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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马拉松”访谈:讲述中国40年的得与失

来源:搜狐文化
2010年05月10日16:51
品牌构架师杨曦沦
品牌构架师杨曦沦

  杨曦沦:城市让我们生活更丰富,有了更多的选择

  主持人:方老师时间差不多了,给下面一位嘉宾留一个问题吧,下一位嘉宾是品牌构架师杨曦沦先生。

  方军:想问问品牌构架师杨曦沦先生的是:怎么看现在中国的企业买国外的品牌,以此把自己品牌提升上去,这样的动作是否会有效,能不能让中国人开始觉得这个品牌是我们中国的?

  主持人:好的,谢谢方军老师。有请杨曦沦老师,您是品牌建构方面的专家,请您从买国外品牌这方面开始谈谈。

  杨曦沦:国外品牌比如说汽车,这个品牌在国内具有一种交易属性,有价值可以拿来卖。再一个中国有市场,未来可以掌握更多机会,有更多梦想来参与,会有更多的可能性掌握规则。

  主持人:之前的规则更有钱,更有权,这样的国家去制定一些规则,玩着玩着跟着他一起玩,就玩到他的规则上面去了。杨老师先挑一个题板。

  杨曦沦:这一张,1976年。

  主持人:我们还是一样看一下1976背景片的介绍。(播放1976举国哀痛纪录片……)

  主持人:一个时代的结束,杨老师当时多大?

  杨曦沦:14岁,正是比较“叛逆的时期”,不知天高地厚,后来出现“天崩地裂”,这种东西一下被释放了。

  主持人:当时您在哪里?

  杨曦沦:我在北京,为什么那一天是“天崩地裂”,天崩是地震,地裂——我们的一个政治领袖去世了,我们这种不知天高地厚就找不到北了。

  主持人:那时候听到领导人去世,状况是什么样的?

  杨曦沦:当时这消息是家长告诉我们的,立马就意识到出大事儿了。我们家在广播院那边,家长提前知道消息,所有孩子听完之后当做一个秘密,都不能说,继续玩。

  主持人:费菁老师呢?

  费菁:我当时在安徽,地震以后我在北京上学,一地震北京中学延迟开学。按理说我应该9月1号回北京上学,但是在8月接到我们老师的信,告诉我们不要回来了,还开不了学。

  主持人:那封信什么时候寄出的?

  费菁:那时候信快的也要两三天。地震时没赶上,当时我们坐火车刚到安徽。主席去世的时候我是和家人听广播得知的。那个时候广播是得知外面信息最先进的一“武器”。

  主持人:当时有录音机吗?

  费菁:没有。就收音机。

  主持人:收音机属于当时非常时髦的东西。

  费菁:或者是半导体。所以我们一回家就把收音机打开等着广播,听到以后,我们年纪小,也没有太大的反映。因为我们也不在北京,后来老师的信到了,你们得参加追悼会去,记得9月18号追悼会,所以马上就买票回去。那个时候一些院里还组织了一个仪式,我父母在安徽,自己在北京上学,院里设灵堂,各个单元有灵堂,然后做花,那时候都还很平静。但是看到仪式,开追悼会的时候,看到很多人都哭,自己也就跟着哭了。

  主持人:当时是组织去的吗?

  费菁:肯定是组织去的。

  杨曦沦:因为我家住在长安街旁边,不管是周恩来去世“十里长街送总理”,还是后来主席逝世,都是自发的去。应该说76年对于整个北京的变化,在我心目中是定义了一种趋势。那时我们都住在外面抗震棚,抗震棚可以取任何建筑材料,那时我们广播区,所有的椅子,幕布都可以随便拿,因为“世界末日”到了,满街都是窝棚。那时违章建筑北京都不拆了,那时抗震棚,有豪华的、有简单的。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城市里的户外生活还是第一次,当时不能回去,不允许上课。

  主持人:那时候信息也不太多。

  杨曦沦:对,不像现在说那玩都得想一下,现在去那玩,可以上网搜一下。

  主持人:那一年好象有另外一个大事件,“四人帮”被粉碎了。

  杨曦沦:因为那会儿政治突然从一个黑杈子放开了,变化了。

  主持人:当时大家生活状态怎么样?那时候大家穿着怎么样?

  费菁:蓝衣服,还有军装是最牛的,列宁装。

  杨曦沦:那个同志穿了比较流行的,周围人都穿得一样,都很中性,

  费菁:最正式的是正装,另一个是军绿。

  主持人:衬衫吗?

  费菁:假领的

  主持人:有胸前这一块大吗?

  费菁:有,要盖住。

  主持人:这儿有袖子吗?

  费菁:没有袖子。

  主持人:是不是跟现在理发的那个有点像。

  杨曦沦:你要买一件衬衫的话成本太高,买一个领子的话成本比较低。

  费菁:花棉袄,花罩衫什么的,可以换装。

  主持人:那个时候有校服吗?

  费菁:那时候要是弄一身运动服也是很牛的。

  杨曦沦:家里有背景,有钱的可以。

  费菁:一般都是自己做。

  杨曦沦:家家都有缝纫机。

  主持人:当时还是愿意自己做,街上卖的布多吗?有卖成衣的吗?

  费菁:有,有正式的场合可以穿成衣。

  主持人:那时候最时髦的就是军装。

  费菁:然后就是运动服。

  主持人:当时是首都的小孩子可以这么穿,如果不在首都估计规格没这么高。

  费菁:在安徽,我记得那个时候白衬衣,蓝裤子也都有。乡村的可能颜色没那么白,我们那时候叫“的确良”,好洗好晾的那种。当时,好象也没有什么品牌的概念。78年、79年改革开放以后才有品牌概念。这个牌子更重要是作为一个文化形象进来的,包括可口可乐,像50年代,开始画可口可乐的瓶子, 画一大堆可口可乐,有一句很有名的语言,“总统喝可乐,流浪汉也喝可乐”,美国这个国家创造了这么一个传统,这个传统让最富的消费者和最穷的消费者消费同一个东西,花同样的钱你喝同样的东西,和街上流浪汉喝的同样的可乐。可口可乐的形象创造了一种平民文化,就像英国的波谱文化。但是英国是一个等级社会,有国王,有贵族,为什么在美国开展得这么顺手,美国是一移民国家,没有什么等级观念。波谱文化,包括可乐,美元的符号等等,他一开始把大家都拉在一个水平,给每个人都提供了同样的发展机会。你拿同样的钱,不是说拿六百块钱可以买更好可乐。

  主持人:品牌是不是把文化的东西贩卖出去变成一价值?

  杨曦沦:它有商业价值,由于它的文化性能引起它的相互功能都会发生的,文化既是一个影响力,也是一种消费,销售的交易,能够变成财富,这是它的生命价值。

  主持人:请费老师给下一位嘉宾留一问题,我们下一位嘉宾是时尚摄影师许闯。

  费菁:搞艺术的,我想问近三十年里,中国在当代艺术方面,对世界的文明做出了怎么样的贡献?他可以从很小的具体的作品说。

  主持人: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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