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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道93号陈亦侯旧居:顶天立地“陈五爷”

来源:天津网-城市快报
2010年10月28日11:17

  西安道93号陈亦侯旧居



  特点:由著名设计师沈理源设计、银行家陈亦侯出资兴建。楼房带地下室,前后三个院子,前院配有汽车房、台球房等,中院为花园,后院用于晾晒衣服等。通风良好、冬暖夏凉。现为天津市胸科医院办公用房。

  陈亦侯

  (1886-1970)浙江温州人,清朝末代举人,曾在京师译学馆学习外交,毕业后在湖南师范学堂教授英文,1912年入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工作,1927年应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之邀在盐业银行北京分行任襄理等职,1929年调至盐业银行天津分行,1933年任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开滦矿务局董事和恒源纱厂董事。上世纪四十年代,与胡仲文一起,历尽艰难保护了包括金编钟在内的一批国宝,并在天津解放后将所有物品上交政府。

  和胡仲文的儿子胡宗渊一样,陈骧龙也是在很多年之后,才知道了父亲陈亦侯当年冒险保护金编钟的事迹。陈骧龙在档案材料中见到过父亲上交的那批国宝的名单,每一件都是稀世之宝。他只是淡然一笑,说任何金银财宝都不及老爷子留给他们兄弟的东西重要。

  陈骧龙家客厅的墙壁被书籍占满,记者到访时,年近古稀的他正在窗前那张宽大的书桌上写毛笔字。他为记者泡了杯茶,书香、墨香、茶香慢慢交融,陈骧龙坐在记者对面,讲述了他见到、听到和感受到的父亲。谈话结束时,已无须再问陈亦侯为什么冒着那么大的风险保护国宝。他那样的人,似乎就是为这样的事而生的。

  大胆斗“狐仙”

  陈骧龙说父亲胆子很大,而且富于冒险精神。他本是银行业的“门外汉”,可是1912年,当他接到上海浙江兴业银行的邀请后,毅然退掉去往美国的机票,在火车站买了本《银行指南》,就登上了前往就职的火车。短短几年之后,陈亦侯就闻名业内,并得到了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的赏识,到盐业银行北京分行任襄理。

  在盐业银行北京分行期间,陈亦侯一位姓徐的同事买了一所二手房,搬家时请朋友吃饭,陈亦侯也在被邀请之列。当时主人在院子里搭了两个天棚,大伙儿饭后开始打麻将聊天,主人忽然发现院墙上有个东西,指着问“那是什么东西?”卖主当时在场,慌忙告诉他说那是狐仙祠,不能用手指,否则是不敬。那位姓徐的却不管这一套,说“不能白住我的房子”,一定要拆掉。

  满院子都没了声音,陈亦侯却走出来,说:“没人敢动,咱哥儿俩来。”两人动手拆了“狐仙祠”,这“不合时宜”的举动弄得大伙不欢而散。三个月后,陈亦侯升调天津分行经理时,还谈起这件事。

  “当时母亲说,‘神鬼怕恶人’。”陈骧龙说,“父亲不迷信,他总说不做亏心事,不用求谁保佑;他也从不算卦,总是自信地说他的命他自己管。他也不许母亲帮我们看八字。”

  挑衅有根源

  陈亦侯的胆大,很多时候表面看起来带有“愣头青”似的不管不顾,实际上却源于他内心深处的自信、自尊和根深蒂固的价值判断。文人从商,陈亦侯有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从未变过的文人风骨使得他不向任何势力妥协。

  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人通缉的国民党人李汉元躲到了陈家。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天津,陈亦侯亲自驾车送李汉元去机场,并送给李汉元200现洋做盘缠。1945年戴笠命李汉元追查金编钟下落,李汉元用他的方式保护了陈亦侯。但这都是后话,当时的陈亦侯自然没有料到,他只是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陈骧龙还讲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四行”修建上海国际饭店的一段往事。在那之前,上海最高的建筑为英商沙逊所建的沙逊大厦。在“北四行”建楼之前,中国银行曾想在上海建一座高于沙逊大厦的办公楼。为了保持“最高”,英商动用各种势力强迫中国银行降低了高度。

  “‘北四行’要建国际饭店这个全国最高的大厦,实际是向沙逊挑战,和整个洋势力抗衡。建筑造价是550万现洋,父亲当时是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的总经理,他和他的同行们决定如果沙逊敢打压,他们敢花550万现洋盖房子,就敢再花550万和沙逊打官司。”陈骧龙佩服那辈人的勇气和精神。

  沙逊没敢招惹金融界的这些台柱子,国际饭店立起来了。当时天津的风船牌地毯全国有名,陈亦侯说服同行们,上海饭店的地毯就用风船牌,从而刺激了天津市场,一举两得。

  扛雷不怕险

  陈亦侯在兄弟中排行第五,所以人们也称呼他为“陈五爷”。当年的陈五爷,在天津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陈亦侯曾经收到过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地址,只有“天津陈五爷收”几个字,居然通过邮局寄过来了。

  “那是一封恐吓信,说让父亲准备两千现洋,否则就对我们家人不利。父亲把那封信夹在书里,也不害怕。”透过陈骧龙的平和,似乎看到了陈亦侯当年的淡定。

  陈亦侯为人耿直、仗义执言的性格和他“陈五爷”的名号一样响亮。抗日战争胜利后,财政总长孔祥熙来津,要在银行公会发表讲话。在这之前,李烛尘找到了陈亦侯,说:“咱们一定要仗义执言。如果他(孔祥熙)走后,我俩能被拉去游街,我觉得很光荣。”李烛尘走后不久,孔祥熙的秘书也来拜访,请陈亦侯“多维持”,实际是想让陈亦侯配合,制造天下太平的气氛。陈亦侯当即不软不硬地顶了回去,说:“我是银行公会的会长,人和嘴都已经借给人家用了,还请总长多包涵。”

  开会当天,孔祥熙长袍马褂出席,大讲“大家要爱国,不要用‘洋舶货’(用轮船运来的外国货)”。台下当即有人接茬说:“请问孔总长,轮船运来的不能用,飞机运来的能不能用?”大家都知道,孔祥熙家连口红都是用飞机运来的美国货,这话分明就是给他难堪。

  会后人们传说那句话是陈亦侯所问,陈亦侯也不解释,只是多年后向儿子提起这件事时才说:“那句话不是我说的,我只是第一个鼓掌。我不解释,是怕上头怪罪说那句话的人。这事安在我头上,有事我顶着。”

  今日的美谈,当年却是惹祸的话;当年不声不响帮人“顶雷”,如今却不肯“掠人之美”。类似的事,“陈五爷”没少做。

  遗嘱保家安

  幼小的陈骧龙很怕父亲,他觉得父亲“很凶,会发脾气”。父亲给他的印象,总是来去匆匆:“饭菜端上桌之后,他也不言语,只是低头吃饭。而且他只吃摆在他面前的那盘菜,吃完就离开。他总是很忙,很少看到他安静地坐着喝杯茶。”他们西安道的房子里做中西餐的灶具一应俱全,酒柜里放满了酒,家里有全天津最好的大师傅,但陈亦侯对吃却“极不讲究”,那些东西,都是他为请客预备的。

  1963年,陈亦侯生了场大病,为防不测,立下了遗嘱。陈骧龙说当时年轻,没觉那遗嘱有什么特殊,但后来每每回味,越来越觉得父亲是个了不起的男人。

  遗嘱中有两条是和孩子们有关的,其中一条大意是“我活着时,你们的母亲由我养,我死后也能保证她的生活,用不着你们;对母亲尽孝是你们自己的事”,另一条是“我的全部个人财产,去向和子女无关。子女都应独立,但在外面混得没饭吃了,可以回家吃饭。家里的孩子男女不问,每人结婚时可以得到200元作为结婚费用”。

  “文革”结束后,当很多人家的兄弟姐妹为了“退赔”而闹得不可开交时,陈家却因陈亦侯这份遗嘱而风平浪静。陈亦侯的子女都能自食其力,在赡养母亲时各尽其力,从未发生过矛盾。时至今日,陈骧龙的儿女那一辈,也都相处融洽。

  一个男人的担当和一个父亲的睿智保住了一个家的和谐。陈骧龙说,这是父亲留给他们的最珍贵的遗产。

  在陈骧龙的记忆里,陈亦侯不信鬼神,每年却极虔诚地祭祖。

  “在我家,祭祖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小时候,每到大年三十下午,我们兄弟就在保姆的安排下洗澡,之后就不许再出去玩儿了。晚上,在天津的陈家子孙都聚在我家。用来祭祖的饭菜比我们吃的那些都要好。祭祖结束后,大家在一起吃年夜饭。”如今,陈骧龙延续着父亲在除夕夜祭祖的传统。但是他从不求祖先保佑,只是年复一年说着同一句话:“各位老爷子老太太,只要老三(陈骧龙)在,这家子的事儿我全顶着。”颇有乃父遗风。

  专家支持 金彭育

  撰文本报记者 李宁 摄影记者 王建一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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