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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道4号陈祝龄旧居:孙中山赞他“乐善好施”

来源:天津网-城市快报
2010年10月13日15:32





  保定道4号陈祝龄旧居

  特点:混合结构三层楼房,局部二层,红瓦坡屋顶,外檐为清水红砖墙,门窗洞口为拱券形式,同时设置精美的花饰、窗门套。建筑平面呈“L”形,造型美观典雅,体量错落有致,虚实对比强烈,并有较为宽敞的院落。具有折中主义建筑特征。现为办公用房。

  陈祝龄

  (1870—1929),广东高要人。早年毕业于天津中西学堂。1880年随姐夫北上天津,1909年被委任为天津怡和洋行出口部买办。陈祝龄曾参股兴建了耀华里,并自己出资建造了大量房产,后组建义德洋行。1929年遭绑架遇害。

  上世纪初的天津,每当人们提起英商怡和洋行买办的时候,通常提及的是“梁陈二人”。梁,指的是大买办梁炎卿;陈,则说的是他一辈子的好搭档陈祝龄。梁炎卿和陈祝龄在洋行生意场上的多年合作以及他们个人关系的密切,使当时的人们将他们几乎视为一体。然而,由于梁炎卿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处世为人以吝啬而闻名,所以租界的社交界对他了解甚少。而陈祝龄却不同,在同乡和亲友中,陈以敦厚慷慨而闻名。他的社会交往广泛,在商界颇有名声,甚至压倒了梁炎卿。

  穷孩子出身的买办

  买办阶层最初出现在天津时并没有天津本地商人,而多是由广东商人来充当的。陈祝龄十岁初到天津时,并没有大商人家庭的背景。当时他只是一个从广东高要农村里走出来的穷孩子。

  陈祝龄出生在一个落第秀才之家,父亲陈辑庭屡试不第,在乡间当了一名教书先生,一家人勉强度日。陈祝龄是长子,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五个弟弟。这一年,陈祝龄的大姐嫁给了黄云溪,黄云溪识得几个字,跟着一帮广东同乡外出做事,先在上海怡和洋行,后来又与梁炎卿一同在天津怡和洋行任大写。由于陈祝龄年幼时跟父亲识过几个字,黄云溪便把陈祝龄带到天津来读书。

  陈祝龄到天津这一年,才刚刚十岁。他勤学苦读,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天津商业学堂,毕业后经黄云溪介绍,进入天津怡和洋行做侍应生。从侍应生到练习生、职员、账房负责人,由于陈祝龄精通英语,为人又敦厚朴实,无论是英商经理或中方买办都对他格外赏识。后来黄云溪受聘于德商瑞记洋行做买办,临行前正式向好友梁炎卿介绍了自己的内弟陈祝龄,希望梁能够好好照看陈祝龄。梁炎卿恰好需要身边有个可靠的帮手,又鉴于黄云溪的推荐,对陈祝龄就异常信任。

  梁炎卿正式升任买办之后,陈祝龄就调到洋账房任职。1909年怡和洋行成立出口部,梁炎卿力荐陈祝龄任出口部买办。梁、陈二人密切合作,成为生意场上的最佳搭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市场对猪鬃、羊毛、棉花、大豆和油脂等原料的需求大增,怡和洋行的出口业务迅速增加。表面上陈祝龄任出口部的买办,幕后却是梁炎卿在指挥。梁、陈二人低买高卖,赚取了大量金钱。

  孙中山书赠“乐善好施”

  陈祝龄做买办赚了很多钱,但比起幕后的梁炎卿,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但陈祝龄与梁炎卿最大的不同在于:梁炎卿对金钱看得很重,不喜欢社交,很少做公益事业;陈祝龄却热情慷慨,尤其对于扶危助困的公益事业,常常一掷千金。从社会知名度来看,陈祝龄在居津广东商人当中,是非常具有号召力的“精英人物”。

  据高要文史资料记载,孙中山先生在广州设大元帅府期间,广东省发生大水灾(1915年),广东商人在天津募捐,陈祝龄捐赠银元五万元,作为广东大水灾赈济专用款,深得孙中山嘉许,亲笔书赠“乐善好施”四个大字,以宣纸精装苏裱横额条幅,横五尺左右,宽二尺多。该条幅被陈祝龄保存在高要家乡,每年春节必悬挂于祖祠,让乡人鉴赏。除了捐款,陈祝龄还派人从广州沙基米埠购运大米30万斤赈济灾民,每人分得大米约二十市斤。听闻村头房屋全部被洪水冲毁,陈祝龄又电汇银元两万元资助受灾贫困户修建房屋。

  1903年唐绍仪倡议集资筹建广帮会馆。陈祝龄积极响应,不仅捐出大量银两,还出任广东会馆董事长,尽心打理会馆经营事务十余年。1920年夏,陈祝龄在任广东会馆董事长,此时的天津已经聚集了相当多的广东商人,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急需得到解决。在陈祝龄的提议下,陈祝龄与广东音乐会会长麦次尹等人一起,借广东会馆为校址开办了一所半私塾式小学。后来因广东同乡大多寓居在旧英法租界,1921年又在法租界购地3亩修建了新校舍。麦次尹捐资购地,陈祝龄捐资盖楼。这所包括中学和小学两部的私立学校被命名为“旅津广东学校”。

  陈祝龄对教育格外重视,兴学助教的善事,他总是乐于解囊。南开大学扩建之初,张伯苓也曾找到陈祝龄,陈每次都慷慨资助。他的家乡高要县中学要筹建校舍,专程到天津募捐,陈祝龄慷慨捐建学生宿舍楼一座。陈祝龄还热心资助勤奋好学的年轻人,清末跟随詹天佑修建八达岭铁路的留美工程师陈汝襄,留美前的全部学费都是陈祝龄提供;著名科学家吴大猷的父亲吴幼舫在津九年也是依靠陈祝龄的帮助。

  树大招风被绑票

  陈祝龄在社交圈的出名,使外界产生了误解,认为陈祝龄在财产上与梁炎卿等量齐观,以至于引起了劫匪的注意。

  关于陈祝龄被绑架的地点,有着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1929年10月31日清晨,陈祝龄在马场道西湖饭店对面便道上散步时被匪徒绑架;另一种说法,则是曾任旧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副处长李汉元回忆,1929年陈祝龄于英租界十九号路家中被匪徒绑走。

  无论陈祝龄是在哪个地方被绑架的,其结果都是,绑匪很快就将他折磨致死。但陈已被撕票的实情,其家人并不知晓,绑匪于是利用陈祝龄身上的一把钥匙向陈家亲属索要赎金十万元港币(李汉元回忆的赎金数额为五十万元)。陈家亲属按照绑匪要求,按时交纳赎金后,仍不见陈祝龄踪影,一度成为悬案。直到1934年,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破获一个绑匪集团,供认在天津曾先后绑架过陈祝龄和梁炎卿之子梁赉奎。随后天津警务处在旧英租界海大道(现大沽路)一处民宅的地板下挖出陈祝龄、梁赉奎两具尸体,至此两案了结。

  有资料记述,绑架陈祝龄的匪首是军阀张宗昌部下耿华堂。耿华堂在青帮中辈分较高,在天津、上海等地均有徒弟。绑架陈祝龄一案,是他召集上海青帮的徒弟帅颂平等人联合作案,1934年帅颂平等人事发被捕后,耿华堂在家中自杀。有一种说法认为,陈祝龄被绑架不单纯因为他的财富,他对于革命者的资助令反动军阀异常不满,陈祝龄绑架案背后极有可能是一桩政治阴谋。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陈祝龄遗孀及子女将他的骨骸运回了原籍安葬。陈祝龄留有一子五女。

  专家支持 金彭育

  撰文 本报记者 马樱健 摄影 王建一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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