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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写作是表现我受到的振动

来源:东方早报
2009年12月09日10:04
2009年12月09日 / 第3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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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特、加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曾经作为政治的代言人,他们是行动者,而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把自己比喻成一面鼓,当事件发生的时候,就会在我身上造成某种振动,我的写作就是表现我受到的振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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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特加缪的时代已过去了,我只是一面鼓”   

  2008年诺贝尔奖得主勒·克莱齐奥接受早报专访

  时隔两年后,法国人勒·克莱齐奥再次来到中国北京,为首届傅雷翻译出版奖颁奖。还是寒冷的冬天,还是穿着不合时宜的咖啡色凉鞋,还是那么少言寡语。唯一不同的是,这次他顶着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辉造访,跟在身后的是略让他不安的相机镜头——而在两年前,他的到来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而他还是他。在一场媒体见面会结束之后,勒·克莱齐奥在一桌湘菜前接受了早报专访。

  “萨特、加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曾经作为政治的代言人,他们是行动者,而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把自己比喻成一面鼓,当事件发生的时候,就会在我身上造成某种振动,我的写作就是表现我受到的振动。”他说。

  东方早报记者 石剑峰

勒·克莱齐奥

  勒·克莱齐奥是那样低调,低调得在获得诺奖之后连法国媒体也很难逮到他。谁知道他又在非洲、拉美或者太平洋上的哪个世界角落?今年4月来中国的计划,也因为一时找不到他的行踪而作罢。

  可是,在餐桌上远离了人群和好奇的目光,高大的勒·克莱齐奥立马放松了下来,也不再严肃,有时感觉到自己过于放松,他会开玩笑说:“今天我话太多了。”一个半小时的晚餐,几乎就他一个人在说话。他敞开胸怀谈自己的婚姻、家庭、家族历史,冷不丁还会问你:“结婚了吗?有男/女朋友吗?”还会问:“你们自己做菜吗?我只会做意大利菜,咖喱鸡和蔬菜豆子,下次做给你们吃。”

  一桌都是辣菜,因为勒·克莱齐奥喜欢辣,可能是因为长期居住在墨西哥的缘故。这个法国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分子,远离巴黎左岸的调调,远离法国和法语,大部分时间都在不停变换居住地,世界尽头或者沙漠边缘,都是他一年中短暂居住的地方。勒·克莱齐奥这个姓氏可能就意味着冒险和旅行,他的祖上就是为了逃离大革命来到毛里求斯定居,而眼前的勒·克莱齐奥视自己为毛里求斯人甚于法兰西人。这种不安分与冒险,也体现在4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几乎每一部作品形式、语言都有不同,他厌倦重复自己,哪怕一丁点儿。



  谈写作

  “我创造的人物是承受历史命运的人,而不是创造历史的人。”

  早报:有些评论认为你的小说跟新小说派挺像的,但你抗拒这些标签。

  勒·克莱齐奥(以下简称勒):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新小说正流行,我一开始也用新小说的写法写,写着写着我变成了自己的受害者,被自己的作品吞噬,后来我就抗拒新小说派。我的写作不是通过抽象观念,而是实在的生活,这方面从美国作家那里学了不少,美国的写法总是实事求是接近大众。但很多评论家说我,叙述太多,对话太少,没有爱情。有一位评论家说我:“自我隔绝,就像在沙漠里生活一样。”这句话写得还真不错。

  早报:你的作品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你所有小说的人物都是边缘小人物。

  勒:我很喜欢和那些为生存挣扎的人在一起。我在小说中创造的人物是承受历史命运的人,而不是创造历史的人。如果要表现勇气,我认为战争轰炸中抚养孩子的妇女更典型,但这些人在历史中并没有留下名字。



  早报:除了这些底层边缘人物,你的小说主角都是小孩或老人。

  勒:这是因为这些人物的形象始终处于期待的状态中,他们的性格并没有完全定型。在我平时的阅读中,也更关注描绘这样人物形象的小说家,比如狄更斯,还有塞林格和斯坦贝克,这些小说家塑造的人物形象不是完美的、固定化的形象,这是我个人对这种人物的爱好。我在小说中没有命名,是不希望把小说和现实太紧密联系起来,我尤其怕读者在阅读我小说时把它往异域风情方面靠,其实当中混杂了世界上各个地方的角落,也有纯粹虚构的。

  早报:你的小说有很多乌托邦的色彩,比如《乌拉尼亚》,你怎么看“乌托邦”,它是否真的过时了?

  勒:我不太相信乌托邦,觉得挺危险的,我见过许多乌托邦覆灭。但乌托邦有好的一面,它让你对未来有希望。在中国,乌托邦也有正面的意义,比如认为知识分子要做体力活的想法。墨西哥的学校就贯彻了这个想法,孩子们要去地里干活,这样他们就明白农民早起劳作的辛苦了,这是从中国学来的。

  早报:写作对你意味着什么?

  勒:文学语言其实是文化,而文化隐藏着事物,文学让内核的东西显现,我希望通过写作展现世界本来的面貌。小说家也是历史学家,用记忆去构造世界。写作中不可能没有自己童年的影子、家人、情感……我常常在小说里给家人起一个近似的假名。

  写作时知道总有结尾,这是最让人伤心的地方,我会慢慢品味不想写完。写书让时间停滞,创造了另外的时间。在那里,时间永不完结,一切可以重新再来。而要成为作家,你必须要真诚,要自由,要念许多书,要爱生活,要喜欢和人沟通,善于用写作沟通。

  早报:这些年来,在全世界流行的一种写作方式是“他者”写作,赫塔·穆勒是罗马尼亚流亡到德国,你写非洲、南美,今年的龚古尔奖获得者是非洲移民黑人女性,怎么看?

  勒:法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大熔炉,如今给这个熔炉添加新活力的是前法国殖民地地区的作家,而在之前法国人经常用蔑视的态度看待他们。其中最重要的是塞泽尔,他用传统法语写作,但又创造了新的节奏感。还有今年的龚古尔奖获奖者玛丽·恩迪亚,所有这些人都属于法语文学的大圈子,尽管来自世界不同角落,但这正是法国文化的机遇,法语也不再仅仅是法国人的法语。而在英语文学中,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特立尼达出生的奈保尔、尼日利亚的索因卡,他俩也都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些作家都是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下写作,但又给英语文学注入新的元素。这些作家给法语、英语文学注入新生命力。

  谈社会介入

  “我把自己比喻成一面鼓,我的写作就是表现我受到的震动。”

  早报:其实你在法国文化圈是个异类,不太发出公共言论,反而把这些思考都放进了文学写作中去。

  勒:萨特、加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曾经作为政治的代言人,他们是行动者,而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写作上,我把自己比喻成一面鼓,当事件发生的时候,就会在我身上造成某种振动,我的写作就是表现我受到的振动。我这面鼓不是用来宣战或者宣告的,只是用来敏感反映这个世界的。

  早报:那文学和作家的力量在哪里?

  勒:文学一直以来都是被工具化的,尽管作家都不想如此但不可避免。文学就是消费品,书籍更是如此。对于作家来说,理想的状态是出于超脱的态度生活在自己的幻境之中。作家的作品只是起到种子的作用,它在读者中间也许会生根发芽。刚过世的列维-斯特劳斯曾向我们展现了印第安人思想的丰富和深刻,相对人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的冷静分析,列维展现的是一种同情心,对那些受到威胁的原始民族表现了自己的情感。我希望能追随他,但我还没办法达到他的高度。

  早报:你在外界看来是一个处于隐居、遁世状态的作家,但你对现代化生活和现代科技一点都不拒斥,反而把很多希望寄托在科技进步上面。

  勒:现代性非常复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法选择的,如果说我们要逃离现代社会到一个岛上生活,这种说法是很虚伪的。因为实际上,在岛上生活你也会把工业社会的垃圾带过去,所以你无处可逃。另一方面,人类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享受到了现代生活的便利。如果你只想享受便利不愿接受它带来的负面,这就是虚伪。实际上,在人的基因中,就有不断发展的本能,但我们要做的就是试图把发展带来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我在美国看了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影片就是讲述了因为修建大坝带来的一些问题。还比如,在加拿大魁北克的一家公司要在原始森林里面修建一个大坝,但会使当地的因纽克人消亡,也会使生态遭受灭顶之灾,而修大坝的唯一目的是为纽约供电。我们应该行动起来,限制技术进步带来的危害。

  早报:那你是否关心正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大会?

  勒:我是作家不是政客,对哥本哈根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太清楚,但另外一方面我对这个话题又非常感兴趣。我想说的是,如果仅仅靠这些国家元首在会议上就能拯救世界,这真难以想象。气候问题的解决非常困难,实际上它是我们整个人类的问题,而不只是国家之间的事情。这是一场极其艰难的战斗,更重要的是看之后人类几代人怎么去行动。我作为作家,只能通过写作来回应这些问题。

责任编辑:大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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