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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频道 > 文化客厅·访谈 > 搜狐文化客厅 > 罗启锐:现代青年患上“孤独病” 社会环境影响是主因

罗启锐:香港政府已先于内地注重保护城市文化

2011年11月01日14:06
来源:搜狐文化
 本期文化客厅内容概要

罗启锐:香港著名编剧、导演

2010年,由香港著名编剧、导演罗启锐先生拍摄的电影《岁月神偷》在内地上映。很多人说,这部电影意味着是一种情怀,虽然发生在香港,但却共通。罗启锐不担心本土化的表演会给观众带来障碍,而在同名新书《岁月神偷》中,他刻意保留只言片语的粤语,那些言辞在文中跳跃,他说自己很在乎这些地域性的小东西。因为一个电影,他保护了一条街,那么是否因为一本散文,他会保留一整段生活? ……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全世界的盛世

  主持人:搜狐文化客厅的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搜狐文化客厅。坐在我对面的是香港的著名编剧和导演罗启锐先生。

  罗启锐:大家好!我是罗启锐。

  主持人:这次罗先生作客文化客厅是因为他推出了一本新书叫做《岁月神偷》。去年在内地,罗启锐先生编剧、导演的电影《岁月神偷》上映便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情况?和电影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罗启锐:这本书是我过去十多年在报纸上面专栏的集结。有人看了这些文章,觉得其中的一些篇幅蛮有趣,就问我有没有兴趣把它拍成电影。我跟他们说,剧本我已经写好了。其实我读完电影学校刚毕业的时候,第一个写的电影就是这个。我给制作人看了,他们觉得非常好,就开始了筹备,这个电影的起源就是这样子。《岁月神偷》这本书里有十多篇是电影剧本的梗概,可是这本书比电影所覆盖的范围要广。它记录了从我小时候几岁大一直到我大学毕业的岁月。我的青春期,整个都在这本书里面。而电影主要是讲我童年时候跟我哥的一段往事。

  主持人:看了《岁月神偷》这本书的内容,主要讲的是香港六七十年代的一些故事。我发现您的很多电影都是以此年代为背景的,您对这个时段情有独钟吗?

  罗启锐:也许是因为我在六七十年代长大。所以我特别怀念这段时期,我觉得它是香港非常有想象力、非常有活力的一个时代。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六十年代不单是对香港,对全世界来讲,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都是在这个时代中起步发展、活跃起来的。我的青春期发生在这时,我很喜欢那段经历,虽然也有很多悲哀。也许是因为很多很多我的第一次都是发生在六、七十年代,它让我哭过,也让我笑过,所以到现在,我还是非常缅怀。

  主持人:我发现在您的电影中年代只是一个背景,你关注和演绎的是那些生活在这个年代里面的人和他们最琐碎的生活。你喜欢的方式其实是叙述,而不是发表一些观点?

  罗启锐:对。我对很多不同的故事都有兴趣。我们在故事中可以回到一个时代。比如我写宋家王朝,就把我带回到民国建国的几十年,那个时候中国的女人还是缠足的,可是有三个女人不但没有缠足,还跑了那么远去读书。我真的很崇拜这几个女人,所以我写了这个故事,它的背景一定不是六七十年代。比如说我现在在写的另外一个故事,讲中国第一代华侨到美国开天辟地的那段时期。这也是因为我觉得只有在这样一个年代、这样一个背景中才会产生这么一整代的英雄。我就回到那个时代去了。对我来说,口述也好、写作也好,都是一个出发点、一个根据地,从这里,我往前走,变成一个剧本,一部电影。目前我还发展了我另外一个兴趣,就是把它写成一本小说。

现代青年习惯孤独 少了面对面的冲击

  主持人:这些经历会对您整个人生发生改变,或者决定了您以后的方向吗?

  罗启锐:有。这不单只是我,我看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童年。但是,如果你让我笼统的分类的话,我觉得人是分两大类的,第一类是有一个快乐的童年的,第二类是有一个悲哀的童年的。他的童年会影响他的一生。

  主持人:你是属于哪个童年的?

  罗启锐:我应该是快乐的,快乐以后突然又发生了很多悲哀的事情,这些马上把我带入另外一个阶段。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原来人生是由很多很多不同的悲欢离合组成的。

  主持人:谈到青春期的问题,现在正在经历青春期的小朋友,他们从小就觉得生活没有特别快乐,也没有特别悲伤,他就是如止水一样度过这些年,这跟社会的大环境有关吗?还是跟他的体验有关?

  罗启锐:我觉得应该是大环境,现在的政策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这一代小孩很多都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和同龄人一起长大、一块生活的经验。现在很多小孩都是在电脑、iPhone、iPad的陪伴下长大的,他们习惯了比较孤独,用另外一种方式跟人家沟通。你说他们比较平淡、比较没有起伏也许这也是原因,因为他们缺少了人与人之间直接的沟通。直接的沟通会带来更多、更直接的冲击。这些他们可能现在觉得不重要。可是,我想跟90后、2000后的小朋友说一句,跟人家沟通是很重要的。

我只拍自己感动的题材 并为积极争取的人生感动

  主持人:很多内地的观众都被《岁月神偷》感动。其实香港这座城市和人生活的环境与北京相比是截然不同的,您觉得为什么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人甚至德国人、日本人也可以这样感动?

  罗启锐:我相信可能是因为很多价值观、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全世界共通的。我这部片第一次公映是在柏林,那个时候柏林的观众反映也很强烈。我在柏林的剧院看这部片子,是全世界首映,我很忐忑,不知道反映会怎么样。可是后来我发现原来几千个人一块抹眼泪的时候声音是很大的。原来我才知道原来柏林、欧洲的观众也会有同感。

  主持人:您说过只拍您感动的题材。在拍一部电影的时候,你会预设这个情节是会感动观众的吗?您有什么把握这种感动是可以共通的?

  罗启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拍一部电影,每选一个剧本之前,都必须要问自己,我明白他所讲述的东西吗?我能感受到他最后的结果吗?如果我都可以的话,那我就写这个故事,拍这部电影。这是很重要的。他首先要能打动我。

  主持人:您一般会被什么样的细节打动?

  罗启锐:一些人对他喜爱的东西,对他的希望能达到的东西不放弃、勇往直前地做决定、下决心。我觉得一个有趣的角色,一个有趣的人物必须要主动地追求,他不能是被动地等待。让命运来安排他,让事情继续发生。我觉得这种角色是乏味的。

香港演员很敬业 任达华、吴君如《岁月神偷》中挑战演技

  主持人:您当时选择《岁月神偷》演员的时候,男主角是任达华。他以拍警匪片、黑帮片被人熟知,您怎么想到让他演这么一个平实的人?

  罗启锐:我那个时候是很好奇。很多人想起香港影片的时候,都是黑帮片、警匪片、或者是喜剧。我就想试试看,演警匪片的大哥来演我爸爸,演喜剧片的女演员来演我妈妈会怎么样。我有点挑战观众的想法,也有点挑战我自己。我想找任达华和吴君如,刚好他们看完剧本以后都喜欢,都愿意演,我就说,我们一起赌一把吧!任达华从来就没有演过这样一个小人物,吴君如也是从来没有演过文艺片的。

  主持人:当时看到他们的表演是挺震撼的。因为以前一直都觉得,他们一个是喜剧,一个是警匪,但是他们有一个很自然的组合。

  罗启锐:因为拍之前,我跟他们都聊了好久。他们看剧本也看的很细。看了很多细节,对人物的想法我也跟他们分享。吴君如回去看以前的影片,她学师奶怎么走路,回去增肥;任达华为了演这个角色,就去学怎么做皮鞋,他说这些动作,一定要学得百分之百像才行。其实我自己也懂,因为我小时候看我爸爸怎么做鞋,我有时候也会告诉他。

香港政府已先于内地注重保护城市文化

  主持人: 2001年,您拍了《北京乐与路》,这是讲三个文化背景和生活背景完全不一样的青年的冲突。之前看您的《非法移民》、《七小福》,发现文化冲突也是您电影里面一直在表现的一个主题?

  罗启锐:对。对于文化冲突的关照,我想这有几不同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长大的环境根本就是一个文化冲突很厉害的地方。香港是一个中国的地方,后来变成英国的殖民地,后来又变为中国的一部分。它这种半中半西的背景和由此产生的冲突对我来说是种吸引。

  主持人:这种冲突您觉得是可以化解吗?还是一直是对立的?

  罗启锐:我看按现在的发展趋势,到最后这种冲突肯定会融合在一块,就看时间的长短。尤其是现在我们科技越来越发达了。电脑、电子邮件将人们从全世界不同的角落慢慢链接起来,地球村的概念越来越浓、越来越重。这也是人类发展的一个肯定的趋势。所有不同的文化最终都会合成一个完整的地球整体文化。如果往后再推一两百年,可能地球跟其他星球也会有另外一种文化上的发展。

  主持人:那在这种完全融合,地球文化都统一的趋势,每个地方文化的特点怎么保存?因为我知道当时看拍《岁月神偷》的时候,那条街是准备要拆的,因为您的呼吁,保存下来了。

  罗启锐:对,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当我们把所有不同的文化融合起来的同时,也要把本来的特色保留下来。这也是我在《岁月神偷》这本书中决定把广东话保留下来的原因。香港人说话的方式,香港人特有的特点,我非要把它保存下来不可,因为如果我把《岁月神偷》里面所有的对白、所有的小东西都改成是普通话,要把香港的小东西变成大陆的风味,这种特色就没有了。

  主持人:您这次促成了永利街的保护,是一个机缘巧合吗?还是预想的一种结果?

  罗启锐:我当然觉得永利街应该被保留,可是没有想到,它居然真的能够保留下来。我猜政府也没有想过要把它保留,因为当时永利街的居民已经慢慢的搬走了,整个街道用木板围起来。因为我们的拍摄,政府把整个拆迁的计划挪后了几个月。但他们没有想到电影公映以后,突然这么多人关心这条街,去看这条街,香港的有、内地的有、台湾的有、日本美国的都有。这时开始有人写信给政府说你们别拆了,这条街应该保留下来,后来慢慢发展到有一些年轻人,那些80后、90后发现原来香港只有这么一条街是这个样子,他们就发起行动,请愿政府不要拆迁。终于有一天下午,政府突然决定说不拆这条街。

  主持人:这是公众行为改变政府议程的行为。

  罗启锐:对。

  主持人:现在香港对文化保护、或者城市规划的思路上有没有改变?

  罗启锐:有。他们现在尽量保留多一点从前的遗产,从前有的建筑,从前有的小东西、小事物。可是我觉得太晚了。整个行动应该是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开始的,而不应该是现在。如今,香港很出名的皇后码头被拆掉了。包括尖沙咀的火车站也被拆掉了,这些都应该保留下来。

  主持人:您觉得这种自觉,是因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才能意识到的吗?还是与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只是突然醒悟了?

  罗启锐: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想过要保留这些旧的东西,当他们想起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因为经济的发展,政府觉得新的比旧的好,就往前走。但是我们走的太远了,太快了。其实每次我来到北京也觉得很可惜,这么多东西都不见了。我希望北京的政府也会这么想一想。把从前的东西保留下来。很多的胡同我觉得很漂亮,虽然水、电等硬件可能有问题,但如果水管、电线都弄好就是了,一定要把外观留下来。

  主持人:生活在永利街里面的居民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北京胡同里的居民也面临这个问题,他们街道的外观被保护了,但是他的生活环境依然没有改变,依然不是便利舒适的环境,这应该怎么办?

  罗启锐:这条街保留下来,保留之余应该把所有内在的、不完美的、甚至危险的东西都改良。原本住在这个地方的居民,你问他们你愿意继续住在这儿吗,如果他愿意,他喜欢,他习惯,就继续住下来,如果他想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搬走,肯定有人愿意搬进来。比如永利街,任达华说如果有人搬走了有你就告诉我,我愿意搬进去。我说好,我跟你当邻居。我非常喜欢最后一栋楼的二三楼,因为他房子边有一个很大的树。我跟政府说你不用担心,整条街都搬走了,我肯定会替你找回来同样多的人愿意搬进去住的。

  主持人:其实是居民自己自主选择的意愿?

  罗启锐: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他们觉得习惯、喜欢这个环境,就让他们继续住在这个地方。如果他们觉得太旧了,喜欢住在高楼,喜欢住在城市中心,你就让他们搬到那边,空置出来的你就找人来,你找不到我替你找。

  主持人:接下来有什么电影计划开始筹划?

  罗启锐:有。我在写两个剧本。其中一个应该会在上海和安徽拍。是讲四十年代的几个男女之间的悲欢离合。另外一个是讲中国第一代华侨在美国开天辟地的故事,那个背景比较磅礴、比较大、比较悲壮。因为写的是一整代中国男人到美国去淘金、建铁路,开出一个新的天地。很多中国人在美国、、加拿大、欧洲,但他们很多人的成就都是从这么一个起点开始。我希望拍这么一个故事。

  主持人:我非常期待您的这两部新作能够快一点上映。

  罗启锐:谢谢你,谢谢大家。

  主持人:今天的搜狐文化客厅到这里就结束了,也谢谢罗导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故事。

(责任编辑: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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