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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传记文学》2007年第8期,作者:叶维丽,原题:《“两个世界”的交叉我的插队经历》
我是1968年12月底走的,我爸爸妈妈都没去送,火车站的气氛有点儿凄凄惨惨戚戚。1968年夏天刚开始上山下乡的时候,我们班大队人马去北大荒,她们走时还有一种奔赴革命的味道。后来我再去火车站送人,就感到人们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我们走的时候,毛主席的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指示刚刚发表,车站上敲锣打鼓很红火,实际上很多人心里是无奈的,大势所趋,去不去农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不像刚开始还有很多人是自愿报名的。
我在1968年夏天就已经想走了。因为没学可上,在北京呆得无聊,朋友们陆陆续续都在走,我也很想出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可是我不想去兵团,宁可插队。
插队自由一些,我这个人不爱受纪律约束。1968年11月我因为失眠睡不好觉,去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散心。我表姐是五十年代的支边青年,她们一家人都在那儿。我看到刚刚从天津来的知青,穿着黄不黄、绿不绿的假军装,干什么事都得排队,给我的印象实在不好。离开兴凯湖我去看望在黑龙江插队的两个中学同学。那几天我每天跟着她们去山里扛木头,累是累,但认识了不少老乡。她们去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经和屯子里的人相处得十分融洽,也参与一些当地的事务,我很羡慕她们这种脚踏实地的生活。我知道去兵团挣工资在经济上有保障,但当时这些考虑对我不那么重要。回到北京正好山西来招人,我就报了名。
我们学校去的是山西省山阴县,在雁北地区,离内蒙不远,是个穷地方。火车开到张家口,风一下子就变硬了。从大同到山阴改乘北同蒲线,从窗外望去,地上一片一片泛着白色,后来知道是盐碱滩。视野里几乎看不到一棵树,给人荒凉贫瘠的感觉。房屋是用土坯砖盖的,老乡穿着光板的羊皮大衣。雁北历史上就穷,“走西口”唱的就是那儿的人去内蒙谋生。
知青一般都分到条件相对好的村子。我们村叫“上河西”,在当地是个大村,有三百多户人家,一千五六百口人。我们村曾经很富,当年有个说法,叫“骑骡养马上河西”。我们去的时候村里的情况也比周围其他村子要强点儿。从县城到村里30多里地路,中间要经过一条河,就是丁玲写的那个桑干河,冬天结着厚厚的冰。我们有几个人从北京托运了自行车来,我是骑着自行车去的村里,一路上颠得厉害。我们的车子不适合农村的土路,没过多久就都散了架,可见当时我们对农村情况的无知。
刚去时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后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国家给每个知青200多块钱安家费,安家落户盖房子,一年多后我们在村南盖起了一排十间屋子,是请老乡盖的,男生帮工。房子盖好以后,我们决定不盘炕,从北京运来床板。老乡看我们睡床板,总问我们冷不冷。我们那儿产煤,冬天屋里生炉子,倒也不冷。我们家现在还有一张当年的床板,几次搬家都没舍得扔。如果有一天建知青博物馆,可以捐了去。
南方有些地方地少人多,知青去了和老乡争有限的资源,不受欢迎。我们那儿地广人稀,广种薄收,我没感觉老乡不欢迎我们,当然也说不上有多欢迎,我想是有点儿新鲜,也感到奇怪:这些城里娃干嘛来了?没有什么人把对我们进行“再教育”当真,说老实话,没有几个人听说过什么“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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