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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宁写死亡不写暴力 当代文学不逊外国

2009年04月02日 / 第209期
王安忆
  这是一个几乎处于所有潮流之外的作家。她不是当代文坛的先锋,也不像是一名最佳后卫,她的专注中有着一种走神,但这不妨碍其收成的多层次多方位。较之苏童对短篇小说“来自生理的喜爱”,王安忆自认“先天上我与它有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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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传闻,说上海的王安忆是“文学界的王菲”。是褒是贬,精准与否,都暂放一边,这至少折射了数年来她对媒体的审慎。

纵是如此,她还在想为什么有读者视她为明星呢?王安忆长于怀旧,离当下离现实远了……不乏类似议论,她则觉得自己对现实是有着“相当灵敏反应的人”,只不过自己的批判比较“温和”。

  特约记者 木叶 发自上海

  这是一个几乎处于所有潮流之外的作家。她不是当代文坛的先锋,也不像是一名最佳后卫,她的专注中有着一种走神,但这不妨碍其收成的多层次多方位。较之苏童对短篇小说“来自生理的喜爱”,王安忆自认“先天上我与它有隔阂”。《启蒙时代》、《长恨歌》、《我爱比尔》和“三恋”……王安忆的兴致与力量更多是在中、长篇,所谓“不是巧匠,属砌长城那种粗工”。约有10年,她几乎一个短篇亦不曾写。

  “每一篇都不是随随便便写的”,是“真性情”的流洒,无论是近年渐渐与短篇的“和解”之作,还是“难免汗颜”的某些篇什。

  2009年初,《墙基》《舞台小世界》《天仙配》《黑弄堂》,30年(1978-2007)来的短篇,以编年体的形式集结为4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计120篇、130万字,王安忆自己亦感“吃惊”。

  “我不是一个写短篇的”

  时代周报:这4本书是1978-2007年的全部了吗?整理的过程之中是否有一种看老照片的感觉?经历过《长恨歌》之后,再回首,有没有感觉—那是你当初写的吗?

  王安忆:倒也没有这样子(笑)。1980年以前写得非常少,大概三两篇这样的,主要的写作是从《雨,沙沙沙》开始的。

  当然会觉得以前很嫩,很菜,像菜鸟一个。不过也没有这种怀旧的感觉,因为好像还谈不上旧吧。我觉得这30年对于我来说还是很踏实的,因为如果要有一种怀旧的感觉,恐怕是要有一个生活的转变。不管怎样,写得嫩也好,写得老道也好,都是自己写的嘛,没有中断过。实际一直是在这种生活里边,谈不上对这种生活有所陌生、遥远,都没有断过。

  我的短篇或者是一个片断,或者其实是一个中篇的框架,结果把它写短了,或者是一个非常疏散的,像散文一样。

  时代周报:4卷本看下来,有几个主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比如有一个回家的主题,一开始是《本次列车终点》,然后是《战士回家》、《老康回来》。后面还有几个写身体的,尤其典型的是《洗澡》和《公共浴室》。

  王安忆:其实怎么说呢,你说回家,可能我并没有刻意要去写的。其实《本次列车终点》和《老康回来》,还是和时代背景有关的。因为那应该是反映上世纪80年代的,整个80年代前期都充满拨乱反正(笑)。支疆青年在回来,受冤枉的人也在回来,在平反。似乎和它的故事背景有关系。《战士回家》其实是一个偶得,当时是越南老山战役吧,采访上海郊区一个牺牲的战士,然后就看了一些他的战友。这个战友给我讲这个烈士的故事,我当时觉得也并不是那么丰富。我非常被感动的是他在家那种安静的、安全的心情状态—大难不死归来之后。所以我就写了《战士回家》。

  《洗澡》和《公共浴室》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名字上面可能像有。《公共浴室》倒是和后面比较近的那些有点关系,就是写成长。后来《救命车》也罢、《黑弄堂》也罢,还有《厨房》也罢,都是和成长有关系的。

  这个时期的小说,和你刚才提到“回来”那个时期,有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回来”的背景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有拨乱反正嘛。最近你说的那些小说,对于我来讲倒是和意识形态脱离了,开始脱离意识形态了。

  短篇对于我来讲有点像拾遗补漏,都好像算写作的碎零头,否则的话,这些东西我应该怎么处理它?

  时代周报:这些零头也写了4卷,120篇,这其实是非常大的。

  王安忆:这个数字是蛮大的,我自己蛮吃惊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好好地整理过。林建法说给一些作家编短篇小说集,给你也编一套吧?那么我就收拾东西,一看,只漏了一篇,我们试图去找,已经没有了,因为当年是江西的杂志,办了很短时间,叫《南苑》。后来我们各个图书馆都找了,都没有了。我有些小说发在上面,根本没有保留。就缺这一篇,其他都收齐了。

  我说过了,我不是一个写短篇小说的,这不是我的擅长。我的力量和我的性格还是在中篇、长篇。

  王琦瑶的死是“最粗暴的事”

  时代周报:没有灵感的时候,会怎么办?

  王安忆:灵感对于我来讲似乎从来是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可能,别人看我们,觉得我们充满了神秘的灵感,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非常具体化。

  没有的时候不是写不下去,就是说对于我来讲存在不想写,就是没有写作的欲望。你说写作当中碰到一个难关,难关总是有的,但难关都是很具体的,你还是得克服它。

  时代周报:我觉得你的作品传奇性很少。

  王安忆:这恐怕是我和大家都不太一样的地方。传奇在我来看,就是刚才阿城所说的小说都是世俗的。对我来讲,我非常尊重小说的日常逻辑,确实不能期待在我的小说里边出现一个很大的转变,一个突兀的转变,在我来说我会非常慎重的。你看我的小说都不大(写)死人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怎么讲,刚才说世俗这个词,其实我觉得,生活使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为难,有让人为难的地方,但是它也不会把人往绝路上逼,不会让人过不去。还是会给人出路的,拐弯也好,跳过去也好。

  时代周报:这个可能跟个性有关,我发现也很少写暴力。

  王安忆:宁可写死亡,我都不大写暴力。我好像特别不喜欢,不喜欢粗暴的事情。这是个人的取向了。可能在我的小说里边最最剧烈的,大概就是《长恨歌》里边最后把王琦瑶杀了,这可能是我处理过最粗暴的事情了。

  时代周报:这些都不写的话,神秘性有些时候也会减少,但是我在《老康回来》发现了很强的神秘性,他脑溢血还是怎么着,不是很清醒,但他一直在画“米”字。我觉得这个可能是,4卷本里少见的具有神秘性的。

  王安忆:我倒也没有意识地想,这可能跟整个人的审美都有关系。其实,老康写“米”字,当时自己写的时候也挺得意的:这可能是很多批评家会做文章的地方,小说特别具有现代性的标志一样。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它有什么,也没有太多的,它其实不具备过于丰富的(意境)。我这个人特别喜欢的意境,就是我的短篇小说《临淮关》,那个女孩子结了婚回到自己的娘家,她父亲生病了,她在淮河边上,听到淮河对面,光听到那边捶衣服的声音,河水茫茫。这是我的意境,可能个人的意境都不同。

  她最恐惧的是媒体

  时代周报:如果没有像《长恨歌》得茅盾奖,后来又拍成电影,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因为盛名之下,无论是同学或者陌生的人,看到王安忆三个字之后,会有一种明星感。但对于作者本身,是否有点儿被误解?

  王安忆:这就不能太追究了,不能够太计较了。因为事实上,作品出来以后,它就属于别人的了,就不能太顾它存在的方式了。我在想有这样的状态其实跟《长恨歌》是有关系的,因为《长恨歌》改编影视剧什么的,搞得非常有流行色彩。另外一个,反正就是说现在变得我也很紧张,在任何场合总归少说话为好,稍微说两句,都不敢随便说话,而我又是比较随便的人。

  我最恐惧的是媒体,因为现在的媒体和我们20年前、10年前完全不一样。现在媒体和以前媒体的形象完全不同了。在这个情况下,你的意见只好保留。现在大部分媒体你也能看出来,就是文学记者和娱乐记者没什么区别。这是中国的国情,别的地方不会是这样的。其实是个蛮荒状态。但是你面对这样的现实,只好保护自己。

  时代周报:你在哪里讲过:“我写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但是,你批判现实的时候别人很难看到“狭路相逢”。余华讲“正面强攻”这个时代,可能这样的小说挺难写的。

  王安忆:我肯定是批判现实主义,我对现实始终是有批判的,但可能比较温和。如果没有的话,我都觉得一个作家很难安身立命的,一定是和现实有格格不入的地方,才有可能会去做这么一个虚拟的东西。

  其实讲到底,每个作家,苏童也罢,余华也罢,我们这些人都是站在现实的黑暗段落。这就注定了我们的立场是和现实不能融合的,所以我们才会做这样的活儿。

  时代周报: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短篇佳作,在世界范围之内。我经常看到你老提苏童、迟子建、刘庆邦。

  王安忆:有很多很好的作家,你要说远的话,契诃夫的短篇多好啊。如果我们再到近一点来说的话,现在有一个美国的女作家,印度裔的美国作家,现在非常出名,在文艺出版社出了小说集。她的小说写得非常好,她不知是9个还是13个短篇编了一本书(可能是裘帕.拉希莉的《疾病解说者》,含9短篇)。

  最近我又看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写得非常好。《九故事》里短篇写得很好。这都是外国,就说中国的,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人的名字,他们写的短篇小说一点都不比别人差。只是我们传播上有问题,别人不怎么知道。

  中国当代文学不逊外国

  时代周报:像《聊斋》,我觉得里边有很多都有点儿像博尔赫斯写的,可它比他还要早得多得多了。

  王安忆:这个事情怎么讲,就是说中国的笔记小说,我个人对它们总是有所保留。当然它给我感觉也很好,就是奇思异想。但是中国的笔记小说实在是杂闻博见,是道听途说的一些逸闻逸事,我觉得它可能作为一个作品来讲是不完整的。当然我这样说别人肯定会骂我太自大了。可是我觉得我们的小说(概念)还是从国外来的,现在说写小说一定不是中国传统的。

  也不是否定传统小说。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文学贡献还是在诗词散文吧。你刚才说的《聊斋》,我觉得它更像是素材。反正我觉得从一个小说的形式上来讲,我个人不以为我们有太多的遗产,当然我们有《红楼梦》。

  时代周报:有些人也把王安忆的写作归到《红楼梦》这个派系里边来。

  王安忆:对,有。他们这么归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不是写史诗的,不仅不写金戈铁马,而且更不是写大历史。

  时代周报:我记得有一句话你说的,说当代文学一点不逊色于外国。

  王安忆:怎么讲呢,我觉得不仅是短篇、中篇、长篇,真的,因为我们量大,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基数,我们1%拿出去和别人比。尤其现在我们交流的量很大,没有太大的隔阂。我真是觉得我们是不差的,很不差。

  时代周报:年轻作家不断涌现,新的姿态和新的手法对老辈作家,比如像你这样的,是否会有所思忖?比如说韩寒、郭敬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读者?

  王安忆:不对,这些已经离开文学了。因为现在的一个作者出来,他所面对的不是单纯的读者了,有媒体、出版商,所有的东西都推波助澜,很难讲什么是真正的需要,什么是被塑造出来的需要。现在很多事情都变得不真实了。我就说他们都不在我们今天的范围。另外,《安徒生童话》的遭遇和《哈利.波特》的遭遇完全不一样。你看《哈利.波特》等于是一个产业链,背景不同了。所以现在,我很难判断什么是一种真正的阅读。

  时代周报:如果要问王安忆文学的梦想,或者野心吧,有没有,或者可能是什么?

  王安忆:也没有什么野心,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时间很难预定的。我就希望现在状态能持续久一些,能够再有写作欲望。

  时代周报:这么多短篇写下来,有没有什么遗憾?

  王安忆:遗憾啊?遗憾谈不上,因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能为和不能为,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清醒。如果你能做到的没做,那是遗憾。基本上我都尽力了。

  王安忆,1954年3月生于南京,中国当代文学女作家。1978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平原上》,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专业创作至今。多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长恨歌》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并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2001年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称号等。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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