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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州骑田岭南天门古道与海陆丝绸之路文化

2013年05月16日16:56
作者:王元林

  三、内联外接的海陆丝绸之路

  岭南地处亚热带,各种动植物资源丰富,“夫物以远至为珍”,“且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 [1],此处南海代指岭南地区。而“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瑇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 [2],此交趾也非交趾郡,而是交趾刺史部。岭南多异产。“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3],“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4]。时番禺为象牙、犀角、珠玑、玳瑁、金银器物以及各种水果等岭南特产汇萃之地。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来自象郡南部即后来汉设日南等郡所辖地区的物品。除番禺外,途径合浦郡的岭南贡物有:

  1、珠玑、玳瑁等饰物。珠玑,亦即明玑,此为合浦所产,为海中蛤蚌体内的钙质结晶物。玳瑁,亦即瑇瑁。南越王赵佗献给汉文帝的“紫贝五百”,亦应属于此类物品[5]。文帝勤俭,“后宫贱瑇瑁而疏珠玑,卻翡翠之饰,除彫瑑之巧” [6],但其后各帝并非如此,武帝时“宫人簪瑇瑁,垂珠玑” [7],已非昔日。汉成帝时宠爱赵飞燕妹,其所居的未央宫昭阳殿,“明珠、翠羽饰之。”[8]皇帝使用外,还赐于重臣。霍光病死,赐“璧珠玑玉衣”等贵重物品[9]。除合浦珠有名外,交趾亦产之。“交趾太守张恢,坐臧千金,征还伏法,以资物簿入大司农”,帝赐群臣,钟离意“得珠玑,悉以委地而不拜赐” [10]。珠玑付于京城,安帝时京城长安“至有走卒奴婢被绮縠,著珠玑” [11]。汉桓帝时,梁冀“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而“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故冀第舍“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臧室” [12]

  2、翠羽、孔雀、能言鸟(鹦鹉)、白鹇等珍禽。上述南越王赵佗上献汉文帝“翠鸟千”,“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即属此类。杨孚《交州异物志》皆载岭南交州有孔雀、翠鸟之属,“翠鸟,似燕,翡赤而翠青,其羽可以为饰”,而“孔雀人指其尾则舞” [13]。翠鸟和孔雀产于岭南等地,《广志》曰:“翡色赤,(翠色)绀,皆出交趾兴古县”;《交州志》曰:“翡翠出九真,头黑,腹下赤,青缥色,似鹧鸪” [14]。岭南进贡翠羽,一般用于装饰,武帝子燕剌王刘旦反叛,“郎中侍从者著貂羽,黄金附蝉,皆号侍中。” [15]其后,徐广《车服注》曰:“天子辂金根车,翠羽盖,皇后首饰步摇,八雀九华,加翡翠。” [16]实际上从魏文帝时起,翡翠和孔雀已成为皇帝、皇后的装饰之物[17]。孔雀除产西南滇池、海外条支外,“交趾西于县,多孔雀,在山草中。郡内及朱崖有之。” [18]南朝宋沈怀远地《南越志》曰:“义宁县杜山多孔雀”,而三国时吴万震《岭南异物志》曰:“交趾郡人多养孔雀,或遗人以充口腹,或杀之以为脯腊。”或养雏鸟引诱野孔雀, “采其金翠毛,装为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为方物。” [19]不过,汉代桓宽《盐铁论·崇礼》已有“南越以孔雀珥门户”的记载。南越交趾一带多孔雀可见一斑。除以上珍禽外,南越王献给汉高祖“白鹇、黑鹇各一隻”[20],白鹇等也作为岭南的名物而上贡。

  3、犀象等奇兽。汉初赵佗向汉文帝进献的礼物即有“犀角十”。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南越献驯象、能言鸟” [21]。上林苑中即有“穷奇象犀” [22]。元康四年(前62年),嘉谷稷、神爵、金芝皆降,“九真献奇兽”。奇兽或指白象,或释为“驹型,麟色,牛角,仁而爱人” [23]。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载交州之地,“象之为兽,形体特诡。身倍数牛,目不逾狶。鼻为口役,望头若尾。驯良承教,听言则跪。素牙玉洁,载籍所美。服重致远,行如邱徙” [24]。“犀如象大,色黑,头似豪妇猪,食草木也” [25]。犀、象应为两汉交州之地所产,“九真郡(都)庞县多象,生山中,郡内及日南饶之”[26];“犀出九德县”[27]。如上所述,并有贡献。

     4、异香之属。岭南之地自古多异香,有些还是通过贸易从域外的东南亚国家获得。上述提到番禺为果布等辐凑之地,这里的果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果(荔枝、龙眼等)和葛布的合称,而是称作“果布婆律”(Kapur barus)的香料,是由产自于东南亚的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加里曼丹岛等地的龙脑树(冰片树)提炼而成,又称“龙脑香”(冰片)[28]。杨孚《交州异物志》也载:“密香,欲取先断其根。经年,外皮烂,中心及节坚黑者,置水中则沉,是谓丁香。次有置水中不沉,与水面平者,曰栈香。其最小粗者,名曰椠香。佛经所谓沉水者也。” [29]东汉建安时,士燮兄弟称雄交州,出日皆“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至东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的四十多年,“无岁不至” [30]。交州产丁香、栈香、椠香等各种杂香无疑。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载:“沉木香出日南” [31]。这些异香之属一般都经合浦而运到岭北。

  5、美木之属。上述赵佗进献文帝,“桂蠧一器”,应属此类。武帝作昆明池,昆明池中有灵波殿,“皆以桂为殿柱,风来自香”;建章宫太液池云舟也“以紫桂为柁枻” [32]。而“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这些美木奇草有“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 虽大都难以成活,但“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连年犹移植不息” [33]。《南方草木状》卷中载:“交趾有蜜香树,其树高五六尺,枝条柔软,叶如嫩榆。”岭南异木除部分用作建筑外,相当一部分移植于扶荔宫(故址在今陕西韩城芝川镇境),用于观赏。

  6、异果之属。与美木同样,“其实则岁贡焉,邮传者疲毙于道”,东汉安帝时,“交趾郡守唐羌极陈其弊,遂罢其贡”[34]。《汉书·地理志》载南海郡有圃羞官,交趾郡亦有羞官。两郡应是岭南异果贡献的主产地。杨孚《异物志》亦云:“交趾有橘官,长一人,秩三百石,主岁贡御橘。” [35]而“交趾七郡献生龙眼等” [36]。这些亚热带珍奇异果在将近二百二十年的时间里,岁贡不绝于朝廷。甚至直至东汉末,士燮仍进献“蕉、邪、龙眼之属”于孙权。三国吴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云:荔枝树,“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梅李,“高凉,建安皆有之”;龙眼,“苍梧、交趾、南海、合浦皆献之”;橄榄,“始兴以南皆有之,南海常献之”;榴,“交趾献之”等[37]

  7、其他地方贡物。除以上所列之外,南越国赵佗还 “献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葡桃锦四匹。”[38]至于“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这次进献竟使“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 [39],仅是一时之举。而徐闻在雷州半岛与海南岛的交通作用重要。

  从考古发现也能证明合浦、徐闻在中外交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在合浦、徐闻都发现了琉璃、琥珀、玛瑙、水晶、紫晶、檀香、青玉、银珠、古玉、玉石、青金石、檀香珠等,还有各种银器,这其中琥珀、玛瑙、琉璃、青金石、檀香珠等应属海外舶来品。合浦的汉墓不仅数量多(约5000—6000座),而且出土文物种类多、级别高,明显胜过徐闻。著名的铜凤灯、鸭首铜方匝等都是其中精品,其各种金器也是徐闻难以相比的。在合浦望牛岭1号汉墓出土的两件提桶内壁书写“九真府”等款,应与九真有关[40]。2003年又在合浦风门岭一汉墓女墓室中不仅发现了稻谷,还出土了碳化的香料[41]。这足以证明岭南乃至东南亚当时确实出产香料,从此女墓室的其他随葬品等级来看,其地位只是一般平民,但却能用上香料,足见岭南乃至东南亚地区香料使用之广泛。

  不但岭南生产珍物异果,而且南海诸国也多有之。《汉书·地理志》载汉使从徐闻、合浦、日南障塞出发,“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琉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在治之。自然灰状如黄灰,生南海滨。亦可浣衣。” [42]琉璃、明珠等物亦成为中外交流的重要物品。汉武帝“部尉东南,兼有黄支。连缓耳,琐雕题,摧天督(天竺),牵象犀,椎蜯蛤,碎瑠璃,甲瑇瑁,戕觜觽。” [43]反映了汉代对外交流的繁荣。

  两汉时期,南海诸国与汉政府的海上往来必须通过交趾刺史部监察区域(或交州控辖区域)。元始二年(公元2年),“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东汉建武十三年(37年),“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白菟”;元和元年(84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雉”;延光元年(122年),“九真徼外蛮贡献内属”;永建六年(131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顺)帝赐调便金印紫绶”;熹平二年(173年)十二月,“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光和六年(183年),“日南徼外国复来贡献”等[44],计有七次。这其中还不包括天竺在和帝以后改西域丝路为南海丝路,“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四年(161年),频从日南缴外来献。”天竺“土出象、犀、瑇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毾、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而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 ,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又有细布”、诸香、苏合等,“凡诸国珍异皆出焉。” 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缴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45]九真、日南之外的南海诸国乃至较远的大秦,与汉政府往来,与汉使返回一样,应仍是以徐闻、合浦、日南障塞为港口而登岸的。因此,南海诸国“自汉武已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46]

  因此,岭南的许多珍奇特产都应汇集在番禺、合浦、徐闻等地。虽然番禺曾经一度成为南越国的都城,其间也会有域外国家的朝贡或通过海商而来的海外舶来品,诸如南越第二代文王墓中出土的带有波斯风格的银盒即是的例证[47],但在番禺的市场上这些稀世珍宝却难以见到。而在番禺常常见到的产自南中国海地区和域外的象牙、犀角等贵重物品,普通人却难以购买得起,一般只作为贡品上贡朝廷。考古在广州梅花村二号汉墓中出土的五枚陶制象牙和四枚陶制犀角,在马鹏岗发现十五枚陶制犀角和两面用朱漆绘有的犀牛木胎黑漆扁壶,这些汉代明器应是当时番禺工匠据所见的活象和活犀牛加以绘制和制作的[48]。象牙和犀角明器尚是陶制,而一般的贵重物品当是在番禺通过贸易取得,这其中还应包括从徐闻、合浦以及日南等而来的舶来品。因此,番禺为岭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中外货物集散地。从严格意义上说,番禺为中外贸易的中转站,而时对外贸易的港口在徐闻、合浦和日南等地。

  大量的岭南和域外贡品运到长安,为皇帝和嫔妃、还有达官贵戚日常享用。《汉书·西域传》赞中说:“(汉武之世,开西南,建珠崖七郡,通大宛),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西京杂记》卷一、卷二都记载,天子所用笔匣“厕以玉璧、翠羽”,玉几“以象牙为火笼”;身毒国献的饿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马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上述飞燕妹居昭阳殿,为其姊送的礼单中,琥珀枕、龟文枕、珊瑚玦、马瑙彄、孔雀扇、翠羽扇、琉璃屏风、椰叶席、青木香、沈木香、香螺巵(原注:出南海,一名丹螺)、九真雄麝香等。同书卷五、卷六记载武帝赐给李夫人象牙制的簟;武帝宠臣韩嫣以玳瑁为床。这些珍奇异宝,大多都源于岭南和海上贸易所得而上贡朝廷。

  岭南土特产上贡中央,加强了岭南港口与内地特别是都城的联系。岭南与内地的联系更多体现在物品的交流。这些物品不仅包括上层统治者使用和消费的奢侈品,而且还应有民间的日常商品。因为地域差异,一般是北方缺少南方(包括岭南)的海货,南方缺乏北方的高级丝品和其他比较先进的生产、生活工具等。上述赵佗与汉高祖间上贡与回赐的物品即可证明。汉惠帝三年秋七月,“南越王赵佗称臣奉贡。”[49]南越国贡物当仍为地方特产,与高祖时一样,惠帝亦应赏赐一定的丝物。而民间客商也有牛马羊牲畜、金铁田器等交换于岭南。吕后时,“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50]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岭南与相邻的长沙以及内地的来往。

  文帝时,派遣陆贾访问南越,带给赵佗“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51]这些褚衣应是上等的丝绸。而赵佗也回赠白璧、翠鸟等岭南特产。秦、南越国和两汉时期,大量的中原人南下,输入了数量不少的铁器和农具。在岭南大量墓葬中出土有关南越国的铁器就有700余件,包括锄、臿、铲、镰、镢、斧、凿、锤、锛、削、刀等与农业有关的铁器。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出土的两件记田器的木牍。一件自题为《东阳田器志》(东阳一说为秦代东阳县,治今江苏盱眙县境;一说泛指太行山以东平原),田器从岭南以外输入。另一件木牍记载了从数十到百余件不等的锄等农具,数字虽然不是实数,但反映了南越国从中原输入农具的量是很大的。[52]

  除农具外,岭南还从相邻的长沙国引进玻璃的制作技术。在广东、广西南越国墓葬中,出土了平板玻璃、玻璃珠、玻璃璧等。其中南越国墓葬出土的玻璃璧,在器型、成分上和长沙、衡阳等地出土的相同,有可能从长沙输入的。“但平板玻璃、小串珠和玻璃耳珰等则为长沙内地及中原内地所未见。由此,我们初步认为,南越国的玻璃制造业应是在原楚地(主要是长沙)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53]而玉器的一些原材料,也可能是从岭南以外的地区运送而来。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青白玉角杯、玉璧、玉带钩、玉佩等精美的玉器,有些原料可能就地取自岭南,“从器型与石质分析,应有一批玉料从岭南以外所获。”[54]

  从秦时军队的南下到汉武帝平定南越时五路大军的进入,以及朝代易替时的民众的南移,这些南来的军队和民众带来了部分货币和粮食。虽然今天在岭南出土的秦汉货币不多,货币经济不发达,但秦汉岭南与邻近地区的商业往来还是比较频繁的。南越王墓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多数由南越王工官在岭南本地铸造。“有一部分楚式器、汉式器,则可能是汉廷赐与或从内地购置的。”[55]广西罗泊湾1号墓出土的两件汉式的铜鼎上,一个刻有“犛”字,一个刻有“析”字,与南越当地鼎的风格不一样,两字当为铜鼎铸造地。犛在今陕西武功境内,析在今河南内乡县境内,应是从中原输入南越的铜器。而同一墓室出土的记录陪葬品的《从器志》木椟上,有“中土瓿卅”、“中土食物五笥”,显然说明中原的食物与陶器一起输往南越。[56]

  至于岭南与西南巴蜀、夜郎也有商品往来。蜀地商人贩运当地土特产到夜郎再转运到南越。“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使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57]南越才可以见到从蜀地转运到夜郎而达番禺的枸酱。这条沿牂柯江(西江及上游的红水河)的通道应是岭南与巴蜀、夜郎商品往来的通道。“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58]一般以南夷指夜郎地区[59],则夜郎成为西南地区与岭南商贸往来的必经之地。不过,蜀地和夜郎的许多特产在岭南当地消费,只有部分货物出口。

  除以上货物外,蜀地的“僰马”和“笮僮”也是名产。东汉末,合浦太守士壹为讨好吴王孙权,“时贡马凡数百匹”[60]。这些马匹很可能是通过贸易从蜀地获得的。

  今在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御苑出土了观赏和食用两大类的植物数十种,其中可考的就有荔枝、杜英、杨梅、乌榄、柿等,还有材用类(楝树)、芳香类(山鸡椒)、药用类(紫苏),而冬瓜籽是我国现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实例,几万粒甜瓜籽是广东地区首次发现的古代甜瓜遗存。记载有紫離鸟、白鳬、野雄鸡等的木简,与南越国多异鸟一致。御苑出土的木简刻有“壶枣一木,第九十四 ,实九百八十六枚。简068”;“壶枣一木,第百,实三百十五枚。简069”;“高平日(甘)枣一木,第卌三,实□(四)百廿六枚。简090”[61]当时南越御苑中栽有不少枣树,而且管理相当严格,不仅都有编号,甚至每株结多少颗果实也一一记录在案,这与位于解放北路的南越王墓的中也曾发现较多枣的残骸相一致,证明了番禺当时有种植来自北方的枣树,而且,这里的高平,应是作地名而言的,指战国时期今济源市西南、孟州市西北的高平之城,地在黄河之滨。来源于北方黄河流域的枣树等在岭南落户扎根。

  中国输往边地和域外的物品主要是缯帛。匈奴“单于好汉缯絮食物”,曾遣使提出要汉岁给“杂缯万匹”等无理要求。汉后亦赐呼韩邪等单于“锦绣琦縠杂帛八千匹”[62]。“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63]大秦国“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采与之交市。”[64]可见,杂缯在汉与边疆民族、中外交往中的重要。与匈奴同样,杂缯也成为南海丝路上重要物品。虽然岭南各地丝织水平有所提高,但水平有限,而包括杂缯在内的大量高级的丝织品还是来自中原。北上的岭南和南海诸国异物与南下的中原杂缯,成为岭南与中原交通线上重要的物品,前后相继,络绎不绝,其间合浦郡的徐闻、合浦,南海郡所在地番禺,成为岭南中外物品最重要的汇聚和途径的三个中心。

  我国向南的南海航线早在先秦时已经形成,生活在东南部沿海的百越族可能已与东南亚各国发生往来。秦时在岭南地区设立桂林(治今广西桂林)、南海(治今广东广州)、象郡(治今广西崇左,一说为越南北部)三郡,南海郡治所番禺市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交易中心。考古在南越国第二代王赵胡墓中棺椁“足箱”内发现一圆形、外表作突瓣形纹式的银盒,和伊朗舒什特尔(前五世纪)金银器相似,而和国内传统物大异。另外,珠襦上的金花泡饰物、非洲的象牙,也是舶来品,说明了南越国时期与东南亚并通过东南亚与西亚、非洲有间接的往来。汉武帝平南越国设交趾等九郡。汉时与东南亚,南亚往来更加方便,出现了我国史书最早记载通往印度洋的海上航线,一般又把这条海上航线称作“海上丝绸之路”。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详细地记载了这条南向海上航线:“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稾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有关这段记载,历年学者多加考证分析,诸如藤田丰八,费瑯、许云樵、岑仲勉、张星烺、冯承钧、朱杰勤、吕思勉、韩振华、章巽、劳干、温雄飞、苏继庼、韩槐准、谭彼岸等[65],但研究结果却不仅相同,现参照诸家研究成果,总述如下:

  汉代南向航线的出发地点在雷州半岛附近的徐闻(今广东徐闻境),合浦(今广东合浦东北)以及日南(今越南广治西北)障塞,由上述前两海港沿近岸航行可达日南障塞,由日南障塞继续沿今越南东海岸附近航行,“船行可五月”到达都元国。都元国一般认为在马来半岛东南部近新加坡海峡处,汉船从南海乘东北季风沿岸南航至此,在风向转换时在由此穿马六甲海峡顺西南季风北上。都元国又有扶南嘾杨(克拉地峡北部)、越南茶麟、沱灢、南圻滨海以及菲律宾、婆罗洲(加里曼丹)等不同说法。从穿航行五个月的距离来看,应以越南南圻滨海一带为宜。

  邑卢没国应在泰国的罗斛、叻丕一带。因为都元国航行四个月才可至泰国湾附近。邑卢没国另有拘萎密(今柬埔寨以西的泰国境)、缅甸的直通、柬埔寨、婆罗洲(加里曼丹)、苏门答腊北的蓝无里以及印度嘛罗拔沿岸等不同说法。

  谌离国距邑卢没国二十余日的航程,应是梁代的顿逊(今那丹沙林)。《梁书·扶南传》:“其(顿逊)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汉船至泰国湾谌离登陆,不必绕过马来半岛,由此陆行可达夫都卢国,避免多行水路的麻烦和危险,大大缩短了路程。公元131年罗马帝国使团来中国采取跨过谌离这一路线入海;公元166年罗马帝国的商人使团到中国边采取同一路线。为什么会采用同一路线?因为他们都是经过印度而入中国[66]。谌离国另有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印度西南海带夏离耶城、马来半岛东南尊蓬、婆罗洲(加里曼丹)以及克拉地峡附近等说。

  夫甘都卢国一般认为缅甸的蒲甘阳城遗址,即今太公城。从谌离舍海陆行十余日到达此国,与陆行里程相合,这基本已成定论。夫甘都卢国又有马来半岛东岸、克拉地峡、婆罗洲(加里曼丹)、印度东海岸等说,皆不足取。

  黄支国一般认为即今印度半岛东岸马德拉斯附近的康契普拉姆,即唐代玄奘所称的建志补罗,“建志”音同“黄支”,“补罗”意为都城,是达罗毗荼人的国都。汉船从今洞鸽附近一带沿岸续航,稍北行即达孟加拉湾北端,然后再乘换向而来的东北季风,顺印度半岛东岸南下,航行二月左右可达黄支国国都。黄支国指今康契普拉姆,这说法已被中外学者普遍接受。另外黄支国指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爪哇岛等说不足取。

  已程不国在黄支国之南,“汉之译使自此还矣”。翦伯赞、朱杰勤、劳干、韩振华等先生皆认为是锡兰岛(今斯里兰卡)。因锡兰岛产明珠奇石,俗称宝洲,是波斯、印度以及东南

  亚宝物的集散地,汉使“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必须到达此岛方可完成任务。已

  程不国还有印度西海岸迈索尔西南、苏门答腊、爪哇以及非洲等说。

  皮宗国是汉船使返回途中唯一被提到的国家。“自黄支国船行可八月至皮宗,船行可二月,至日南象林界云”。日南郡象林县是汉疆最南的县,也是汉船返归港。从归程仅提及皮宗国、黄支国(启始地)、日南郡象林县(返归地)三处来看,当时很可能已利用南海季候风,已不再从事沿岸航行。中途提到皮宗国,很可能在此等候季候风的转向。因此,皮宗国应是指印度洋与太平洋交界的某一地方。后来法显从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返回广州,在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停留五月左右等待太平洋季风转向后再北上广州。今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是必须之地,故皮宗国应指此一带岛屿。汉之皮宗国(意即香蕉国)应是《梁书》的干陁利国(今苏门答腊或爪哇岛)。今苏门答腊还发现中国汉代的古物,可见,汉时该岛已有与中国发生联系。皮宗国还有马来半岛西南部、马来西岸Pisang岛、印度西岸的印度河一带等说。

  从以上考证可以看出,汉朝廷遣黄门执掌远航事务,从雷州半岛徐闻、合浦出发,沿北部湾、越南东部海岸向南航行,到达越南南圻一带的都元国,经柬埔寨沿海进入泰国湾,沿泰国湾东海岸抵达邑卢没国,又沿泰国湾续航,抵达湾头的谌离国,由此步行,渠道泰国与缅甸间的古道三塔道至缅甸境内的夫甘都卢国,由夫甘都卢国利用季风沿孟加拉湾航行,抵达印度东海岸黄支国,由此南下可达已程不国。归途从黄支国利用季风驶船,至苏门答腊岛附近的皮宗国等待季风,由此北行至中国最南边疆日南郡象林县界。这其中船行或步行数字并不包括中途逗留或贸易时间。海上航行二年,候船、贸易、居住等,汉使来回用时最少也要三年,故“数年来还”应是符合实际的。《汉书·地理志》还说:“所在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意即在异域航途受到热情接待,还时有其他外国航海者或使节、商人参加进来,结伴而行。为方便和节省时间,常常换船驳渡,从泰国湾沿岸的谌离登陆步行至孟加拉湾沿岸的夫甘都卢国,就不可能是原来的船。汉代这条印度洋航路的开通,为以后各朝拓展航路至西亚、东非奠定了基础,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东汉时,通向东南亚和南亚甚至西亚的航线仍然发挥作用。永建元年(131年)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67]。叶调国一般认为是爪哇岛,其使臣入中国“应循彭家门沿苏门答腊、马来半岛、越南半岛行,而抵交广”[68]。掸国地处北缅甸,由此循陆路北达中国西南而至中原;亦可循海道经中南半岛而达交州至中原。在此之前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69]。则缅甸为东西海上往来的重要枢纽。这里西连大秦、身毒,东至中国;因其西临印度洋的孟加拉湾,东南又距泰国湾很近,无疑成为东西交通要道。甚至身毒(又名天竺)在陆上丝路交通中断时,延熹二年(159年),四年(161年)两次“从日南徼外来献”[70],必须经过缅边境方可到达中国南境交州。

  大秦与中国的交通,中国人甘英曾试图从条支(安息)渡海而达,史载“和帝永元九年(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波斯湾)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变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莫乃至”[71]。这条从条支启航,入波斯湾,再绕阿拉伯海,经曼德海峡进入红海,由埃及至达地中海沿岸大秦国的甘英航线实际上早已由西方航海者开辟。公元47年,居住在埃及亚历山大的船长希帕勒斯,从埃及红海沿岸启航,出曼德海峡,横越阿拉伯海,到达印度西海岸。这次首航的成功,使东西方航海以南亚印度为中介连接起来。希帕勒斯还总结并记载了北印度洋西部水域季风活动规律,即每年三月至九月盛行西南季风,十月至次年二月则盛行东北季风,按季风规律航行既安全又迅速[72]。“大秦国……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不得自达。”[73]大秦与中国往来受安息阻隔,西汉时未能与中国直接往来。成书于1世纪末《厄利脱利亚海周航记》载有“丝国”(中国)“出产丝、丝线和名为丝绸的布”。约成书于1世纪中期托勒密《地理学》转引旅行家马利奴斯的记述说,一位名叫梅斯(或译为底启亚诺斯)的商人,在远航途中派遣手下人前往“丝国”[74]

  继永宁元年大秦人经掸国至达中国后,东汉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至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75]。这是中国与大秦首次海上直接往来的记载。由裴松之注《三国志·东夷传》引鱼豢《魏略·西戎传》曰:“大秦道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76]。由此可知大秦往中国的两条海道(其中也有部分陆路)。一条是由大秦出发,经埃及东北部的古运河,循红海而南,越过阿拉伯海到达印度西海岸,由印度或锡兰岛续航,横渡孟加拉湾至达缅甸或苏门答腊岛,由此再航海北上经泰国湾,越南南部海岸而北通交趾七郡沿海。另一条是也是由大秦出发至缅甸,沿伊洛瓦底红河谷北上至中国西南部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即西南丝路。天竺国除沿传统西域陆上交通道路到达中国外,上述两海道也是其到达中国的必经之途。佛教传入中国,正是由于交通不限于一道,故交州南海通道与西南永昌郡通道也应是佛教传入中国除西域外的另两条途径。

  总之,秦汉时期岭南港口与内地、中外交通的关系十分密切,货物交流繁多,促进了彼此商贸的繁荣,满足了统治者和权贵猎奇的需要,为以后各朝的商贸和贡赐品的交流联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汉时期南向航线可以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红海、地中海等广大范围,在南海航线之西,汉代印度洋航路的开辟,使中国与大秦、天竺、条支往来更加方便,陆海路皆可通达,而缅甸此通中国的西南丝路无疑又是一条沟通海上航线的陆上通道,这些航线和道路的形成,为以后各朝海上航线和交通道路奠定了基础,有着重大的历史作用和深远影响。

  南天门(顺头岭)古道,成为早期南北交通运输重要干线,并与上述陆海丝绸之路一起,构成了岭南与中原、长江流域的对内联系,经过番禺、合浦,联系海外。内联外接,经过唐宋至明清,商贸发达,盐路文化和贬谪文化又丰富了连州南天门(顺头岭)古道的内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准备将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变成世界的文化遗产。连州骑田岭(桂阳岭)南天门(顺头岭)古道对我们广东省申报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希望当地政府重视挖掘古道与关隘历史文化资源,重塑昔日交通的繁荣与历史的辉煌。



  [1] 《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孟尝》, 2473页。

  [2] 《后汉书》卷三一《贾琮传》,1111页。

  [3]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3268页。

  [4]《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1670页。

  [5] 《汉书》卷九五《两粤传》,3852页。

  [6] 扬雄《长杨赋》,《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3560页。

  [7] 《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2858页。

  [8]佚名撰,何清谷校释:《三辅黄图校释》卷三《未央宫》,中华书局,2005年,165页。

  [9]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2948页。

  [10] 《后汉书》卷四一《钟离意传》,1407页。

  [11]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228页。

  [12] 《后汉书》卷三四《梁统附玄孙冀传》,1181—1182页。

  [13] 《太平御览》卷九二四《羽族部·翡翠》,《孔雀》引《异物志》,4104—4105页。

  [14] 《太平御览》卷九二四《羽族部·翡翠》引,4105页。

  [15] 《汉书》卷六三《武帝五子传》,2754页。

  [16] 《太平御览》卷九二四《羽族部·翡翠》引,4105页。

  [17] 《太平御览》卷九二四《羽族部·翡翠》、《孔雀》及引《江表传》,4104—4105页。

  [18] 《太平御览》卷九二四《羽族部·孔雀》引《吴录地理志》,4104页。

  [19] 《太平御览》卷九二四《羽族部·孔雀》引,4104页。

  [20] 《太平御览》卷九二四《羽族部·白鹇》引《西京杂记》,4105页。

  [21] 《汉书》卷六《武帝纪》,176页。

  [22]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3025页。

  [23] 《汉书》卷八《宣帝纪》及苏林、晋灼等注,259—260页。

  [24] 《初学记》卷二九《兽部·象》引,699页。

  [25] 《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兽部·犀》,3954页。

  [26] 《初学记》卷二九《兽部·象》引《吴录地理志》,698页。

  [27] 《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兽部·犀》引刘欣期《交州记》,3954页。九德县为吴时所设,地在今越南荣市,汉为九真郡咸驩县境。

  [28] 韩槐准:《龙脑香考》,载《南海学报》2卷1辑。

  [29] (唐)段公路:《北户录》卷三《香皮纸》引,文渊阁全书本。

  [30] 《三国志》卷四九《吴书·士燮传》,1193—1194页。

  [31] 《太平御览》卷九八二《香部·沉香》,4349页。

  [32]佚名撰,何清谷校释:《三辅黄图校释》卷四《池沼》及引《三辅故事》,253、265页。

  [33]佚名撰,何清谷校释:《三辅黄图校释》卷三《甘泉宫》,208页。

  [34]佚名撰,何清谷校释:《三辅黄图校释》卷三《甘泉宫》,208—209页。

  [35] 《初学记》卷二八《果木部·橘》引,681页。

  [36]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引谢承书,195页。

  [37]左思《吴都赋》,《文选》卷五刘渊林注引。

  [38] 《太平御览》卷九三八《鳞介部·鲛鱼》引《西京杂记》,4168页。

  [39]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2835页。

  [40] 广西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22年第5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考古》1977年第4期等。

  [41] 韦继川等:《广西发掘合浦汉墓有五大收获》,《光明日报》2003年12月9日A2版

  [42] 《艺文类聚》卷八○八《珍宝部·琉璃》引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3591页。

  [43](汉)杜笃《论都赋》,《后汉书》卷八十上《文苑传》,2600页。

  [44]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2836—2839页。

  [45]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2919—2912页。

  [46] 《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1750页。

  [47]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3期。

  [48]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博物馆:《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墓葬》,文物出版社,1981年。

  [49] 《汉书》卷二《惠帝纪》,89页。

  [50]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2969页;《汉书》卷九五《两粤传》,3848页。

  [51] 《汉书》卷九五《两粤传》,3850页。

  [52] 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84—187页。

  [53] 广州文管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91年,340页。

  [54]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258—262页。

  [55]广州文管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册,332页。

  [56]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274—275页。

  [57]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2994页。

  [58]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2997—2998页。

  [59]张荣芳《西汉蜀枸酱入番禺路线初探》,收入《秦汉史与岭南文化论稿》,中华书局,2005年,168页。

  [60] 《三国志》卷四九《士燮传》,1193页。

  [61]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西汉木简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3期,8-9页。据甘肃考古所张俊民先生发表《南越国木简090释文再读》论文,高平作地名,“日枣”当为“甘枣”,□当为“四”。

  [62]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3759、3780、3798页。

  [63]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2994页。

  [64]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2920页。

  [65]藤田丰八:“《前汉时代西域海上交通之记录》(何健民译),收入《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费瑯:《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冯承钧译本)。许云樵:《古代南海航程中之地峡与地极》,载《南洋学报》第五卷第二辑。岑仲勉:《西汉对南洋的海道交通》,收入《中外史地考证》。张星烺:《中外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朱杰勤:《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海上交谈路线试探》、收入暨南大学历史系东南亚研究室编《东南亚史论文集》第一集。吕思勉:《秦汉史·汉与西南洋交通》。韩振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海上交通》,收入《东南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劳干:《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载《历史研究所集刊》十六本。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苏继庼:《黄支国在南海何处》,《南洋学报》七卷二辑,等。详见陈伟明、 王元林《古代中外交通史略》,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50-53页。

  [66]朱杰勤:《汉代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试探》,收入《东南亚论文集》——暨南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史研究室

  [67]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68]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7页

  [69]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传》

  [70]《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71]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72] 孙光圻:《中国航海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168-169页引

  [73] 《后汉书》卷八八《大秦传》

  [74]孙光圻:《中国航海史》,168-169页引

  [75]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76] 《三国志》卷三十《东夷传》裴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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