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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左右之争”与焦虑综合征

2012年01月04日10:49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秦晓鹰

2012.01.04

[导语]把分歧与争论视为左右之争是一种极幼稚的短视和极浅薄也极危险的积习,并不利于日渐活跃的思辨氛围…[我来说两句]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拐点。我把这一历史拐点称为“繁荣的危险期”。繁荣,自不必说,中国已位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奢侈品购买力直追全球之冠。危险,是指大家都承认的“矛盾突显”。拐点,则指在这个时段,最容易出现由于速度过快而导致的“脱轨”。

  今日之国人在思想上、观念上、道德认知上以及价值判断上,空前地活跃、空前地迷眩。有人说,这是从社会公众到社会精英普遍存在的躁动。但依笔者管见,与其说是躁动,不如说是在对未来中国前途发展道路与前景看不透前提下的焦虑综合征!不过,思想精英们的焦虑与思考表现为对历史、对现实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以及世界发展的不同见解。这些迥然不同的见解,也就自然而然构成观点的分歧、争论与意见的对立。于是,有观点把这些争论说成“左右之争”。笔者以为,把分歧与争论视为左右之争是一种极幼稚的短视和极浅薄也极危险的积习,并不利于日渐活跃的思辨氛围。

  那么,中国的思想精英们,在哪些方面出现了分歧和相互对立的观点呢?我以为大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是对历史的评价。历史素来是彷徨者的向导,因此,针对中国现实,去评价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人物也就成了分歧与争论的应有之义。而其中最为尖锐的要算是对“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的评价了。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左派与右派,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应该说是最鲜明的泾渭之分了。有人认为,发动此次运动的主观动机无可指责,而且其社会效果也是功大于过。就经济状况而言,不但成就远大于损失,而且也为后来的中国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也有人认为,不但要彻底否定这场运动,而且应该以否定的态度重新评价运动的发动者。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观点都背离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相关看法。

  其次,是对改革开放的评价。有观点认为,应该超越或摆脱1978年的思维。所谓“1978年的思维”是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维。在其看来,正是因为沿着这种思维逻辑的推进,才招致了今天中国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不应摆脱而应深化,尤其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更需要迈出决定性步伐。今天中国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不是改革之错,而是改革停滞甚至局部倒退所引发的时弊。

  第三,是有关公平与效率之争。在这个问题上,有观点人为地把重庆与广东发展模式作为各自观点的现实版本来加以佐证。现在中国应该强调先分蛋糕还是做大蛋糕呢?有人支持重庆模式,认为这是解决中国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的必由之路;也有人则认为广东模式强调用继续发展来化解社会不公才是正途与坦途。耐人寻味的是,重庆与广东的“当家人”却都谦逊地表示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似乎为这场被称为“分蛋糕还是做蛋糕”的争论做了一种颇为幽默的注释。

  第四,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与舶来文化。儒释道在中国的新崛起标志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扩展。探古寻幽也助推了“新古典主义”之风。但在现实生话中,崇洋之风的持久不衰以及富裕阶层移民海外的风潮,又揭示着舶来文化在国人内心中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两种风气的并存,使思想界对待中西文化态度上的对峙似乎永远没有终见分晓之日。有观点认为,今日中国所以出现道德大滑坡、欺诈造假成风,根子就在于丢掉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也有观点则坚信,建立在宗法制传统社会的道德必然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黯然失色,而现代市场经济应遵循的信用原则没有建立,才是今日中国道德滑坡的根本原因。

  第五,是如何总结苏联的历史教训。有观点认为,教训主要在于党未管好党、在于内部出现了假改革之名行亡党之实的蜕变分子和集团,在于严重的脱离群众,在于向西方敌对势力的妥协退让和投降。也有观点强调,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下,生产力长期受到压抑的必然结果。这也是苏东各国公众的一种历史选择,无可厚非。对别国历史教训的争论,曲折地反映出国人在外部世界寻找自身未来道路的急切。这也许就是如今中国知识界所以会持久地关注20年前苏联解体以及今天俄罗斯内政外交的原因。

  在列举了上述分歧之后,笔者认为有必要指出:中国知识精英,无论是被称为左或右的人士,他们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点——既包括他们的趋同之处,也包括他们在思想上存在的共有的缺陷和不足。在本人看来,“左派”与“右派”最为一致的地方,就是对中国社会腐败,特别是官场贪腐现象的深恶痛绝。尽管他们对腐败的成因各有不同的解释,对克服腐败也有不同的认知途径。至于说到他们共有的缺乏和不足,笔者认为,最为甚者则是对中国经济的深层矛盾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从经济问题入手,把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命门尤为不甚了了。对预算和税收与现代国家的关系、对金融等虚拟经济与产业实体经济的孰是孰非、对社会财富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现状等等常常是牢骚大于思辨,情绪大于理智。

  最后,笔者想特别指出的是,“超越左右”和“拒绝左右”正在成为一大批知识精英的共识。也许,正是这种超越和拒绝,才能真正代表中国思想界走向成熟的未来!

(责任编辑:宋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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