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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续:死扛的日子左右为难

2011年11月14日14:11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周华蕾 刘胜男
广州,珠江边,一位白领大声呐喊,发泄工作和生活的压力。 (CFP/图)
广州,珠江边,一位白领大声呐喊,发泄工作和生活的压力。 (CFP/图)
  是选择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选择在老家当死咸鱼?逃离大城市的压力后,他们迷失于小城市的平庸与固化。

  在他们对城市做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批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三个月后,张一轩受够了老家那个长江边上的地级市,回到北京。就像2010年9月,他受够了北京,头也不回地投奔老家一样。

  他走那会儿,正好赶上“逃离北上广”的浪潮。2010年下半年,在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生活压力持续增长,白领中兴起到二三线城市安家的讨论。而张一轩的归途,又赶上了“逃回北上广”的热潮。

  单就回家这一段路,张一轩走得要比其他人顺畅。父母在当地颇有声望,沾他们的光,张一轩自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甚至没有参加统一的公务员招考,当地烟草局就收了他,领导很大气,说,明年考一个试就完了,你肯定过。

  一批年龄在30岁上下,混迹于北上广的外省青年们,当初也都和张一轩一样,以为老家意味着更低廉的生活成本以及更惬意的幸福细节。逃离北上广。口号叫得嘹亮,带着爷不留此处的痛快。

  重返家乡,重拾以前的老交情。终究需要一个台阶,事关面子,这无异于让他们承认,迄今为止所有出走的尝试都失败了,丢掉既有的圈子,他们应当放弃不切实际的努力,让邻里邻居眼睁睁瞧着,这个迷途知返的人。

  不过再怎么着,面子也比蜗居的现实更廉价。摇摆之间,返程的机票或者车票就订好了。

  从某种意义上,这一张往返程的票根,是两个城市对他们下达的“不适宜鉴定书”。北上广以及家乡都不适应自己了。外省青年眼里,北京是堵的,贵的,拥挤的,奢侈的,排斥人的,是人家的北上广。而回到小城市,是势利的,关系的,拼爹的,依旧是别人的。

  来者与去者

  张一轩吃回头草、在北京石景山那边找到一份月薪4000元出头的工作的时候,祖籍江苏的刘寅则酝酿着离开北京。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到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大数里,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也有“蚁族”,大学扩招后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往往在大城市打拼5年,如果没有实现梦想,大部分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十五万“蚁族”。(数据来自学者廉思的调查《2010年中国“蚁族”生存报告》)。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超前10年到来,愈发严峻了。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满税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上海白领早班地铁生 活:上海人民公园地铁 站,早晨八点多钟,往浦 东新区赶早班的人们。 (田鸣/图)
  上海白领早班地铁生 活:上海人民公园地铁 站,早晨八点多钟,往浦 东新区赶早班的人们。 (田鸣/图)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没有数据表示,孰去孰留,每天有多少外省青年陷入刘寅式的纠结。

  山东姑娘唐果,和张一轩一样,也是一名“重返北上广”者。

  她第一次来北京是在2010年的正月十六。待业中的农村女青年唐果气咻咻地离家出走了,伙同几个同学,从山东济宁一火车坐到北京,只揣了读书时卖资料攒下的两千块。

  首都没有电视上演得好,天不那么蓝,公交地铁挤得慌。偶尔路边还躺着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几个男生起哄说苏宁在招聘,职业规划圆满,前途无量,于是她去了大兴区的苏宁电器,卖电视,朝九晚十,月薪1500元。

  租的房子老远,在丰台区西局村里一条望不到尽头的小街,隔壁是夜夜泊满豪车的东方威尼斯大酒店。房间比棺材强点儿,只一张床,没厕所,洗澡得去村里,7元一洗。周边乱糟糟,在木樨园公交站等车,站牌被“广东少妇求子”类的小广告贴了个遍。老家房子倒是阔气,大院里有花有草,四五年前还有了空调电脑,但唐果再也不想回去了,“啥也比不上自由”。

  那时候这个城市“看上去很美”,但如今真拿自己当北京人要求了,先得学着跟北京人一样添“堵”。要么“堵”在路上,要么“挤”在地铁公交里,挤得元神出窍,佛祖现世。

  经过一系列可行性分析,唐果决定找个北京人嫁了。实在不行,找个男朋友,至少能做个饭,搭个伙,顺便提高安保系数。筹码:23岁,一米七的个头,大专学历。有人给她介绍一大兴男。大兴过去是北京郊县,这些年随着摊大饼的城市化进程列入市区,大兴农民成了北京市民,因拆迁而生的千万富翁俯拾皆是。见了一回面,这事儿就吹了,倒不是因为别的她受不了那人的傲慢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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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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