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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 老官园! 看越来越远的"北京土著"文化(图)

来源:中国经济网
2009年12月22日09:49
作者:陈辉 张十月
2009年12月22日 / 第366期
官园停业
  12月20日,北京最早也是旧城区中唯一的大型花鸟市场——官园市场正式停业。被拆掉的官园,最终会被一座现代化建筑所取代,10多年来,官园一直被周边的高楼大厦包围着,被称作是老北京文化的一片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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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小胡同中,写着“拆”字的院墙上挂着的鸟笼,提醒着人们:这里就是北京。晨报记者张十月/摄

喜欢到官园看小动物的孩子们,曾有的快乐时光。


老北京的花鸟鱼虫市场中少不了核桃、葫芦。

官园市场旁的卖鸟小院也将消失。晨报记者郝笑天/摄
冬日里卖蝈蝈的人在官园越聚越多。晨报记者张十月/摄

冬日里卖蝈蝈的人在官园越聚越多。晨报记者张十月/摄
自从市场拆迁的消息传出来,淘宝者络绎不绝。

 

  ■记者手记

  12月20日,北京最早也是旧城区中唯一的大型花鸟市场——官园市场正式停业,作为曾经的地标,它正被抹去。

  被拆掉的官园,最终会被一座现代化建筑所取代,10多年来,官园一直被周边的高楼大厦包围着,在很多人眼中,这里保留着一份难得的幽静,被称作是老北京文化的一片乐土,如今,这片乐土将成为钢铁丛林的一部分。

  北京正沿着这样的轨迹变化着:刚开始,少数的新建筑耸立起来,给人感觉与周边环境不协调;渐渐地,新建筑越来越多,反而是老建筑看上去与环境不协调了;最终,老城彻底置换成新城,代价是它的个性因此而变得含混。

  要传统还是要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几乎所有城市都会遭遇这样的两难。在艰难的博弈中,官园市场一直在坚持着,终于,它到了坚持不下去的地步。

  最后的官园是一声沉重的叹息,百年的积淀再一次输给了GDP。也许多年以后,我们才能评价这一举措是否得当,但那时一切已成过眼烟云。不幸的是,文化都是脆弱的,它需要呵护,只有敏感的内心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文化不会为自己辩护,在没有消失之前,我们不知道它的苦痛,当它彻底失去了,苦痛的就只有我们了。

  一个曾经生动的官园,仿佛老北京城清澈的眼睛,如今,它永远地闭上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形成老官园市场曾是二环里硕果仅存的花鸟鱼虫市场

比起旁边的玻璃大楼,“官园市场”显得很孤独。

离正式搬迁的日子还有两天的时间,但戴建文的店里已一条鱼都不剩了。

老戴说:“这些鱼缸从11年前来到我的店里就没动过,现在我准备把它们都卖掉。”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当四合院的茶房飘着茉莉花儿香,夏天的炎热全部被遗忘掉,酌一杯佳酿漂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当老城角的夕阳回荡拨浪鼓儿响,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这首名为《北京土著》的歌曲曾受到北京80后、90后的热烈推崇,但如今越来越快的城市建设和拆迁脚步,让所有“北京土著”和“北京移民”感到“一点点感伤”。

  12月20日,是官园花鸟鱼虫市场开放的最后一天。冬日下午的北京城,已露出些许疲惫,太阳远远地躲在二环路西侧几座高层大厦的后面。

  戴建文拿出锁头,锁上了自己在市场的摊位。其实他店里已经一条鱼都不剩,几天前就开始清货了。代替老戴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是一块泡沫板子,上面写着“本店迁往紫竹桥……”这是戴建文卖鱼的第24个年头,而“官园市场”四个字比起旁边玻璃大楼上“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的大字,显得那么暗淡。

  30年前

  诞生的老官园市场

  清末民初的老北京花鸟鱼虫市场,人气最高的要数天桥和隆福寺。随着社会的动荡,这些市场日渐衰落。直到改革开放后,“老北京们”又重新拣起了这些玩意儿。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城的西北、东南两头儿,各出现了一个花鸟鱼虫集散地,即老官园市场和龙潭湖市场。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京城里的花鸟鱼虫市场可算不少,如东直门河边、龙潭湖北侧、天坛东门等处的市场,至于小规模的市场则难以统计。

  但随着城市发展的需要,白纸坊的鱼市很快变成了小区,龙潭湖鱼市道路改造,加上商户们扎堆经营和市场的自然淘汰,逐渐形成了官园市场和玉蜓桥市场两大中心。当时,官园市场每当周末清晨,天津的鱼贩就会赶到这里批发,而以鸟类为主的玉蜓桥市场则被称为“亚洲第一大花鸟鱼虫市场”。

  据介绍,最早一批热带鱼类商户于上世纪80年代初聚集在西直门桥下,随后转战到今天的梅兰芳剧院前的街道旁,再之后他们又来到了官园桥北侧的三个大铁棚中。由于火灾和占道等原因铁棚被拆除,最终于11年前来到了现在的官园市场中。而玉蜓桥市场由于改造成花园,商户逐渐分流,形成了东四环弘燕桥西侧的弘燕市场等。如此算来,官园市场是二环里硕果仅存的一个花鸟鱼虫市场了。

  从教师到鱼贩的传奇

  时光倒转24年。1985年年底,改革开放令社会恢复了生气,做小买卖的人、摆小摊的人多了起来。在如今梅兰芳大剧院的位置,一群摆摊卖花鸟鱼虫的人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这里,其中一个推着装满瓶瓶罐罐的小三轮的高个男子,也开始其从教师到鱼贩的艰难转型。这个人就是戴建文,当时他刚过而立之年,尽管拥有一份教师的稳定工作,但他宁愿来到这里当个小摊主。

  最早勾起他养鱼兴趣的是他的儿子。当时儿子对孔雀鱼、黑玛丽等容易繁殖的小鱼玩腻了,当父亲的戴建文就接下这份工作开始“伺候”这些小东西。结果鱼越养越多,鱼缸都快装不下了,送人也没人要,戴建文就带着小鱼来到了老官园市场,本打算把鱼送给鱼贩子,“没想到人家还给我钱。我一想,干这个能挣钱啊。”没多久鱼卖光了,他也加入了进货大军,前往华北地区最大的热带鱼集散地——天津进货。

  “第一次去进货我什么都不知道,拎着两个水桶就去了。”回想起20多年前的样子,戴建文透出一丝自豪,尽管当时塑料袋还没有使用到鱼类搬运过程中,而那次两个装不下什么东西的大桶令他在火车上一路狼狈,就这样戴建文度过了他最初的创业时期。

  接着戴建文的儿子从学校毕业,到车辆运输厂工作。“北京生产的‘牡丹’电视机就是我儿子运送的最主要的货物。”因为不忍看着儿子开车一跑半个月才能回家,老戴给儿子办了离厂手续,父子俩一起做了卖鱼的生意。

  1990年前后,老官园市场的小摊主们终于结束了“游击战”,搬到了位于官园桥北、西直门桥南二环路东侧的三个大铁棚子中。那时戴建文刚满20岁的儿子,也在同一个市场中独立撑起了门户。

  1996年的时候,戴建文的收入已足够让他买一辆小面包车用来专门进货。从此,爷儿俩再也不用严冬酷暑总往火车站跑,他们开着崭新的车走在京津塘高速路上,一站就到天津宜兴埠——那里可以说是华北地区最大的鱼类批发中心。那时水桶也变成了装满塑料袋、打上氧气的保温泡沫箱子。

  但是好景不长,几年之后的一场大火,让几乎所有铁棚子里的商铺都在那一夜被吞噬了。此后由于存在用电量大等火灾隐患以及城市改造占地,铁棚子市场再度搬迁到北京青年宫旁的地下室。而天津的鱼贩子无处摆摊,便来到了玉蜓桥花鸟鱼虫市场。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官园市场在北京鱼界的霸主地位就被撼动了。

  1999年,商户们终于搬出了地下室,来到了阜成门桥北侧,今天的官园市场。除了鱼类,市场旁的一个小院子被开辟成鸟市,卖鸣虫的商户们也逐渐加入了官园的队伍。戴建文自己租了市场入口处黄金位置的30平方米小屋,儿子则在里面租了小屋专卖“七彩神仙”。

  今天的戴建文已年过六旬,他家的小面包也换成了金杯。“现在我们已有了三辆车。”他还坦言,“在这边,每年的利润能做到30万元至40万元。”

  “提笼架鸟”还剩多少

  清晨的陶然亭公园,即使是隆冬仍然能见到许多遛鸟的人。比起人们身着羽绒服在朝日下的慵懒,鸟儿们的轻啼格外令人感到温暖。

  所谓“提笼架鸟”,“提笼”更多的是指老人的玩法,年轻人还有不少喜欢“架鸟”的。官园门口时常有这样的人,架着一只“梧桐”或“交子”,用细管向空中吹出一粒豆子,鸟儿如离弦之箭般冲上空中,叼回豆子,再放在主人手中,它获得的奖励则是一粒苏子。这样的场面,如果倒退十年,在公园、街头巷尾都不难看到。

  熊元曾住在陶然桥南侧革新里一带,如今那里拆迁,而立之年的他搬到了邻近通州的一个小区。装修房间时,他在墙上挂了一柄秤杆,“这个杆子上架过不下30只鸟,交子、黄雀、梧桐等都有。”

  龙潭湖市场消失后,熊元就没再架过鸟了。“也想玩,买不到鸟了,停了一段,就再也没玩起来。现在住这小区里,连邻居我都不认识,跟谁玩儿?玩给谁看?老城改造,北京人散伙了,这老北京的玩意儿也快散伙了吧。”

  几乎所有的摊主都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搬迁都伴随着一大批主顾流失。

  (特别鸣谢北京民俗学会会员韩硕)

  ■新闻链接

  老官园市场隐患多

  据官园市场办公室周姓负责人介绍,1986年,官园花鸟鱼虫市场早期以小地摊的形式出现在车公庄附近,后来几度迁移,先是从车公庄搬到了平安大街,以后又搬到西直门、富国里等地,1996年才正式在官园落脚。

  现有的官员市场是原老造纸11厂,自建成花鸟市场以来设备没怎么改造过,安全隐患颇多。据周先生介绍,2007年已有官园花鸟市场拆迁的动议,后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施行,直到今年11月26日才正式开始实施。按市场安排,今年10月1日到12月20日期间为甩货期,21日起正式停业。由于规划尚未确定,官园市场这片地块未来的用途还不得而知。

  一声叹息,最后的老官园

  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高巍专访

  

老官园曾经是许多北京人的精神家园。晨报记者张十月/摄

  

高巍(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

  

  高巍(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

  前日,作为北京“玩文化”的代表,百年历史的老官园,终于翻到最后一页。

  围绕官园市场的存留,各方曾意见纷纷,然而,每次结局都差不多,传统文化不得不再次为城市发展付出代价。官园市场拆掉了,官园文化何去何从?现代化步伐匆匆,搅乱了文化与人、与地域之间的那种共生关系,曾经的精神家园,如今留给我们的,只剩下遗憾。

  凝望老官园最后的背景,从它的沧桑中,我们能读出什么?其中又有多少感慨与感悟,可留给未来?为此,晨报记者专访了民俗学者高巍先生。

  “官园文化式微,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整个现代史中,中国社会变动剧烈,影响了文化的传承。二是人们心态出现问题,歧视传统文化,仿佛文化就是芭蕾舞、美声唱法,而民俗的东西不是文化。”

  老官园

  不完全是花鸟市场

  晨报:作为花鸟市场,为何官园名气这么大?

  高巍:官园不完全是花鸟市场,它与广州花市、香港鸟市的干净、明亮不同,这里幽暗、狭窄,不过是几条小胡同,有时地面还有积水。商品也比较混杂,既有花鸟鱼虫,也有核桃手揉、玉器等,还有老北京小吃,卤煮店就有好几家,官园的魅力来源于它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这是不可替代的。

  老官园文化

  是北京文化重要组成

  晨报:“官园文化”正成为热词,这是不是伪概念?

  高巍:官园文化是存在的,清末这里以卖“四大玩”而著称,以后几度中断,但不久又得到恢复。北京文化的主流是消费文化,而娱乐是消费文化的主体,从玩的水平和规模看,历史上没有哪个城市能和老北京相提并论。北京文化拥有很多侧面,官园文化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晨报:官园文化的现状如何?

  高巍:不容乐观,很多技艺已失传,比如玉刻蝈蝈笼,清代能值上万两白银,今天没人能做了,还有养葫芦的技艺,现在也没了。当年是几辈人在做同一件事,积累了深厚的经验,现在谁肯花这个工夫?

  老官园文化为何式微

  晨报:北京的花鸟鱼虫文化始于何时?

  高巍:元代已有,清代是高峰,因为八旗子弟吃皇粮,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和经商,只有专注于“玩”,他们结社交流,越玩越精,带动了民间文化。

  晨报:以官园为代表的北京“玩文化”,为何今天喜欢的人不多了?这与新北京人越来越多是否相关?

  高巍:没什么关系,北京文化的同化力很强,上世纪50年代大量外地人进京,如今他们的后代大多融入了北京文化中,这就是明证。官园文化式微,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整个现代史中,中国社会变动剧烈,影响了文化的传承。二是人们心态出现问题,歧视传统文化,仿佛文化就是芭蕾舞、美声唱法,而民俗的东西不是文化。

  晨报:为何出现了歧视传统文化的心态?

  高巍:这是文化自卑心理的体现。传统中国社会比较封闭,随着国门被打开,固有的优越感失去了,看见别人什么东西都觉得好,而对我们自己传统的东西,什么都想改造。

  老官园模式值得研究

  晨报:老北京的玩,主要依靠什么生存?

  高巍:主要靠庙会,老北京城从初一到三十都有庙会,护国寺关了,白塔寺又开,卖玩意儿的一个月基本不闲着,这是“玩文化”生存的土壤。

  晨报:官园成为市场,不到20年,为何这么成功?

  高巍:官园模式值得研究,它是民间自发形成、自觉维护的,它有效地推动了民间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相比之下,一些政府行为却未能取得同样好的效果,比如胜利电影院改造成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以下同)展示中心,投了很多钱,初衷是好的,但谁会去博物院看死的“非遗”呢?人们更愿意到庙会中去体会活的文化。民间文化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这就像鱼和水的关系,你觉得水浑,没营养,但这是鱼所需要的。你非要把鱼养到缸里,放上清水,确实好看了,但它再也长不大了。

  晨报:官园模式为何没有被重视?

  高巍:因为存在歧视,有的人认为民间文化就是封建、迷信,总想改造它。比如说庙会小吃脏、不卫生,可真把这些小吃放到大饭店里,行吗?民间文化有自身的环境需要,它原本就生长在土中,非换成营养液,能成功吗?

  拆迁伤了老北京文化的筋脉

  晨报:官园市场未来会在紫竹院重开,您怎么看?

  高巍:要重视拆迁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民间文化依附于它所生存的环境,环境改变了,它肯定受影响。紫竹院周边老北京人不多,居民多是在中关村工作的白领,他们能否有时间、精力关注“玩文化”,这需要时间的检验,现在不好下判断。

  晨报:您认为,“易地重开”不是好的解决办法?

  高巍:比拆了不恢复,总是进步,但“易地重开”会给原品牌带来伤害。比如崇文门老便宜坊拆掉后,虽然准备在原地重开,但停上几年,老顾客就渐渐流失了。还有像大栅栏改造,很多传统小吃离开了,在别的地方经营困难。“易地重开”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拆掉了一个古董,重开一个赝品。

  10年曼哈顿,

  50年北京城

  晨报:官园市场被拆了,但保护好官园文化,不也一样吗?

  高巍:那是一厢情愿,传统文化与地域和人是共生的,需要多年积累。美国人说,10年可以建个曼哈顿,但50年也建不成一座北京城,因为文化积累非一代人能完成。古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三代才能出贵族,为什么?因为贵气是沉淀出来的。

  晨报:798的积累时间并不长,不也成功了吗?

  高巍:798只是个展示的窗口,作为卖场,开在哪儿都行,对地域没有依赖性,但它再成功,也无法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

  GDP

  不能代表一切

  晨报:官园被拆后,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这不是好事吗?

  高巍:发展经济是好事,但不要唯GDP论,只看GDP,那最快的就是卖地,可“卖地经济”能持久吗?官园市场产生的GDP不多,但它是民间形成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潜力大,比规划出来的园区更有生命力。文化圈的形成很不容易,应倍加珍惜。

  晨报:为何我们对此关注不够?

  高巍:因为官员文化结构有问题,诗人、文艺爱好者少,理工科比较多,对传统文化理解有偏差。今天一些机关上班很清闲,可其中能玩出层次的人却不多,因为修养不够,他们自己都没形成修养,怎么可能关注传统文化?

  晨报:如何避免下一个官园被拆掉呢?

  高巍:关键要改变急功近利的心态。记得一次专家研讨会上,我建议恢复真正的荷花市场,结果一些领导很生气,现在那个地方地价那么高,关系到政绩,怎么可能为传统文化让路?但多少年后,我们发展经济的愿望不这么迫切了,开始关注文化了,那时再想恢复就已经来不及了。

 

责任编辑:大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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