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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盲流”到“艺术家”——艺术双城记

2009年07月24日14:17 [我来说两句] [字号: ]

作者:刘倩

  


  来源:《缪斯艺术》

  艺术家被称为世界上最自由的职业,他们可以以艺术的名义做任何自己喜欢的事情,包括创作和出行;如今的社会环境已没有九十年代初的复杂,这对于艺术来讲似乎是一种解放式的幸运;从圆明园艺术家村、宋庄艺术家聚集地,一直到如今的798、草场地、一号地、东营,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北京这个艺术中心。逐渐地,“进入北京”开始成为一种融入当代艺术中心标志。这里的画廊、机构、美术馆、艺术区数量呈几何倍数猛涨,作品的拍卖价格脱缰般的飙升。“艺术世界”呈现出歌舞升平或门可罗雀截然相悖的倾向,同时又一片和气,各路人马彼此温存,甚至撒娇。恰如《北京人在纽约》片头说的那样,既是天堂,又是地狱。从小城市到大都会,从“盲流”到“艺术家”;如今,各路而来的艺术家们实在是难以计数,有时甚至只能以帮派区分,“川军”、“湖南帮”、“福建帮”等,也都分别聚集在不同的艺术区里。

  1996年,批评家王林发表了题为《中心的堕落与区域的拓进》一文,在他看来,1990年之后,真正优秀的艺术家崛起是非中心性的,他们出现在不同的地域内。从85’新潮美术到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整个北京一直作为当代艺术的中心被艺术家向往。随着九十年代初的新变化,艺术群体不断遭遇瓦解,艺术家们开始转变策略,出国甚至改行,因此,这个“中心”也开始被遮蔽;而此时,各地的艺术家开始创作出大批前卫作品,广州大尾象和上海地区艺术家群的装置艺术持续推进,一批成熟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脱颖而出,超越了意识形态而触及更为深广的文化问题;在西南地区,前卫艺术已形成可描述的传统和相当独立的特色。王林的文章从区域性对艺术家创作的影响出发,认为:也许只有区域文化的崛起,才是一种力量,区域与世界的直接沟通,是区域文化发展的前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和超越后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纠缠不清的两难困境,形成中国美术自主自立自由发展的格局。一句话,艺术家有权自己办理执照和护照,完全没有必要跑到某个“中心”去。

  随着社会背景的逐渐开放,经济文化中心的强化,21世纪之后,北京又回到“中心”的地位。这里的艺术家们重新拾回丢失了很多年的精彩生活,他们在北京寻找接近前卫却又宁静的生活方式。艺术家的工作室常常选在东到宋庄、北至北苑,甚至西北五环外某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仓库式建筑里。初来乍到,总会让人感觉荒郊野外、乱树丛生。但这却是艺术家追求的临近中心,却又能规避打扰的最佳选择,座驾则成为艺术家链接尘世与理想的重要部分。他们自己构建的艺术世界在自己看来近乎完美,无一不是为了那一个目标“自由”而去。

  只是,如今的艺术家并不仅仅在北京一个城市忙碌和寻找,他们大多来自各地,而且依然忘却不了故乡情节,为了这种情节,他们逐渐勇敢地成为“空中飞人”或“自驾一族”,总会来来往往于两个或更多城市之间。这种来往给艺术家带来了快乐或烦恼,然而,对于创作和艺术而言,它们存在何种意义?新世纪的艺术双城记不断激荡人的灵魂,偶尔也会让我想起那些艺术家朋友,是如何做到在两个城市间不分昼夜地穿梭自如,坐怀不乱?

  专家观点

  当年王林的文章是基于当时北京的社会背景,即使聚集了当代艺术的中坚力量,但这些艺术家却大部分来自各地方。使北京成为“中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是一个国际交流频繁的城市,并且受到很多外在力量的操控和诱惑,正是由于前卫性、先锋性和官方性的对立,才取得了收藏家、基金会、博物馆、文化参赞们的关注,并给中国当代艺术提供了通向国际的管道。

  王林的文章发表已有十三年的时间,而如今的北京又重新回到中心的地位,但王林的观点依然没有改变。只不过,如今北京的整个状态都在发生变化,他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官方把当代艺术纳入文化产业,尤其是北京,建立了多个艺术基地和艺术园区。这是基于北京的某种优势,例如博览会、基金会、画廊等,同时拥有国际交流的平台。另外,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特色是,其价值观的认同是来自西方的,中国艺术家的心态也是朝向西方的,而北京则是通向西方最便利的一个渠道。于是便出现了大批艺术家客居北京的现象。官方如今对国际交流比较重视,他们掌握的一些渠道适合艺术品的国际交流,例如威尼斯双年展的国家馆,从地域方面讲,可能在北京生活的艺术家更方便进入这样的渠道,这也是人情社会的特色。不仅仅是北京,上海也是如此,也属于一个国际交流的城市,与国外、港台的交流更频繁。

  谈到“中心”城市对艺术家创作的影响,王林表示:现在更多的现状是各地艺术家的创作有所成就之后,就会向中心靠拢,选择更有活力的城市去发展,借助“中心”的平台来进行更多的交流。而且,无论是从创作还是名利的发展上,北京会有更多被认可的机会。当然,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艺术家的这种状态同样存在利与弊。首先,艺术家在两三个城市之间的来往,对创作会产生一定影响,使艺术家在来往的过程中视野更开阔,接触面更大,对于创作的审视和反省更有力度,能够掌握创作的深度和变化。其次,这种形式容易造成艺术家趋利和对艺术市场的追求,国际交往、国内外作品展示的平台给艺术家的创作态度带来很大挑战,艺术家如何把握自己的创作是其中存在的问题。

  这种状态也与艺术家的价值诉求有关系,守护在一个城市的艺术家也并不一定是目光狭隘的,他们的信息也是来自全球,这种来往只是艺术家为自己的艺术生涯发展的其中一种手段,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与艺术家的性格也有关系。造成艺术家形成现在这种状态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双重身份,很多艺术家其实是各大美术院校的教师。

  艺术家适合不适合“双城记”的生活和创作方式,最大的原因还是取决于艺术家自己的个性。而且,无论那种情况,对于创作本身来讲应该保持它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艺术家日常生活和社会的独立性,包括艺术发展机会。其二是艺术家的艺术生活,艺术家拥有怎样的追求和怎样的价值诉求。总而言之,就是艺术家在这种状态中怎样认真面对对于艺术与生俱来的热爱,这是其中的问题。中国很多艺术家实际上具有独立的创作意识的,怎样保持这种独立的创作意识也是很重要的。

  针对艺术家的状态,四川美术学院王小箭教授认为,艺术家的“双城”是指是“漂城”和“根城”,与美国的《漂》和《根》这两部叙事作品建立一个链接关系。从根本上说,“漂”与“根”的问题,是一个现代化问题,柯普西埃在设计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时候就要求这个建筑要漂起来。柯普西埃是现代建筑之父,他要求联合国总部漂起来正好对应了现代社会人的漂泊,文化和精神的流离失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北京艺术家的双城记,是各行业的北漂中的一部分,只是艺术家的漂法有点与众“漂”不同,多了几分理想和浪漫的色彩,它是在现代社会中的边缘化生存,因此,画廊、机构、展览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北京这座城市所提供的主要是展示条件,而不是创作条件。在网络信息如此发达,艺术网站林立的今天,在异地或在北京创作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区别。在北京租工作室搞创作,主要是能兼顾创作与展示,但这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所以主要是在商业上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艺术家在北京租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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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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