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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科幻小说里读政治与历史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作者:周雨霏

  由于“科学”和“幻想”这两个字眼,科幻小说可能被一般人认为只是设想未来科技发展再加上探险的故事,从而容易让人忽略其中包含的政治性。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真空中的未来社会,任何想象都必然要基于某种样式的意识形态。即便是情节最天马行空的科幻小说,其创作都一定是牢牢扎根于作者所身处的时代,受到社会文化的形塑。因而有时,科幻小说甚至相比现实主义的作品更能一针见血地反映社会现实。

  这一点用于描述俄罗斯的科幻小说尤其贴切。俄罗斯有着丰盛的科幻文学和电影传统,诞生过许多世界知名的经典作品,尤其是在六七十年代。这种状况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出于冷战期间美苏之间在科技、军备与太空探索等方面竞赛的必然要求。这一时代背景不但大大激发了苏联科幻的创作数量,更是深深影响了科幻作品里的情节、人物形象、环境以及思想情感。

  本期外刊扫描,我们就将通过近年来的四篇研究论文,去追溯苏联的国家历史与科幻创作之间的关系。

  俄罗斯的科幻史大概可以被分为革命前、苏联与后苏联三个时期。本期的前两篇文章向我们展现不同政治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会对科幻中的任务设定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想象有何形塑作用。

  与此同时,科幻文学不仅受到时代的形塑,也能反过来对大众文化和教育做出贡献。第三、四篇文章将告诉我们,科幻作为一种尤其受到青少年喜爱的文学形式,是如何帮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扎根于下一代头脑中的。不仅是苏联,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科幻都是极重要的儿童文学形式。来自朝鲜的例子就将阐述这一点。

  社会

  变革中的苏联科幻

  1. 苏联科幻与“命途多舛”的工程师

  整理自:Aleksei N. Tolstoi and the Enigmatic Engineer: A Case of Vicarious Revisionism, Slavic Review, Vol. 72, No. 2 (2013), p.247-266.

  作者:Muireann Maguire

  本文以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83-1945)的三部代表作为例,来说明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科幻小说是如何推动和巩固了对于“工程师-发明家”这一形象的污名化。在1920年代,苏联国内的老一代技术精英在大众文化中逐渐成为了“邪恶”和“破坏者”的代名词,这不仅在科幻文学中越发明显,而且充满预言性地吻合了1930年代斯大林政策对这一社会阶层的贬低和清洗。

  “邪恶的工程师”在托尔斯泰创作的“工程师三部曲”——《埃利塔》(Aelita,1922-1923)、《工程师加林的超能射线》(Гиперболоид инженера Гарина,1925-1926)和《五人帮》(Союз пяти,1924)——中尤其明显。例如前两部中的工程师大反派Garin和Tuskub,都被塑造成一个傲慢、对权力充满饥渴、且掌握了可怕能量的寡头独裁者。

  然而其实,工程师在俄罗斯19世纪的文学创作中就已经有作为反派的传统。1833年普希金塑造的人物Hermann在一百年前就上演了后来苏联式技术主义悲剧的经典剧本——野心勃勃的工程师注定不得好死。托尔斯泰对邪恶工程师形象的塑造并不是原创,然而他的“工程师三部曲”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是因为它们更加猛烈地、由内到外地丑化了工程师这整个社会人群,而且成功地预言(或者说迎合了)了后来苏联文化对工程师形象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贬低。

  这种预言不是由于偶然的运气,而是出于托尔斯泰对文学如何有效塑造文化典范的精心谋划。出身贵族、工程师和知识分子的他,曾在巴黎做过白军联络员,回国后才蜕变为一个苏维埃作家,为红军唱赞歌。他通过不断修订和模糊自己的写作,来有意识地向苏维埃正统文化靠拢,从而他新生的苏维埃人格也得以从他那反革命的过去中洗白。1931年斯大林在一次著名演讲中对老一辈技术精英做出了总结性指控,而类似的控告在托尔斯泰的笔下早就被渲染到极致。

  苏联通俗文学对工程师的污名化要等到二战后才终于结束。这一情况在现实政治中也能找到根源——战后的工程师群体大多是完全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成长起来的;老一辈专家要么已经退休,要么已被处决,要么就在战中或类似白海-波罗的海运河这样的项目中牺牲。于是,工程师这一角色开始从科幻中“消失”了,这大概也是标志着:新一代的技术专家终于摆脱了他们的“他者”身份,被重新编整入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被重新纳入一个和谐而同质性的苏维埃劳动力阵营之中。

  2. 后苏联时代与反乌托邦想象

  整理自:One Billion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Historical Deadlock, Contemporary Dystopia, and the Continuing Legacy of the Strugatskii Brothers, Slavic Review, Vol. 72, No.2 (2013), p.267-286.

  作者: Sofya Khagi

  本文主要梳理了苏联解体后,几位当代俄罗斯科幻作家所写的作品,与斯特鲁加茨基兄弟在六七十年代创作的经典作品之间的对话,展示出当社会政治环境遭遇剧烈变迁时,科幻小说中的社会想象与社会批判会呈现怎样的不同。

  斯特鲁加茨基兄弟(Arkady and Boris Strugatsky;1925—1991,1933—)是苏联时期最重要的科幻作家之“一”。其中他们最著名的小说《路边野餐》,曾被安德烈·塔科夫斯基以《潜行者》(Stalker)为名搬上大荧幕。故事讲述的是:外星人造访太阳系后留下污染严重的辐射带,被联合国封锁、限制出入。但仍有一些感冒生命危险私自带领人潜入的“潜行者”,为人们趋之若鹜的高科技外星垃圾不惜献出生命。这篇小说曾被许多评论家称赞为反映了人类最古老、最不可言喻却又最不可能的“乌托邦”冲动,即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幸福与自由。它描绘了一个充满危机的未来世界,然而人与人之间伟大的情感足以战胜物理世界的危险。

  本文主要介绍了三组俄罗斯当代作家——加卢斯和叶夫多基莫(Garros-Evdokimov),德米克·北科夫(Dmitry Bykov)以及维克托·佩列温(Viktor Pelevin)的作品,试图说明他们是如何继承和超越了斯特鲁加茨基兄弟,来更加激进地描绘一个更加黑暗的关于现代性、进步与道德的“恶托邦”图景。

  三组作家都延续了两兄弟将科幻写作作为社会批判方式的传统。实际上,科幻文学在俄罗斯社会的重要性之高,使得它的影响已经超出自身而进入了整个后苏联时代的大众文化之中。许多俄罗斯作家都写作科幻,虽然他们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幻作家”,但他们的科幻作品都被视为主流文学的一部分。

  其中,维克托·佩列温在俄罗斯当地文坛的地位,或许就可以等同于斯特鲁加茨基兄弟在苏联的黄昏时代的文坛地位。他的代表作《“百事”一代》(Generation П,1999)讲述了一个被困在一个畸形的社会结构中年轻人,他如何从社会阶层的底部开始,一步步上升至权力结构的塔尖的故事,令人惊心触目地描绘了像幽灵一样游荡着、喝着百事可乐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内心世界。

  类似《“百事”一代》这样的当代作品都传达着一个共同的悲观主题:人类不可能胜利。他们都以斯特鲁加茨基兄弟对未来社会的想象为参照点,然而区别在于:“苏联想象”归根结底是一种乌托邦想象,建立在启蒙精神与现代化理念之上,想象一种开化的新人类,团结在共产主义之下,探索太空、走向终极理性的个人发展;而“后苏联想象”则是一种反乌托邦想象,是对科学主义、进步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全面失望。这一转变实际上是对现实中的苏联解体在全社会所引发的失范以及迷茫焦虑情绪的一种文学性反映。

  儿童

  科幻与共产主义教育

  3. 苏联儿童的太空想象

  整理自:Between Sputnik and Gagarin: Space Flight, Children’s Periodicals, and the Circle of Imagination, in Russia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d. by Marina Balina and Larissa Rudova,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67-89.

  作者:Anindita Banerjee

  如果一个孩子成长于一九六零到七零年代的苏联,那么其生活中就一定充斥着无所不在的太空场景和宇航员形象,从教科书、杂志,到房子上和地铁中的图画。可以说,太空计划在苏联式的童年中成为了一个“神话”。尤其是,在1961年加加林传奇般的登月之旅后,苏联青少年对于宇航员的认同感走向了巅峰。然而本文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这个“太空-青年”神话的鼎盛时期,而是它是如何逐渐被建构起来的。神话表面上呈现出一种不由分说的、永恒的、先验的特征,实际上它也经历了一个充满反复和偶然的诞生过程。

  本文采用对文字与图片的文本分析,就苏联时期一本重要的青少年科普杂志《知识就是力量》(Znanie-sila)进行解读。作者重点关注杂志创刊的最初几年,那正是太空旅行开始在技术上成为可能的时期。令人惊讶的是,杂志的内容并非从一开始就对青少年观念表现出很强的政治性的引导,而是出现过一些相互竞争的、摇摆不定的叙事。也就是说,青年与太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先验的、目的论的话语规范。

  作者选出三个太空时代对青少年产生重大影响的节点:分别是1957年与1960年的两次卫星发射成功(两只狗被送上了太空并安全返回地球),以及1961年加加林的登月所实现的人类太空梦。在这个阶段中,苏联儿童对太空的想象,逐渐从一种自由的“幻想”转变为一个标准化的“神话”。

  文中主要描述了苏联儿童的太空想象在神话建立前后的两个不同形态。在人造卫星刚刚发射的阶段,这本杂志曾倡导一种“超越美学”(aesthetics of the beyond)。这种美学在每天日常的生活经验与一种更高级的现实之间做出区分,前者是此世、是过去、是地球,而后者是彼世、是未来、是太空。从而儿童对人造卫星和登月计划的认识,接近于对一个遥远的异世界的入侵。

  而太空探索计划中的那三次里程碑式的事件,则逐渐地使得太空从一个超越的存在,到被“拉回人世”。它不再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异世界,而是能够理性地去认识和掌控的对象,并成为人类扩张的下一个可行的目的地,以及最重要的——象征了苏联国家体制之进步。从而,“超越美学”被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知识论、目的论以及诗学所取代了。

  在这样的意义上,如果说儿童的想象世界原本是自由和开放的话,一个苏联式太空神话的建立就不是对想象的鼓励,而是对想象的规训。

  4. 朝鲜儿童的太空想象

  整理自:Let's Go to the Moon: Science Fiction in the North Korean Children's Magazine Adong Munhak, 1956–1965,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3, No.2 (2014), 327 – 351.

  作者:Dafna Zur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前文类似,是对朝鲜的儿童杂志《儿童文学》(Adong munhak)从1956年到1965年间发表的18篇科幻文学做内容分析,来讨论科学、技术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在朝鲜政治的发展话语中被涉及的。与苏联类似的,朝鲜儿童科幻也遭遇了想象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并且,朝鲜的科幻创作也的确受到苏联很大的直接影响。

  自1940晚期到50年代中期,朝鲜的文学政策基本就是对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全套照搬,比如大量翻译苏联作品,以及在朝鲜的文学想象中不可或缺的苏联形象。这体现在儿童文学中,则是朝鲜儿童文学也被国家视为形塑朝鲜年轻人心智的重要途径。太空科幻的流行引导了朝鲜年轻人的人生价值取向,人人都想成为宇航员。与此同时,这种对太空的狂热也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并保障苏联老大哥的领导地位。这在东德、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和中国,都是如此。

  有意思的是朝鲜儿童科幻中对“自然”的社会建构。探索和支配自然环境的题材常被划入幻想文学,因为其有趣、知识性强、而且有助于传播革命意识形态。国家的斗争不仅是针对个人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更是针对自然,这一点也体现在儿童文学中。

  最常见的两种故事类型——填海造陆和太空冒险,总是歌颂年轻勇敢、勤奋好奇的、热爱科学的朝鲜儿童(在苏联的带领下),阻止了美帝国主义者的邪恶计划,或者更常见的,完成了探索并征服蛮荒异域的任务,掌握珍贵的资源——油、水、核能。从而,科学知识对于朝鲜国家生存的重要性也得以强调。

  与苏联一样,朝鲜儿童科幻创作的核心问题同样是:应该如何一方面开拓和培养年轻读者的想象力,一方面依然对清晰的意识形态教条保持忠诚。这一矛盾集中体现为,应该如何塑造科学家的角色形象。解决这一问题的方针是在科幻创作中坚持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价值观,要求在科学与幻想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即幻想应该被科学和现实推动,而不是自由放任的想象。

  朝鲜科幻的使命被明确地规定为打开孩子认识现实的视野,而幻想仅仅是作为一种工具。科幻应该引起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最后告诉他们那奇妙的未来已经在朝鲜国家的现实中开始发生了。从而,《儿童文学》这本杂志中最常见的科幻作品通常具有以下共同点:1.朝鲜在国际深海/外太空探测中的领先地位;2.推广科学教育;3.强调美国威胁;4.号召改造环境。就这样,朝鲜儿童科幻作品成功地在科幻与爱国之间建立了直接关联。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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