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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中研院:那些人与那些事

2012年09月13日10:00
来源:时代周报
原标题 [风雨中研院:那些人,那些事]
1933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中)与张静江(右三)、陈和铣(右二)、李石曾(左一)合影。

  1933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中)与张静江(右三)、陈和铣(右二)、李石曾(左一)合影。

  本报记者 严友良 实习生 房雅倩

  在作家岱峻看来,衣冠之谓,亦代指文明。明末清初的王船山曾言:“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矣!”在这位与顾炎武、黄羲之齐名的思想家看来,亡国,若文明一并痛失,则有可能成为民族永远背负的耻辱。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民国历时甚短,仅三十八年,极盛期即战前的“黄金十年”。成立于1928年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无愧民国政府的美服桂冠。1948年4月1日,中研院在经过评议员几轮投票,选出了中研院首届八十一位院士。有人这样评价当时的中研院:“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中央研究院设有十个研究所。其中,抗战期间人文研究机构大多迁在李庄,长达六年。“如果说《发现李庄》、《消失的学术城》是各有侧重的群雕,眼下这本书则是一座座独雕;如果说《李济传》是全传,是整本戏,这本书里的十二篇文章则像短篇小说写人记事的‘横切面’,是十二曲折子戏。”在《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一书的前言中,通过比较前几部著作,岱峻如此自评。

  岱峻坦言,尽管还是以抗战后中央研究院南迁北还的故事为重点,这部新作在叙述人与物相对完整的同时,着重选取那些不为人知的材料,希冀梳理出蕴含其中的玄机。实际上,通过岱峻的爬梳探访,傅斯年、李济、胡适、董作宾、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游寿、曾昭燏等人昔日生活跃然纸上,而他们的命运波折亦流淌在读者心田。

  “大佬”傅斯年的两面

(图:1930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所人员在整理古籍。)
(图:1930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所人员在整理古籍。)

  提到民国时期的中研院,如果说有一个人难以逾越,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傅斯年。毫无疑问,先后出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中研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威猛性格有“大炮”的一面,这在书中至少可找到两个例证:

  一是程沧波写道:“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之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的房内,看他拿着一个小箱子,藏在枕头底下,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件。”那位大员即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自1938年3月开始上书蒋介石,认为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院长“作来一切若不相似”。此后数年,傅斯年亦多次致函蒋介石,揭发孔祥熙的贪腐问题。

  二是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赴台湾大学就校长职,仍兼任史语所所长。不久台湾发生学生运动,当局打死逮捕学生,史称“四六”事件。傅斯年十分愤慨,亲自找国民党情治部门交涉,甚至直达最高当局,要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到台大捕人,即便有确凿证据逮捕台大师生也必须经本校长批准。

  当时,国民党政府丢失大陆,退守孤岛,风声鹤唳,要求各机关学校实行联保制度,也要求台大学师生办这种手续。傅斯年挺杖而出:凡是在台湾大学任教和服务的教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他可以个人作保。若有问题,愿负全部责任。结果台湾大学破例没有实行联保制度。后有人在台北《民族报》发表《寄傅斯年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论反共教育与自由主义》,指控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后,将自由主义作风带到台湾来,在学术自由的掩护下,所聘教授中竟有共党分子和亲共分子,“以致学校成为政治上的特区,院系成为共产党细菌的温床,赤焰相当高涨”。傅斯年发表了《傅斯年校长的声明》和《傅斯年校长再声明》,他写道:“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

  “傅斯年五十五岁弃世,誉满天下,谤也随之。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对生者的不幸。伤痛最深,哀莫大矣,莫过家人。”正是如此,岱峻更关注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公众视野之外的那个“傅大炮”,从傅斯年对下属、对乡民,尤其是对家人是何种态度入手。他发现傅斯年,“在豪放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柔韧的心,有着近乎赤子般的童真”。

  1934年夏天,三十八岁的傅斯年挣脱藩篱之后,新筑了爱巢—同祖父安排的丁馥翠离婚,与同窗好友俞大维的妹妹俞大彩结婚。1935年,俞大彩产下一子,按傅家班辈排,“斯”以下应为“乐”字辈,傅斯年却为儿子取名“仁轨”。对此,罗家伦解释,“说到聪明的孩子仁轨的命名,确有一件可纪念的事,有一天孟真对我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一个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轨。我一时脑筋转不过来,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枉费学历史,你忘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联想到1895年以后中日两国的现实,傅斯年借古喻今,祈愿国运的心迹不言自明。

  拼命写文章多赚稿费

  傅斯年夫妻之间的感情,俞大彩有过一段这样的回忆:“记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顾路途遥远,上山探亲(注:来到养病的重庆歌乐山),孟真嘱我留客便餐,但厨房中除存米半缸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楼,向水利部韩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与韩君素不相识,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学与孟真同学,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借钱。事隔一月,我已还清债务,漫不经心地将此事当笑话说与孟真听。不料他长叹一声,苦笑着说:"这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让你再腼颜向人借钱了。"

  对其母亲,岱峻书中亦记载了一件趣事。1934年傅斯年于北平安好新家,立即从济南接来母亲一同居住。傅母姓李,有蒙古人血统。他奉养母亲十分周到。俞大彩写道:“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而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大嗓门直肠子的傅斯年,也有心细如发的时候。岱峻就注意到弟子任继愈写过的一件小事:“傅斯年在李庄的时候遇到向达的儿子和李方桂的儿子打架,一个五岁,一个八岁。五岁的打不过八岁的,李方桂的夫人就来找向达的夫人,两位夫人争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傅斯年经过看到了,对双方赔礼道歉,连说:‘你们两个消消气,都不要吵了,都怨我。’边说还边作揖。”

  另外,敢在“委员长”面前跷二郎腿的傅斯年,在乡下却十分谦抑。板栗坳到李庄镇有七八里之遥,且要上下一道陡坡,地方曾多次提议修一条公路。1944年6月16日,傅斯年写信告诫李庄区区长张官周:“前李仲阳县长在任时,曾闻其有修筑由李庄镇直达板栗坳公路之议,日前始悉此路业已动工,并闻其占用民田甚多,倘此路专为本所而修,则本所既无此提议,更无此需要,何妨还田归民,就此终止,敬希将此意转达地方经画此事诸公。”

  通过对傅斯年诸多事情的了解,岱峻认为:“其实,傅斯年身上也有两面性,骨子里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可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无论是任中研院总干事还是掌史语所,他也采用过威权主义的管理办法—无论是选才还是学术分工,尤其是后文还要提到的对游寿擅离职守的处理;他有科学主义的倾向,在参议会上反对中医,甚至与人拳脚相向,但又恪守传统孝道,劝导妻子不要阻止有高血压病的母亲吃肥肉,以免她生气;他自己是一个勤谨的学者,著书立说,下笔精准,持论谨严,甚至告诫弟子三年不作文;但在‘九一八’日本占领东北后,受民族主义情绪的刺激,曾仓促组织编写过为人诟病的《东北史纲》。”

  “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

  作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家,梁启超的影响可以说罕有可比。而在之后二十几年的历史当中,梁启超家族绝对是中研院中最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选出首届院士,人在美国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中国顾问的梁思成因“主持中国营造学多年;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物,实地搜求,发现甚多”的业绩,高票当选。

  1949年5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作为一个城市规划的学者,梁思成听说河北宝坻县(2001年撤县设区,今属天津市)一座自己曾勘察过的辽代古庙被拆毁后,哀叹道:“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值得一提的是,因为1945年,梁思成曾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曾特地建议 “盟军在战争中要保护日本历史文化名城京都、奈良”。日本把梁思成称为“日本古都的恩人”和“日本文化的恩人”,并塑铜像纪念。

  书中对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这位民国才女同样着墨颇多。“集美貌与才情于一体的林徽因,原为北平知识人沙龙‘星期六俱乐部’的主角,冷冰冰的骄傲,光芒四射的滔滔不绝,在让男人倾倒的同时,也让女人不快。”岱峻指出。

  原来,因为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珠联璧合,上世纪30年代他们居住的北平北总布胡同,几乎每周六都有一批“星期六朋友”,如诗人徐志摩、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作家沈从文、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美学家朱光潜,从哲学家金岳霖的小院径直来到梁家的“太太的客厅”。

  林徽因顾盼生辉、光彩照人,思维敏捷,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因此在“太太的客厅”中,人们如众星捧月,听她以诗的语言和艺术的眼光,大谈旅途见闻、读书心得、人生感悟。北总布胡同于是总是笑语欢声,迸珠溅玉。

  后来这一沙龙聚会还引起了一段文坛公案。1933年作家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文中借用了徐志摩的诗作《偶然》的笔调写道:“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有讥讽此类的沙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味道。作为回应,林徽因将自己调查庙宇带回来的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送给冰心吃用。

  看遍风雨河山之后的林徽因

  “可是有谁想到,在经历了战争初期的逃难和李庄长达几年的病魔缠身、穷愁不堪的岁月之后,这位太太客厅的主角改变颇多呢?”这一次,岱峻选择的视角同样和其他的作家不同。

  岱峻注意到卢沟桥事变之后,在经过北平-长沙-昆明-四川南溪李庄的逃难历程,特别是逃往昆明过程中急性肺炎高烧摄氏四十度几乎丧命、1941年她的弟弟林恒—一位出色的国军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之后阵亡,林徽因“在经历繁华销歇,看遍风雨河山之后,心境发生改变,性格也变得如暖玉如烟,水深川静……”

  书中的一则故事印证了这一点:1945年9月,费正清的太太费慰梅在梁思成的陪同下来到了李庄考察战争状态下的中国博物馆事业,一同前来的还有英国的博物馆专员JAYNE—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英国人。恰逢中秋节,考虑到中博院主任李济的老父亲曾为朝廷命官,是个传统的旧式文人,林徽因主动提出把JAYNE接到自己家里,又找出许多理由让李济夫妇心里释然,先后写了两封书信叫人送到二里地外的李济家中。

  “我在继续扮演经济绝招的‘杂耍演员’,使得全家和一些亲戚和同事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好的照顾。我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小衣和袜子……”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如此“自嘲”。

  难怪费慰梅也为林徽因的变化大为感慨:“她经历的生活艰辛和病痛深化了她的理解力和感情。我开始想,回顾起我们在北京认识的那些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离开中国的实际问题差不多和我们这些外国人一样遥远。但这些年来一切都改变了。”

  对话岱峻:从“横切面”洞见大师的性格

  本报记者 严友良 实习生 房雅倩

  弥补前几本书的遗珠之憾

(图: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门上横幅: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第一次院士会议。)
  (图: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门上横幅: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第一次院士会议。)

  时代周报:能介绍一下成书的大致经过吗?

  岱峻:我是1999年起开始关注傅斯年、梁思成、李济等这一批学者的,是从李庄开始。应该说,个中也有机缘。此前,我在阅读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李霖灿的《神秘的东巴王国》等书时,多次看到文章中写到“李庄”的字样。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了解,李庄就变成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一次次撞击着我,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也就成为了我的关注点,甚至可以说这些年,对李庄的重新认识解读,成了我的功课。于是就有了我前面的几本著作,《发现李庄》《消失的学术城》和《李济传》等。但写作《民国衣冠》却是为弥补前几本书的遗珠之憾。前著是集中时间专门写这些大师在李庄的生活和治学经过的,而对于这批“山坳上世界公民”后来的命运走向未能展开。《李济传》交代其个人的一生,但是毕竟只是一座“独雕”。所以,尽管收集资料同前著大体一致,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这本书中我希望在叙述人与物时相对完整,对人物的内心探索尽量充分,从而能揭示这些民国学人曾经的悲欢、歌哭以及生命的走向。

  时代周报:读罢您的新著,有一种体会,即写作过程中您很好地做到了学人生活细节与学术思想的融合,将个人的遭遇投射到了时代的大背景之中,反衬出近代中国的家国命运,甚至写了大量李庄时期中研院的爱情故事?

  岱峻:凭着这些年的阅读和学养,我发现有人对民国学人的叙述有不少误读。譬如傅斯年,大陆这边由于政治原因负面多于正面,很多历史事件中没有得到完整的呈现,而台湾那边同样也有误读,他被塑造成了一个高大全的人物。这些在我看来,并不符合人物的真正性格。在这本书中还原人物的复杂性是我的目的之一,所以我尽量选择一些学人社会生活史的东西,让读者了解到这些民国学人的生活和人物性情。

  其实,学人的生活史也是学术史的重要构成。写董作宾田野调查携女友的故事,即有此意。想象一下,已与前妻解除婚姻关系的董作宾带女友熊海平到安阳殷墟的发掘现场,结果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先是,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为此暴跳如雷,提出自我批评。而傅斯年的“罪己诏”,搞得身为直接领导的李济主动承揽罪责,要求责罚。至于董作宾,则干脆要求辞职。一时间,你来我往,好不热闹。这其实恰好反映当时中研院的学风和时人治学的艰难。而从这个“横切面”,我们亦不难管窥当时的学术生态,洞见这些大师的性格特征。

  用全副心血获得治学底气

  时代周报:关于胡适、李济、董作宾、傅斯年、梁思成等大师,一种声音认为他们旷古烁今,而一种声音认为这些大师身居高位,和大众生活脱节,严重妨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在您看来,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岱峻:我也注意到费慰梅曾经批评中国的知识分子,说他们离开中国的实际问题差不多和我们外国人一样遥远。李济自己也批判过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结果造成了中国人思考与行为的分家的现象。

  但我以为,对于这批以“立足专精”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很多时候就是要与大众和现实保持疏离的,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为未来的大众服务的,就如同今天我们仍然在读“希腊三杰”的著作,你却不能指望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同现实的场域同大众的生活发生联系。民国时期的这些大师也一样,他们是各个学科的开山祖师,需要做的是从思想上对社会保持关切,至于其他形而下的东西完全可以忽视。考虑到这批学人的学术贡献,他们旷古烁今的特殊际遇,我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有这样两句话:为凄风苦雨中的学人塑像,为山坳上的学术殿堂立碑。

  时代周报:近年来,关于民国学人的研究越来越多,您怎么看待重述这些大师的故事?

  岱峻:民国学人的研究热起来当然是好事情,因为关于这批学人我们长期以来关注实在太少,即便是傅斯年、李济这一些人,他们当年竭力提携的弟子自己都不敢提及,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这些民国时期的“中央”学术机构都冠以“伪”字。

  我注意到,今天民国学人研究热的同时,也有作者哗众媚俗,刻意选择一些人物的花边新闻,故意偏离事实本相,以演义戏说的方式写历史。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治史如断狱”,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打通文史的格,慢慢地写出经得起检验的文字。

  时代周报:您曾提到服膺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写作过程中您是如何处理史料的,特别是在爬梳史料的过程中,您如何保证口述史和回忆录的真伪?

  岱峻:我是从野史进入到历史叙述的,这些年下来我逐渐认识到学术的规范性,意识到真实准确是非虚构作品的第一标准。“信”、“达”是对内容的要求,“雅”是形式的呈现。如果因为后者影响前者,我宁愿牺牲美言美文。当然,好的文史作品,应该是“信达雅”的统一。陈寅恪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以为唯有用全副心血才能获得这种治学底气。

  任何人物和事件都是多面的、复杂的,因此需要尽量多角度呈现。关于如何保证口述史和回忆录的真伪,我以为可以借助相同时空的材料还原,所谓“孤证不立”:一是实地考察,二是另外的知情人口述,三是仔细分析书信乃至称谓的变化。对我自己来说,下笔之前我希望自己能够占有当下最新的最全面的资料,认真做到“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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