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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是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

2011年12月30日10:03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2011.12.30

[导语]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我来说两句]

  2011年,对于一个庞大的国家而言,由于幅员辽阔、人数众多,出现各种不同寻常的事件、现象也属正常,但一些趋势性的问题,因其在内在逻辑上决定了很多事件的性质、走向与程度,而成为这一年最值得关注和警觉的社会现象与思潮之一。其表现就是国人在种种客观现实中被割裂成不同的群体,他们的价值观呈现对立化、彼此的交流呈现暴力化、曾经的共识破裂化,这些基于文化、人心的肇因,衍生和催生了大大小小的矛盾与龃龉——左右之争、精英与平民的信任缺失、干群之间的疏离、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拆迁中的血与火,甚至名人粉丝的互殴、网站论坛的标签化。

  久违的思想共识

  无论是思想史论者还是历史学家,乃至更多的普通知识分子,论及当下知识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与龃龉时,常常难掩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共识普遍建立的称道与向往。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刚刚启动、十年内乱刚刚结束的时候,社会各阶层,包括工农商学兵与官,尽管也有争论甚至口诛笔伐,但社会的主流轨迹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什么中国经济在进入一个空前开放的阶段后,知识界在思想上的分化开始加剧、社会各阶层的“骂娘、对骂、乱骂”也开始加剧?

  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

  其一,80年代刚刚从十年动乱中走出,生活上的困顿、经济上的落后、精神上的压抑、个性上的束缚,使得绝大多数人都对未来充满理想主义的憧憬,民主与法制、权利与自由、科技与管理成为解放人、解放生产力、解放社会制度生命力的普遍追求。在共同的方向驱动下,理想主义胜过了利益主义、启蒙胜过了博弈,因此,无论在重大的改革方向还是改革议题上,人们都能在对未来的普遍憧憬下达成共识。知识界虽然也有分歧,但在巨轮刚刚启动的时候,理想的浪漫胜过利益的计较、开放的思想市场能够良币驱逐劣币,因此共识多于分裂、对话多于对骂,毕竟在大方向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大家都是这艘巨轮上的乘客,即使千差万别,但行进的方向是一致的。

  其二,贫富差距、利益差距不大。整个八十年代,改革刚刚起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更多只是一种循循善诱的口号,社会各阶层、知识界还大致均享着社会资源。因为大部分人在财富、地位、权力等资源占有上没有霄壤之别,知识分子大多还在体制内循着既有待遇制度前行,人们的分歧更多在思想观念和学术角度上,是形而上的。

  其三,媒介传播渠道有限。那个时候一份《中国青年》杂志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文章,就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全国大讨论,成为一种思想观点争鸣的标志性事件。这也说明,在那个媒体资源有限的时代,舆论的话语权更多掌握在少数资源手中,从思想荒漠中走出不久的普罗大众,在思想锻炼上面经验不足、磨炼尚少,所以只要有影响力较大的媒体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而真理往往会在辩论中越辩越明,社会共识也因此从纷乱达到趋同。

  九十年代的思想分化

  上个世纪90年代后,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经济在短暂徘徊后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经济腾飞”高速开进。八十年代的社会土壤发生了根本改变,根植于土壤的社会思潮也必将发生巨大变化。由于经济路径的变化,贫富差距的拉大极大程度地导致了社会开始进入“利益分化”阶段。这种分化的结果,就是按照不同群体在改革发展中获益多少,社会分成了更加细密而多元的阶层。而随着体制的进一步改革,知识分子也渐渐从体制中走向市场,利益成为最现实也是最逼仄的推力和引力。于是,政治经济上的“唯GDP论”、民众的“笑贫不笑娼”、知识界的精英化逐渐成为主流,一个全民向钱看的时代开始了。这使得多数人的思维模式开始以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不求理想但求现实、不看未来只看当下,于是共识开始破裂,裂痕渐渐凸显。

  除了利益分化的因素外,个人权利意识的高涨和表达渠道的有限呈现结构性紧张。当效率优先、公平滞后假以时日后,不同利益群体必然出现各种不满,当不同群体之间缺乏畅通合理的沟通渠道时,非理性的谩骂、暴力化的言辞就应运而生,社会戾气日益蔓延。

  在媒介传播空前发达的技术背景下,话语权逐渐散落民间,这极大改变了话语传播模式。当不信任开始加剧、人人都有表达欲时,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评判者、主持人、播音员。这种自发言因为没有经过任何民主的、理性的训练,自制力自然大打折扣,情绪化不由自主。

  当下社会分化的危险迹象

  近年来,网络上因为思想、思维和价值分野而大爆粗口的现象比比皆是,在现实中因为价值取向不同而暴力冲突者也屡见不鲜:当某个精英为诸如房地产这样的某个行业说话时,针对其不分青红皂白的谩骂弥漫网络,立场比观点逻辑更重要;当某个公共事件出现时,常常官方的某种说法被一些谣言传言淹没,一些公权机构的公信力不高……从表面看,这些现象比起拆迁、群体事件要温和得多,但其内在逻辑蕴含着更深层的暴力因子,而且这些基因蕴含着深远的文化成分、浸润在个体潜意识的深处,随时随地可能爆发而无法遏制,所以一旦某些条件成熟,反而更容易因此酿成深重的灾难。

  作为其中最具理性的知识分子阶层,近年来分化也不断加剧。

  虽然有着不完全一样的检视标准,但学者如萧功秦、杨帆等都从学术角度分析,认为当下社会有几大思潮,它们在很多方面越走越远,不断表现出极度的紧张,缺乏必要的对话,比如茅于轼因为发表一些观点招致嫉恨,很多人在网络和现实中掀起对这位老人的各种攻讦。即使是不同知识分子之间的学术纠纷或者学术打假,也往往会从学术层面走向现实暴力,比如方舟子揭批候选院士肖传国,结果被肖传国雇凶刺伤,酿成震惊全国的血案。不同的人因为价值、信仰、学术、利益而产生龃龉,这本属一个开放社会的正常现象,倘若这种龃龉都要用暴力的思维、方式去解决,结果就只能是暴力循环、戾气蔓延。

  在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再正常不过,不同思潮、价值之间会在包容的气度下通过理性的渠道实现对话,正如那句名言所说: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种包容、对话不仅体现在知识学术领域,更体现在公权机关与民众、工厂与工人、拆迁者与拆迁户等等的社会关系中。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离不开不同群体阶层之间的包容与对话,一个理性有效的包容与对话机制应该是这样的: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暴易暴;多利用宪法法律制度框架内的平台渠道对话协商,尽量少用街头方式和警察治理;建立畅所欲言的舆论环境而不是压制民间的诉求表达;妥协比对抗更能接近双赢实现进步,等等。

  用思想市场培育宽容

  由于利益分化、个体成长导致社会多元无法遏制,但传统文化中的暴力专制因子在大多国人体内还根深蒂固,升级社会包容、重建社会对话必然是一个庞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所以,在完成这样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时,和所有改革一样,各子系统存在轻重缓急的排序,就像农村包产到户是当年改革的第一步一样,当下建立社会包容、对话工程的第一步,大概就是诺贝尔奖得主、百岁高龄的科斯所说的建立一个“思想市场”。

  这位经济学家的学说影响了世界,也很大程度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不久前,这位年逾百岁的老人在接受采访时这样祝福中国: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压抑思想市场会招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这能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

  期待全社会能重现上世纪八十年代“共识多于歧见、对话胜于暴力”的场景,在当下的社会现状中,这种重现意味着“超越八十年代”,因为它需要更多的执政理念转变、更多的法治与制度保障、更多民主与文明的训练、更多社会心理思维的开放与嬗变。

  这位老人的祝福,相信也是很多中国人的心声,我们期待,在包容与对话中,汇聚起全社会向上向前的力量。

(责任编辑:宋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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