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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居”相关词二:留学

2009年06月11日15:24 [我来说两句] [字号: ]

来源:北京青年周刊

  19世纪后半叶

  150年前,120名十来岁的幼童登上轮船,远赴美国。他们是清朝派出去的第一批留学生。这是曾国藩“洋务运动”的棋子之一,按照计划,他们应该在美国15年,全面学习西方的科技与文化成就,回来灌溉祖国。

但事与愿违,清朝内部的斗争提前结束了他们的留学生涯,大部分人并没有完成学业。不过这批最早深入西方文明的官费留学生,回来后各有成就,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大幕。中国第一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就是其中一员,他建设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在这批洋务派的官费留学生当中,1877年就读英国海军学校的严复是对思想界最有贡献的人之一,他回来后就翻译了《天演论》,这是中国接触西方文化最重要的启蒙读物。

  20世纪伊始到三十年代

  出国留学,甚至迁徙移民渐渐成为普遍的现象。到了1911年,散布各地的中国侨居者达到了630万。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虚弱有了醍醐灌顶式的认识,出国是为了学习先进的知识,救国自强,因此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促成了一波去日本留学的风潮。鲁迅、郭沫若、李大钊、郁达夫,这些留学回来的精英启动了新文化运动,回国后在思想和文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当时国势贫弱,客居他乡多少会感到卑微和孤寂,因此郁达夫会在日本写出“一个病的青年忧郁症的解剖”;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感觉到这样的落差,就不会有强烈的革新愿望。“只在小安逸里醉生梦死,小圈子里争权夺利的黄帝的子孙,若要叫他领悟一下国家的观念,最好是叫他到中国领土以外的无论哪一国去住上一两年。”郁达夫如是说。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此后“庚款留学”成为一个出国的重要渠道,到了1935年,庚款留学人数达到1033人的高峰,自费留学者更不可估算。

  这个时期出去留学这一批人通常都有了西学的深厚基础,比如钱钟书,比如张爱玲。他们有了足够的知识储备,卸下了“强国救亡”的包袱,头脑更清晰,眼睛更犀利,也正因为这样,个人在格格不入的环境中的尴尬和苦闷,在他们的写作中更突出。“薇龙自己觉得是《聊斋志异》里的书生,上山去探亲出来之后,转眼间那贵家宅第已经化成一座大坟山;如果梁家那白房子变了坟,她也许并不惊奇。”在《第一炉香:沉香屑》里,要留在英殖民香港的葛薇龙仿佛迈进了鬼魅的世界。

  20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

  由于时代的原因,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内地出国留学和迁徙移民几乎停顿。但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移民的步伐却没有停止过。聂华苓、白先勇、於梨华这一脉的旅美作家都有相同的经历,他们都是在内地长大、受教育,战乱时移居台湾,写作成名,然后从台湾再赴美国留学或工作。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白先勇的《纽约客》、於梨华的《傅家的儿女们》都讲述了华人在美国的情感和生活上的问题,身份焦虑是贯穿这些作品的基调。“回到内地我是海外华人,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在爱荷华我是中国人,我到底是哪里人?连自己也搞不清楚。”聂华苓说。

  20世纪八十年代

  一直到改革开放,在“支持留学,鼓励出国,来去自由”方针的指引下,八十年代内地的“出国热”重现了。这一群人大都是知青,去西方是要弥补“文革”所带来的知识断层。而他们在出国之前,有一些人已经有了相当的名气,在国内是被人吹捧的精英,到了国外,却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陈丹青1982年去美国,是最早出去的人之一,他说“所有刚出来的人都会upset(沮丧),我也一样。我们以为可以跟西方交流,结果发现人家没意思要跟你交流,除非凑上去用人家那套话语交流——就像小时候刚入伙一帮街头混混儿,人家的切口是什么?你不知道,窘啊!着急啊!”这些走出国门的精英经历了找寻认同和自我认同的艰难期,有的放下身段开拓了自己的视野与技艺,有的则沉沦了下来。

  20世纪90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腾飞,出国的门槛越来越低,1985年,我国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及至九十年代自费留学的大潮开始涌现,大众对海外生活的好奇迅速升温。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樊祥达的《上海人在东京》、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黄晓敏的《三色太阳》等作品相继出现,皆讲述中国人在海外的生活点滴和创业的艰苦,每一部都成了畅销书。

  21世纪至今

  如今,中国留学生遍布世界各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6年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全世界每7个外国留学生中就有1个中国学生,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200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为14.4万人,其中自费留学就占了12.9万人,这一批出国的人经济上比较优越,许多人不再需要艰苦而紧张的半工半读。经济发展带来了国力昌盛,带着更多的文化自信和知识储备,出国的人已经能更从容地与异质文化对话。与此同时,旅居作家也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从纪实的土壤上走向诗意的虚构和想象。这在严歌苓的小说里有清晰的脉络。从讲述中国人移居美国的边缘化处境,到描画犹太人在上海的故事,虽然讲的还是“寄居”,但已经脱离了移民辛酸、身份焦虑的诉苦式写作,而进入根本的人性探索。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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