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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情报战:从甲午到“九一八”的隐秘力量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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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页 :酒席上的情报

  酒席上的情报

日本谍报先驱者宗方小太郎
日本谍报先驱者宗方小太郎

  二战期间,经过数十年刻意经营,日军在中国的间谍组织已经大致建成,情报网遍布各地。其中,尤以无线电截收网最为成熟。七七事变前,日军先后在旅顺、北京、天津、塘沽等地建成了无线电侦听站,随时截收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密电。

  人才的培养也一直没有放松。1937年底,日本陆军省决定在兵务局内成立“情报勤务要员培训所创”。陆军大臣随即发布命令,要求所属各部队推荐一名最优秀学员参加考试。

  据一名参加过考试的学员回忆,考官桌子上放着墨水瓶、纸、书籍、香烟等十几种东西。应试者进入考场后做完自我介绍,被要求到另一间屋子去,并回答刚才考官的桌子上放着什么。有应试者甚至能在那一瞬间从反面看到书上的文字,还能回答出烟灰缸边横放着一根火柴等。

  与甲午前后的谍报人员相比,二战时期的器材也更加先进了。日本人利用从德国购入的透镜,将它装置在手杖的把手上或打火机上。打火机的体积相当于烟盒的一半,最多能拍16张照片。一边给香烟点火,一边即完成自动拍照,也可以做成火柴盒的样子,一边抽动火柴盒,就打开了快门,磷片上则装有透镜。还有很容易装进裤兜的能录入数百页文件的缩写器,能把字缩小到肉眼都看不见的程度。

  “日本的谍报体系越来越庞大,覆盖面越来越广,但执行人员不一样了”,许金生说,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军阀混战以后,随着这些谍报人员到中国年头长了,跟军阀交往多了起来,他们更愿意攀关系,利用军阀达到他们的目的。比如把军事教官介绍进来,把武器买进来等等。

  20世纪初旅居上海的英国人柯林斯惊讶于日本人获取情报的手段,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办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

  除去金钱,色诱也成为二战期间日本女间谍的重要手段。

  13岁那年,在上海长大的南云造子就被父亲送到一所间谍学校学习,师从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1929年,土肥原贤二派她以失学青年的身份潜入南京,化名廖雅权,在汤山温泉招待所当服务员。这是南京军政大员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的处所之一。很快,南云造子“钓”到了国民党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不知不觉中,黄浚及其儿子都被发展成间谍,为南云造子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军政情报,还主动为其扩大间谍组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参谋总部、军政部、海军部均有人被拉下水,国军方面重大情报接连失窃。

  这些来自酒桌上、床笫间的情报诚然来得更轻易,但也不像之前用脚丈量出来的情报那么准确、踏实。一个典型的失误出现在“一·二八”事变时。彼时,日方得到的情报是,上海河流纵横,不适合运大型军用武器过来。到了上海才发现,道路修得很好。

  但这些,宗方小太郎是看不到了。1923年,宗方小太郎病死于上海,获得日本天皇赐勋,葬于熊本市的小峰墓地,至今仍为某些日本人“朝圣”场所之一。

  参考资料:《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许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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