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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莫将纽约当“偶像”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2010年10月19日15:19


  北京志在“世界城市”发展高端的愿景,需要契合自身城市性质与城市禀赋的建设内容,无需刻意追求“肌肉男”的突出躯干

  文/沈望舒

  向一切先进事物学习,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将一个地域、城市、国家列为中长期发展战略的参照系,就应十分慎重,值得科学考量,应注意针对性和适宜性。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2009年12月上旬提出将“世界城市”概念作为城市发展高端化建设新目标后,驻京众多研究单位、高校、机构把它纳入重点课题,相关论坛此起彼伏,纽约、伦敦、东京成为前三位样本。一时间,文必述纽约、言必及纽约,成为一大“景观”。

  理解北京的城市性质

  北京为中国首都,一个视国家大局、民族利益为核心的行政中心城市。两千年前中国已有对首都文明价值的表达,如“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汉书·儒林传序》)的理念;千余年前的宋代“把‘首善’一词专指国都,意思是国都文化水平最高,是全国的楷模。”(《未惬集:许嘉璐论文化》)1929年中华民国政府建设首都南京的大纲《首都计划》序,开宗明义指出:“首都之于一国,故不唯发号施令之中枢,实亦文化精华之所荟萃。”

  国外智者关于首都的言论也十分相似:如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帕克喻首都为“文明的工厂”,列宁称首都是国家政权神经中枢、心脏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恩格斯游历巴黎后赞叹其为“汇聚了整个欧洲历史文明纤维的世界的心脏和头脑”……胸怀大公共利益的首都城市,具有汇聚国内外资源、服务国内外发展,传播与输出特色文明价值的能力。而北京的主要责任,在于通过思想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的协调魅力,影响服务掌控全国;代表56个民族和30余个省区市,用中华传统与现代的优秀文化成果,同国际社会沟通交流。人民希望看到北京有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见识与自觉,能从公共文化和文化产业两方面,始终科学把握社会进步的前进方向,引领国家持续在发展的大道上迅跑;各地并不愿意看到首都营养过剩、周边营养不良,或其自身独大、经济资源过分集中的局面。何况党中央、国务院早在对北京规划的批复中明确概括国家首都、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性质,强调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服从和充分体现这一城市性质的要求。

  纽约是目前世界最大的经济型综合城市,是在天然良港的区位与自然地理条件下,依靠市场规律和美国强势地位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性质、动力、目标全在商品经济,曼哈顿金融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充分暴露私利性特征:内部机制不顾及社会、美国,乃至世界利益的色彩。纽约有闻名于世的大都会博物馆等各种公共文化设施,包括格林威治村、哈莱姆等一批文化社区,也有主打音乐剧艺术的百老汇等品牌文化,但在主导的市场经济下,它们只是其组成部分,而不具大公共文化主体性。代表国家经典文化的权威机构、标志性公共文化设施,主要集中在华盛顿──一个规模不大的首都城市,它其实是纽约生态的掌控者:前不久在华盛顿由国会与总统批准的金融监管法案,将对曼哈顿巨头们产生长久而深刻的影响。

  首都城市的文明价值,在于制定执行规则,以文化的感染渗透力来塑造国民价值观和行为的价值取向。作为头脑级城市,首都城市应引领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工业中心、农业中心等躯干级领域;它们虽是国家统一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分属两个层级、两类功能性质。

  “硬实力”情结的流露

  中国价值哲学研究者李德顺先生认为:发展方式说到底是文化问题,“文化本质是价值体系。普遍主义往往强调经济、贸易、金融、交通、传媒等现代交往方式的普及,以之为文化全球化的标志。这表明他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停留于知识性、技术性和工具性成果的表面意义上,忽视了文化的主体性和目的性。”

  视纽约为目标,除习惯工具性、技术性思维外,还有顽固的经济主义崇拜,对“硬件”条件狂热迷信情感等因素。产生于对落后的深恶痛绝、对民族文化严重不自信的这种倾向由来已久,新中国的北京发展一直与之如影随形:如近60年里前后6次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前三次都表达了北京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还要当工业和经济等中心的主张;即便后来根据中央指示与批复,明确了“三个中心”(政治、文化、国际交往中心)的地位,“四个服务”(北京工作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服务,为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服务,为全国各地的建设发展服务,为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服务)要求,尤其是在国务院2005年8月对《天津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正式明确了天津是“北方经济中心”后,仍无法终结想要改变北京城市性质的争论。之所以把纽约供为头号偶像城市,不过是又一轮的曲线表达而已。热衷此道方,认为似乎只要凑齐硬件,或硬件的规模、经济的数量质量能够赶超纽约标准,就能够成为“世界城市”的人们,多有如下思想背景:

  ——误解经济为社会发展基础的规律。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经济指标为中心等同,忽视了经济来自人、为了人、服务人的客观本性,对搞好经济取决于人的认知程度、伦理道德、科技含量、组织化水平、实际运作能力等社会科学规律缺少思考;不能理解城市经济奇迹的多半条件,在于经济因素之外的真理;不能理解“世界城市”更多是大众的一种感受,一种因广泛认知、认同、共识,形成的心中印象和体验,是一种既无法自封,更无权威个人或组织授予的文明“称号”;他们不能理解“影响力与掌控力”关键在文化上的认同,所以他们才会将经济指标与量化手段神化。

  ——受“城市学”的误导而盲从。城市学脱胎于西方经济学,受经济学理论框架、指标体系、分层分类观念的局限。虽然在其出现半个多世纪后得到其他学科城市学的补充,虽然新生的西方“全球城市”研究者看不起最初“世界城市”理论研究成果,但是核心标准都主要用经济量化数字、经济学方法论衡量区分城市,因而助长某些单纯视城市为经济容器,将“世界城市”当巨大容器来“打造”的劲头,结果对全面认识强势“发展”(而非追“大”)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带来诸多不利因素。

  ——某些政府官员和综合规划管理部门的“实用”意识。长期以来以GDP为主导的政绩考评导向,尤其是以短期经济效益为重的明规则、潜意识,助长了以经济一“俊”,遮盖其他社会文化基础工作“百丑”的“懒政”方式。尽管中国俗语有“能花钱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的常识,但是就是有人急功近利,想走花钱赎买“现代化”的捷径。当财政上有了一定实力后,这些诉求更加突出。曾遇有的官员直接请专家指点,希望找几个“关键性”和“全局意义”的、可用数百亿以上资金干成的“标志性项目”,尽快靠近“世界城市”,这就是实用“懒政”的惯性反映。

  “世界城市”靠什么

  经济主义不可能帮助北京走通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之路。不仅因为北京没有“指标”中纽约、上海式航运大港,人均GDP与纽约相比有1万美元与5万美元的差距,2007年京津冀经济总量仅为长三角的48.5%(以北京为首的京津冀GDP为22711亿元,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GDP为46086.7亿元);还在于当代“世界城市”发展理论更看重组织化能力和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如这一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国芝加哥大学沙森教授,认为全球城市是日益增长的特定经济活动全球循环回路的战略枢纽,2002年她在上海提出的问题是:“上海位于什么样的循环回路之中,其与北京、香港及其他外国城市的循环回路有何不同?与上海处于同样循环回路的城市又有哪些?”她的创新点在于将城市为企业和市场的全球运行,提供服务和资本的特殊能力,以及是否具有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者服务业,作为“全球城市”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

  2010年,沙森在北京讲话中未谈大家热望的“世界城市”标准,而是讲文化、特色、境界的意义,她引用的达尔文晚年话语让听者沉思,大意是,达尔文说老年后自己只是一部知识的加工机器,远离了艺术,甚至道德。伦敦大学教授、皇家霍洛威大学地理系主任大卫·吉尔伯特对北京的希望是:加强文化力量,“把世界带到中国”,“在我对‘世界城市’规划研究中,不仅仅考虑经济的因素,同时还有‘文化的力量’在其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上海社科院蒯大申认为:从全球城市体系的角度看,全球城市各自处于不同的文化等级,有着不同的文化位势。龙永图认为:建设“世界城市”总体上是“一个认知的问题,一个文化的问题,一个软实力的问题”。

  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事实不断否定了“硬件决定论”,彰显着人的素质、团队的力量、科学组织的机制功效:被称为“袖珍超级大国”的以色列,并没有规模国土、巨型城市,但犹太民族与其特色文化表现出来的强大的全球组织和管理能力无可置疑,其对美国政治集团和世界金融业的影响深入肌理。称为富可敌国的诸多跨国公司,并非集体物化在某一“巨大容器”中,而是以核心技术和业务流程等凝聚因素,置庞大的运行系统,在全球上百处地方、用优选优育方式存在:世界航空业巨头空客与波音,便是通过类似方式组织生产力,成为降低成本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典范。经济界、金融界人士比学界某些人更深刻:如中国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在历数中国金融业资产总量从1978年1151亿元增长到2009年末的90余万亿元,曾经稀缺的外汇储备在2009年末变成世界之首的2.4万亿美元的成就之时,却喊出“中国金融业缺的是文化”,切肤之痛溢于言表。

  所以,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比什么、靠什么,是原则性的方向问题。在与上海学者交流时,一句“若论经济禀赋及其发展水平,上海和北京谁离纽约更近”的问话,揭示出城市价值的主题。一流经济是首都发展的基础,但是经济主义、经济中心意识未必是令北京取得文明传播强势的积极因素。

  参照系当为中外首都群

  首都北京受城市性质规定,其主要参照系应为同质同类同级别城市群落。中国历史上大小王朝出现过270余个都府城市、当今世界有180余个首都城市,它们自然应纳入逻辑上北京参照系的基本盘;其中重量级首都城市——中国历史上统一时期的国都、现实世界各国中人口约千万的首都,应为参照系中时常扫描的对象;至于具备政治文化中心性质的首都城市,应得到比非行政首都的经济中心城市更多的关注,因为它们在国家体制中发挥着迥异的结构作用。

  古今中外的首都城市均是一时一地的一流城市,都有一时一地的“首善”文明,其中不乏集中国家成就、具备富可敌国的实力──小国首都GDP总量可达到全国的80%,大国首都也可能占到15%以上(如伦敦与巴黎)。应将首都城市群作为北京参照系,因为它们不同程度面对类似的挑战:人口、就业、交通、环境,包括巩固加强在全国与世界的地位,改善自身文化形象与核心竞争力,履行城市对国家与市民的义务责任等;这样的参照,会给我们提供借鉴历史上首都城市的经验教训,并与现实中的首都城市互帮互学的机会。

  所以与首都城市群为伍,对于北京摸索首都规律、完善首都模式,用首都文明服务中国与世界有利;对北京开发利用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也会产生积极成效。

  任何国家一旦定都,都会将首都城市文明作为最重要的建设任务,既要求其拥有国家水准的权威文化建筑设施群(如华盛顿集中20个左右国家级博物馆、研究院),强大、有效、辐射全国的行政领导管理系统(如巴黎与伦敦等作为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体制机制架构),而且还要求其与时俱进地承担对国内作为先进思想文化引领者,对国外作为优秀民族文明代表者的价值传播重任(如中国历代盛世王朝的国都)。

  当代大部分首都均为一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部分首都并非经济中心城市,少数首都并非文化中心城市,个别首都甚至不是行政中心城市(如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国家行政机构和领导人官邸多在其第三大城市海牙)。但是凡为首都城市都具备代表国家文明水准的标志性,都是该国文明价值的综合体,都发挥着通过软硬兼备的体制机制文化,掌控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走向的功能,显示以民族国家的名义开展国际间交流的地位。

  因此,首都城市的文化主体性与文明价值,是其核心竞争力,是其能否傲立于国内城市群,能否脱颖于国际城市群的基本条件。一国首都城市思想文化的价值体现与输出,是其国际地位演化的关键,其价值被国内外主流人群认知、认同、认领、认购的程度,将决定其“世界城市”化水平。

  东京与伦敦的启示

  首都城市“文化化”是值得重视的趋向。在这方面,部分“偶像级”世界城市走在了前面,为北京如何夯实城市文明的基础,如何重塑与提升自身的世界文明形象发出启示。

  东京早早看到了自己硬件与“世界城市”相比已毫不逊色,但“软件”上无形差距明显。为使东京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必须重建“文化东京”;由于认识到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保持活力与魅力的关键,东京都生活文化局1999年便提出“迈向21世纪──文化都市的前景”议案,东京都政府2000年推出面向50年的发展规划“东京构想2000”,将城市发展目标定为“文化重建”,其重要一环为“东京心灵革命行动计划”:“东京人心理得以改善的话,将带动整个日本民族心灵的改善”,它是日本“文化立国”方针的重要部分,对东京文化、东京人的阶段性素质目标;作为一场涉及社会每个成员的运动,这个计划在“东京心灵革命推进协议会”统筹领导下,有声有色地步步深入。

  时任伦敦市长的利文斯通2003年6月发布了伦敦首份《市长文化战略纲要》,次年4月公布的正式版本名为《伦敦:文化之都——发掘世界级城市的潜力》,号称“十年文化战略发展报告”。目标包括:多样性,满足各市民群体不同文化需求;卓越性,提升世界一流文化都市地位;创造性,以文化创新作为城市发展动力核心;参与性,市民人人有机会参与文化活动;价值性,从本市文化资源中获取最大价值。提出伦敦城市文明整体发展的5大要素:公平城市,人性城市,绿色城市,便捷城市,繁荣城市。每要素下丰富的文化内容与其名目彼此呼应、融为一体,形成这个巨型创新城市的战略定位:“模范的可持续发展世界级城市”,“卓越的创新文化国际中心”。2008年5月,伦敦新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上台,于半年后的11月公布了伦敦市历史上的第二份市长文化战略草案:《文化大都市——伦敦市长2009~2012年的文化重点》,直抒其关注的任期重点。

  北京志在“世界城市”发展高端的愿景,需要契合自身城市性质与城市禀赋的建设内容,走以文明价值感召、吸引、影响世界的头脑型城市路线,需要健壮均衡的体魄来增强执行实力,但无需刻意追求“肌肉男”的突出躯干。因此,排除错用指标体系的干扰,聚焦古今中外首都城市群的精彩,用“首都学”的文明价值理论,推进全球首都城市的互助合作事业,具有现实与长远的重要意义。(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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