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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频道 > 专题 > “五四运动”90周年祭

点燃引线的大总统徐世昌(图)

  1919年5月4日,星期日,“一个凉爽、刮风的日子,比北方大多数春天稍少一些云。

”这一天下午1点30分,大约3000名北京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为抗议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遭到的歧视,以及日本攫取德国在山东特权而集会。

  90年过去了,对于这一事件的意义及其对中国历史后来走向影响的解读已经汗牛充栋。有些人将之视为中国新生的标志,有些人则抱怨其造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滥觞。但无论多么强调其重要性,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即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真切的“五四”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就如同坐在行驶中的火车上看一片森林,起初是无数的树木,后来是一片绿色,最后只剩下一个黑影。而这黑影,就是各种被概念化了的“五四”——且不说,历史的时差,已经让后世很难体会当时人们真实的思想世界,仅凭反差巨大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就已经造成了过多的历史误读。

  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试图将历史的列车重新倒回,去看看那森林里真实的一片风景。我们试图贴近每一个人物的身旁,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视角,记录、梳理、再现,那些发生在一个个鲜活人物身上的故事。

  在这些故事里,一些细节逐渐清晰。就在5月4日这一天,大总统徐世昌在中南海宴请了刚刚归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而作陪的是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和交通总长曹汝霖,觥筹交错之间,宾主皆欢。而客人们却不知,大总统早已在前一天将巴黎和会即将签约的消息透露给了学界,而这一举动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座三人被免职。

  也几乎是同一时刻,警察总监吴炳湘得知了学生们游行到天安门的消息,赶快向上司请示,得到的答复是“文明对待”,作为北京警察的最高负责人,吴始终遵守了这个命令。

  这3000名游行的学生,大多穿着“带衬垫的短上衣与丝绸长袍”,有些人还“戴着西方圆顶硬礼帽”,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乐观的相信一个“大同世界”已经到来,“公理已经战胜了强权”,而如今,愤怒的民族情绪却无可宣泄,他们冲向了曹汝霖的住宅,并火烧了“赵家楼”。

  就在这群暴怒的人群中,一个叫做罗家伦的学生悄然退场,回到北大的宿舍里睡觉去了,若干年后他给出的理由是“实在疲倦极了”,而仅仅在前一天夜里,他还亲笔写下了慷慨激昂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他们的校长,也就是著名的教育人士蔡元培,为了搭救被关押的学生,毅然走上了北京的街头,却在回校之后极力劝阻学生们再去游行……

  当“五四”的画面一幅幅回放的时刻,我们感受到的不是“意义”,不是“价值”,也不是“重估”,而是一个个鲜活生命面临历史大时代的感受和反应,这其中有呐喊,有激愤,有权谋,有恪守,有错愕……

  正是这些生动的情绪汇聚成历史的真实逻辑,它就那样发生了,我们可以追寻,可以记录,可以感受,但我们的情绪永远代替不了他们的情绪。

1918年11月28日,大总统徐世昌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大会上致词,向各国公使致意,称“公理战胜强权”。资料图片
1918年11月28日,大总统徐世昌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大会上致词,向各国公使致意,称“公理战胜强权”。资料图片

  点燃引线的大总统

  如果说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的话,那么大总统徐世昌则有意地点燃了这跟引线。一旦日本在华权益得到承认,就意味着段祺瑞实现独裁指日可待,那么徐世昌一切“偃武修文”、和平统一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总统之位也难保。

  文/国家历史记者 刘永峰

  1919年5月4日中午,总统徐世昌正在中南海的总统府内为刚刚回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接风洗尘,国务总理钱能训、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交通总长曹汝霖也都作陪。酒宴上大家杯觥交错,一片欢声笑语。此时总统府里的电话声突然响起,电话里,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气呼呼地报告了北平学生游行示威的消息……

  然而,徐世昌对此并不意外。

  鹬蚌相争

  1918年10月10日,在安福国会的操纵下,徐世昌当选为大总统。就任伊始,他便宣称:“今我国民心中之所注意者,佥曰南北统一。世昌以救民救国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

  当时国家南北割据、战祸累累、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举国上下都对这位北洋政府历史上第一位文人总统抱有极大的希望,而他宣称的“偃武修文”政策及一再标榜的“文治主义”,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未来的憧憬。

  但要完成这样的宏愿,对于这位手无实权的“文治总统”来说谈何容易!且不说列强环伺,虎视眈眈,仅凭手握重兵的段祺瑞一句话,顷刻间就可让他位置不保。

  虽然徐世昌的总统之位全赖段祺瑞之力,但他并不喜欢做段的傀儡,其“偃武修文”的主张一开始就背离了段祺瑞企图武力征服全国的愿望。为了制衡段祺瑞势力对中央政府的控制,徐世昌着力拉拢在政界有广泛影响的梁启超研究系,以及具有强大财政实力的旧交通系。

  也就在徐世昌稳步进行政治布局之时,“巴黎和会”的召开给他提供了一次“重新改造中国”的难得机会。欧战结束,美、英、法诸国并不希望一战期间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一个包括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组成的、对列强各国平等开放的、和平统一的中国,比一个单纯效忠听命于日本的皖系军阀独裁、南北对峙的中国,对他们更有好处。

  而在徐世昌看来,日本一国独大,必将支持段祺瑞武力征服全国、恃威专权,而一个各种力量相互制衡,“以夷制夷”的局面,对他维持统治无疑是最为有利的。

  在梁启超的建议下,徐世昌给自己专设了一个外交委员会,原外交总长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为理事长,委员有熊希龄、朱启钤、孙宝琦、李盛铎、王宠惠等,也多为研究系中人。这一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总统提供有关巴黎和会的政策、方针、措施,处理某些外交事务。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段祺瑞控制下的政府外交有着明显的亲日倾向,徐世昌想以此来制衡段祺瑞势力对外交的控制。

  林长民建议徐世昌派梁启超赴欧洲,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进行会外活动。徐世昌欣然应允,并主动为其筹集旅费。

  1919年春,梁启超抵达欧洲后,在会场内外积极活动,呼吁欧美各国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他意外得知去年九月北京政府与日本订下的密约,原来段祺瑞为获得日本贷款,已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拱手让于日本。那时徐世昌还未成为总统。1919年3月11日,愤怒的梁启超将此密约电报给徐世昌。

  徐世昌收到电报后,考虑到当时山东问题正在交涉,英、法、美态度尚存变数,过早暴露于交涉不利,故将电报加以处理,转交汪大燮、林长民等人,并于3月22日发表于《晨报》,举国遂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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