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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禁止伊斯兰歌唱?披着伊斯兰外衣的列宁主义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作者:宁二

  二零一二年十月初,我在台北流浪之歌音乐节,观看了Habib Koite的演出。Habib来自西非马里共和国,是现今非洲音乐家中的翘楚,拥有国际声名,他的吉他风格独树一帜,静谧之中,流动的节奏感又蕴涵着温暖的热情。几首独奏曲目结束,Habib认真地说了几句话:“我们国家正在发生战争,一群从利比亚来的人占领了我们的北部,马里——我的祖国需要和平。”

  更早的时候,二零一二年五月,曾有一条新闻令我揪心不已:从去年年末开始的马里北部战事中,一支图阿雷格叛军宣布施行极端的伊斯兰法,偷盗者砍手之类的酷刑外,还如塔利班全面禁绝电台播放音乐。要知道,马里虽小,却是非洲最重要的音乐国度,这块曾拥有南部非洲最灿烂古文明的土地盛产世界级的音乐家。又因为早期北美黑人奴隶的主要来源是西非,无论美国的布鲁斯,还是古巴黑人音乐,都与马里古老的音乐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注意到叛军占领的城镇包括尼亚丰凯(Niafunké),那是我梦寐以求想去的音乐圣地,因为它是音乐大师Ali Farka Toure的故乡。Ali的吉他演奏曾令西方音乐人备感震撼,他们说他与早期美国布鲁斯大师JohnLee Hooker等人的风格惊人相似,但每有西方记者跟Ali说他弹的一手好布鲁斯,有着极强民族自尊心的Ali总不接话茬,他认为那种被西方人命名为布鲁斯的东西,一直在马里存在,马里是根,布鲁斯不过是枝叶。

  作为第一位两次获得格莱美世界音乐大奖的非洲音乐家,Ali在二零零六年去世前,还曾做过尼亚丰凯的镇长。因为我爱极Ali,无数次想象中,尼亚丰凯总是一座浮在音乐之上的尼日尔河畔小镇,但在被图阿雷格伊斯兰极端分子“消音”之后,Ali歌唱、录音,接待过众多世界级乐手到访的那块圣地,或许只剩下静默的风与干燥的沙,或者,还有古兰经的吟诵声。

  之后不久,那年七月,我又看到乐施会发布的一段视频,英国乐队Blur的主唱Damon Albarn和马里音乐家Afel Bocoum合作了一首歌,目的在于为马里北部桑海族地区进行人道募款。Afel是Ali的侄儿,他们都是桑海人。镜头扫过,干旱的南撒哈拉沙地上四处可见动物尸体,兵荒马乱之外,食物危机在同时侵扰马里北部。Afel对着镜头哀伤地说:去年滴雨未落,人们苦无收成,我也死了很多牲畜,很多难民正在逃往他国。我们需要帮助!

  发出类似请求的还有非洲科拉琴(Kora)当今最伟大的演奏家Toumani Diabate。同样获得过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大奖的Toumani是马里南部人,去年六七月美国巡演时,他不断对媒体说:马里需要帮助,世界不能抛弃马里,现在到处都在说马里被伊斯兰极端分子控制了,那不是真的,马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是穆斯林,可我们信仰伊斯兰的历史已经一千年,极端分子只是极少数,马里欢迎你们去把真实的一面告诉世界,马里热爱和平!

  图阿雷格族是马里少数民族,他们的独立运动已历时半个世纪,多年征战,又有卡扎菲和中东势力的介入,已令叛军分裂成多股力量。其中只有名为AnsarDine的一支是伊斯兰极端分子,也正是他们禁绝音乐。据称他们与基地组织北非分部有着密切联系,他们不单追求图阿雷格地区的独立,更要马里全境的伊斯兰原教旨化。

  没有人记得马里总统的名字,也很少有人知道马里的首都在哪儿,马里这个治理濒临失败的国家最正面的国际形象,属于那些长年在世界舞台上巡演的杰出音乐家,是他们在挽救马里因为极少数伊斯兰极端分子所濒临破产的国际声誉。作为外人,我很难判定由法国殖民者一手造成的马里中央政府与图阿雷格人之间的历史恩怨究竟谁更正义,但一位又一位马里杰出音乐家的呼告令我心酸。面对马里这样的音乐国度,我总想,如果民族的争战可以用吉他的Jam来解决那该多好。

  因为图阿雷格独立运动最重要的国际代言人同样是支乐团:Tinariwen。这个成军于1979名为“沙漠”的乐队里,团员都曾是一手吉他一手AK47的图阿雷格战士,他们的家在马里北部,他们曾在卡扎菲的训练营受训,曾在一线与马里政府军作战,他们的抗议之歌不但传遍每一座图阿雷格难民营,还捧回了2011年格莱美世界音乐大奖的奖杯。

  而如若细听,又会发现,虽是拿过枪的战士,他们竟毫无暴戾之气。

  叛军的呼告

  作为撒哈拉南缘图阿雷格人的文化英雄,Tinariwen拥有再多不过“传奇”应有的神秘元素:野性的撒哈拉游牧传统,伊斯兰文明的古老根基,男人蒙面的母系社会结构,二战后土地四分五裂的苦楚,家人被杀难民营里长大的童年,流浪北非各国的跨国苦力,卡扎菲治下利比亚军事训练营里的大头兵,以及1990年代初作为叛军与马里政府真刀真枪的战争。

  但若放下Tinariwen真实的复杂经历,去听他们的五张专辑,我几乎感觉不到作为叛军的愤怒与激情。也许是图阿雷格语特殊的发音,也许是他们的音乐传统如是,这些蓝袍蒙面男人的歌唱在我听来更似“优雅的呢喃”。纵然和着电吉他的滑音,贝司的厚重节奏和丰富有力的鼓点节拍,他们的歌声却像一个失意落寞的男人难掩忧郁,虽偶尔振奋,却常常显得漫不经心。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有一吐而快的强烈欲望。听久了,我又猜,或许在撒哈拉旷远的沙漠,尖叫与呼喊是徒劳的,因为残酷的风会转瞬令它们无影无踪,在常年的孤寂里,向外无解的尖利呼告,也许并不比向内向灵魂深处的低语倾诉更有力。

  成军于一九七九年,在颠沛流离中换过多个成员,最多曾有六个吉他手的Tinariwen现在备受西方音乐圈推崇。U2的Bono,LedZeppelin的RobertPlant,Radiohead的ThomYorke,Clash的MickJones,摇滚政治的头面人物要么与他们同台力撑,要么不吝言辞大加赞赏。媒体更趋之若鹜,《纽约客》今年4月也曾发表文章《反叛音乐:12首Tinariwen作品中的图阿雷格起义》:从乐团创始人易卜拉欣谈父亲被杀的《1963》,到描写一九七零年代图阿雷格青年在北非流浪打工的苦难,再到谈一九八零年代卡扎菲训练营中的生活,以及一九九零年代初的战斗体验,直到现在他们发现图阿雷格民族已经四分五裂,开始反复吟唱“团结”。

  Tinariwen的音乐,则以天生的支撑感极好的节奏为骨架,搭配以柔韧的传统旋律线条。器乐部分,传统民族乐器的独特音色清晰传递了他们的身份,吉他、贝司又补以层次感极为丰富的情绪烘托。非洲部落音乐常常具有的齐唱或加入和声打底的方式也令他们的歌温柔饱满,虽然忧伤虽然带着沙砾感,却总能营造出微妙而优雅的对话氛围。易卜拉欣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这些歌很多的确是在难民营众人围聚的篝火旁创作和演唱的。从一开始,这些需要唱和的歌谣就属于整个民族,而不是某个歌手。

  Tinariwen的吉他风格常常让我想起马里真正的大师Ali Farka Toure,那些特定音阶的滑音、颤音令我无法不去相信,故乡同在马里北部的他们其实拥有共同的文化血缘。Tinariwen也承认,他们受到Ali极大的影响,二零零三年,他们甚至在沙漠音乐节上同台演出过。那是一个每年年初在马里北部举行的音乐节,音乐超越政治,它团结了马里最优秀的音乐家,无论南北无论民族,年复一年为图阿雷格人的现实困境和文化保育而歌唱。

  作为图阿雷格人的音乐偶像,Tinariwen从二零零一年第一届始便是沙漠音乐节最具标志性的乐队。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七日,当图阿雷格叛军进攻马里北部时,Tinariwen恰好结束第十二届沙漠音乐节的演出,在离开举办地——伊斯兰圣城廷巴克图(Timbuktu)的路上。然而,之后不久,与基地组织北非分部有关联的图阿雷格叛军AnsarDine便占领了廷巴克图,宣布实施伊斯兰法,禁绝音乐。

  一个身为穆斯林乐团通过音乐代表整个民族向世界呼告、劝诫同族团结,一个却禁绝音乐要回到所谓伊斯兰的“正统”,这既是图阿雷格内部分裂的残酷现实所致,也是伊斯兰文化千年以来根深蒂固的纠葛所在。不同历史时期,伊斯兰不同派系的教法学家,对音乐做出了差异性极大的解释,直到今天,还在困扰从西非到中国西北角的穆斯林社会。

  而Tinariwen,除了继续为图阿雷格呼告,或许要新增“伊斯兰极端分子”这个敌手,就像过去二十年,他们在摩洛哥、巴基斯坦、埃及的摇滚兄弟所面对的情况一样。

  谁禁止伊斯兰歌唱

  伊斯兰极端分子在马里北部禁绝音乐且威胁砍手的作法,在伊斯兰1400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

  类似的故事该从一九五零年代的沙特开始讲起。其时沙特国内政局不稳,在瓦哈比派伊斯兰教法学家的鼓吹下,设立“提升道德防范罪恶委员会”(PVPC),这个实质扮演宗教警察角色的机构其中一项职能,就是查禁音乐、查抄乐器、禁毁留声机;私自举行音乐聚会,更是了不得的事情。“惩恶扬善委员会”今天还存在,它按照所谓的伊斯兰法运转,目的是加强国内控制,还会在街头检查妇女着装或抽查禁酒状况,它仍旧直接对沙特国王负责,但一九六零年代开始,对待音乐的态度开始逐渐宽松。

  一九七零年代,伊斯兰世界爆发霍梅尼革命。沙特逊尼派的瓦哈比运动和伊朗什叶派的霍梅尼革命多有不同之处,但本质都是西方刺激下穆斯林内部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一九七九年霍梅尼控制政局之后,他把音乐比作毒品,并且严厉查禁磁带——这是因为霍梅尼太了解磁带作为新媒介所具有的动员能力,因为他本人是伊斯兰历史上第一位把自己的演讲录成磁带寄回国内煽动伊斯兰革命,并且居然获得成功的宗教流亡人士。

  伊朗之后,很快的,出现了一九九零年代更为激进和野蛮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几乎有一个与一九五零年代的沙特一摸一样的惩恶扬善委员会,在一位阿富汗史专家的描述里,这个委员会几乎是塔利班“唯一有效率且富有活力的政府部门”,奥马尔和本·拉登成功地把阿富汗变成了一九五零年代沙特和一九八零年代伊朗的混合体——尽管塔利班极端仇视什叶派。

  再之后,是伊拉克,二零零三年美军依靠谎言颠覆了世俗的萨达姆政权,却同时引发了伊拉克宗教势力激进化,根据联合国一项统计,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六年,伊拉克有七十五个歌手被杀,就像霍梅尼革命之后的伊朗艺术家逃亡潮,大约80%的伊拉克专业歌手选择逃离故土——要知道,伊拉克与埃及和黎巴嫩这三国,曾是整个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流行音乐大国。

  然后,时间到了二零一二年,禁绝音乐的故事,开始在西非的马里出现了。

  塔利班、一九五零年代的沙特,伊朗,伊拉克,以及马里叛军对待音乐的态度,很难说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因为作为伊斯兰信仰的源泉,《古兰经》和圣训对音乐的态度其实相当模糊。——有教法学家举《古兰经》经文“当他们听到恶言时,立即退避”,认为音乐属于“恶言”;又据穆罕默德曾言“歌唱使人心生邪念”,认为音乐应被禁绝。但另一些教法学家则举穆圣初到麦地那时,麦地那妇女曾击鼓作歌欢迎为例,证明穆圣并不全然反对音乐。在伊斯兰苏菲主义派别中,音乐甚至成了极重要的构成,通过苏菲音乐,人可以和神直接进行精神交流。

  历史的看,对待音乐的道德主义倾向也并非伊斯兰独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对音乐的教化功能有明确规定,他和孔夫子一样厌恶“淫词艳曲”。天主教系统也有教派认为音乐究竟是俗务,配不上神学。佛陀在世时,还曾严格禁止弟子接触歌舞乐曲。然而,只有伊斯兰极端分子把人类在音乐领域的道德主义倾向强求到了极致。

  事实上,对于塔利班、霍梅尼,以及马里叛军这些宗教和世俗政权勾连一处的伊斯兰集团而言,与其说它所推行的包括禁止音乐在内的禁欲主义是一种伊斯兰纯洁的理想,不如说是他们作为革命者或统治者,进行社会动员以及思想清洗的控制手段。它实际上是一种现代性的怪胎,正如英国著名的伊斯兰史专家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Lewis)对伊朗革命的分析:“伊朗革命政权的标志和用语,虽然是倾向回教式而非欧洲式,但他们的作风模式和方法,却往往是欧洲式甚于回教式。稍作审判便大量处决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大规模充公私人财产,镇压加上颠覆,暴力统治加上与巩固权力齐头并进的思想改造,如此种种都是来自罗伯斯庇尔和斯大林,而非来自穆罕默德和阿里。”

  惩恶扬善乌托邦

  1950年代,沙特的“惩恶扬善委员会”恶名远扬,作为瓦哈比主义宗教警察,它被后来的塔利班成功模仿,成为阿富汗统治机器最重要的道德打手。这个极为保守却占有大量资源的组织,其源头也与音乐相关。

  英国伊斯兰史学家迈克尔·库克(Micheal Cook)有本名著《伊斯兰惩恶扬善思想史》(Commanding Right andForbidding Wrong in Islamic Thought)。他在书中提到,1926年的麦加发生一件大事:朝觐的埃及士兵和麦加人发生冲突,因为他们按照埃及的传统在行进中吹响了号角——这在瓦哈比教士眼中当然是非法的事情。

  在瓦哈比派教士看来,根据教法,除了手鼓,任何乐器都应被禁止。有音乐伴奏的歌唱是有罪的;有色情内容的歌词,或用淫荡方式唱歌,都是被禁止的。在饮酒、赌博过程中唱哪怕是合法的歌,也是非法的,而且单独一个女歌手也不能给男性唱歌,因为会激发男性的性欲,凡此种种,更别说在伊斯兰的圣地麦加奏响号角。

  两者的争斗很快成了外交事件。此后不久,惩恶扬善委员会正式设立,主要目的是督导外国来的朝觐者以及麦加人的言行举止。虽然在瓦哈比宗教力量的推动下,它逐步体制化,但沙特王室也一直在防范其代表的保守力量不断壮大。然而1950年代阿拉伯世界,满是革命与战争的躁动,沙特还面临严重的贫富分化与纳赛尔主义影响下的石油工人大罢工等社会问题。当政权不稳,王室随即开始强化惩恶扬善委员会的职能,利用它的道德纯粹主义,彻底把它变成了透过宗教教条进行社会控制的政治工具。

  如果上述保守的音乐观点只存在于宗教思想之中,人们当可以理解,因为类似的教条在其他宗教中也曾存在。但伊斯兰从来不只局限于清真寺,它还是信众日常生活的全部行为规范。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中叶,阿拉伯世界开始现代化之后,瓦哈比派与沙特王室的政教合一体制,将此种保守的宗教思想进行了最大程度的社会化、政治化,而如此全面的控制力度,只有现代国家的国家机器才有可能。

  从沙特到阿富汗,类似这样政治力量借用某种意识形态对人民进行思想和行为控制,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无论音乐、绘画,还是服饰,共产党一度宣扬的清教徒式的禁欲生活离我们远去距今不过三十年。如果带着中国记忆回头看伊斯兰的现代处境,就会理解为什么弗朗西斯·福山在9·11事件发生后,会说伊斯兰极端主义是“一个把伊斯兰教思想和西方思想混合在一起的古怪的混合教义,它借鉴了20世纪欧洲的极左派和极右派。”

  除了沙特的瓦哈比主义,基地组织等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另一个重要思想源头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几位早期思想家,比如创始人哈桑·班纳与他的接班人,后来被埃及政府绞死的赛义德·库特卜。1928年,哈桑·班纳建立穆斯林兄弟会。而那时,恰恰也是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兴起的岁月。根据记载,班纳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十分仰慕,说他们是现代复兴的领袖,同时将他们与伊斯兰教的哈里发传统结合,认为对魅力领袖要绝对忠诚,并把他创立的准军事组织的口号定为“行动、服从、静默”——墨索里尼著名的口号是“信仰、服从、战斗”,参考纳粹经验,班纳也将大量精力用于培养穆斯林兄弟会的青年组织。

  至于与伊斯兰极端暴力主义关系更为密切的赛义德·库特卜,他并非某个尼罗河乡村清真寺里没有见过世面只读古兰和圣训的呆头阿訇,他本是一个仰慕西方文学的温和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他转向的背景是1949年至1951年被公派前往美国学习教育时所遭受的“文化冲击”,作为阿拉伯人,他在美国感到屈辱,而他的伊斯兰标准又告诉他美国道德沦丧,在性的方面美国人像原始人一般不知羞耻。在他最有名的著作《路标》中,库特卜号召一个由伊斯兰政党领导的纯粹国家,他呼吁为了实现终极目标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暴力手段,他还宣称这个纯粹的伊斯兰国度将没有阶级,自私的个体将不会在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也将永远消失。

  ——有论者说,这不就是披着伊斯兰外衣的列宁主义乌托邦么?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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