束后,在安定的生活环境中,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同一出版社或同一编辑部里一起工作、一起生活。

  1938年11月,巴金到达桂林,住进漓江东岸福隆街的一处木板房。第二天,在一家饭馆里,他遇到缪崇群。他乡遇故知,两人都异常高兴。在巴金看来,缪崇群的身体有了起色,人胖了,气色好看了,精神也好多了。缪崇群还告诉巴金:现在他能吃能走。他陪着巴金走很远的路,遍游桂林的山水。

  第二年九月,他们又分手了,缪崇群为了谋生,来到云南南部小城石屏,作小学教师。在那里他完成了散文集《石屏随笔》,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七集出版。巴金还为《石屏随笔》写了《代序》。缪崇群在石屏没有呆多久,1940年,他来到大后方重庆的远郊北碚,在缙云山麓金刚碑小街上的正中书局谋了一份工作,担任编辑兼校对。1944年11月29日,缪崇群给巴金写来信,说他“不久就要进城‘就业’。”但是巴金并没有等来缪崇群进城。1945年1月15日凌晨,这位战时的优秀散文家竟悄然地含恨长逝。

  巴金是三天后从报上得知缪崇群去世的消息。他又从友人那里,知道缪崇群从发病到逝世的一些具体情况:他孤身一人困居金刚碑,长期的肺病,无钱医治,也没有很好地调养,病魔便一步一步吞噬他的身体。到1945年初,病情恶化,眼皮浮肿,连续咳血,卧床不起,被人抬到医院治疗,没有几天就去世了。当巴金赶到金刚碑祭奠亡友时,看到的是荒芜山坡上新垒的孤坟和两个纸制的花圈。缪崇群为了抗战,为了生活,孤身一人,远离故乡,拖着病体,来到这偏远的地方,竟成了孤魂野鬼。巴金想到与缪崇群15年的友谊和交往,历历往事,如在眼前,不禁潸然泪下。

  这年4月,巴金写出长达万言的《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悼念缪崇群。巴金写道:“我失去了我的一部分,我最好的一部分;我失去了一个爱我如手足的友人。那损失是永远不能补偿的。”巴金还在文章中,痛恨自己为友人做得太少,而事实上,缪崇群的创作始终得到巴金的支持。从1933年到1942年,缪崇群先后献给读者6本散文集,其中就有4本是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分别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和《文季丛刊》。

  1948年,巴金又搜集到缪崇群的散佚文章和书信,为他编了一本散文集。缪崇群的散文追求美感,清淡细腻,但是比较忧郁,有的甚至有点感伤。这一年的7月下旬,巴金在上海的酷暑中,校阅缪崇群的散文集,他把它题名为《碑下随笔》。校阅这些文章,引起对亡友的强烈思念,巴金写道“他的名字因他的作品长存下去,而像他那样可珍贵的友情,在这人间恐将永无重获之期”。这本《碑下随笔》于1948年11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十集。

  缪崇群的死,使巴金下决心要把已经停笔的长篇小说《寒夜》写下去。他在写作的过程中,好像耳边常常有个声音: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在小说主人公汪文宣的身上,有缪崇群的影子。汪文宣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里当校对,那个图书公司就以缪崇群工作过的正中书局作模特。巴金写的汪文宣就是像缪崇群那种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工作辛辛苦苦,工资、地位都很低,受尽了冷遇和白眼,但没有一丝反抗。

  1961年,巴金在《谈〈寒夜〉》一文中写道:“‘斜坡上’的孤坟里埋着我的朋友缪崇群。……他断气的时候,没有一个熟人在场。我得了消息连忙赶到北碚,只看见他的新坟,就像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连两个纸花圈也是原来的样子,我不过把‘崇群’二字换成了‘文宣’。”

  如果缪崇群泉下有知,一定会感激他的挚友巴金对他深刻的了解和精准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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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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