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网站
搜狐 ChinaRen 17173 焦点房地产 搜狗
搜狐文化-搜狐网站
文化频道 > 文化新闻

许倬云自述成长岁月:在“芝大”念书、搞民权

2009年02月20日 / 第181期
许倬云
  闲谈中,许先生不时提起学界师友趣事,亦如讲课一般生动。余英时、许倬云、王赓武同为1930年生人。余英时先生荣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享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后,“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第一届的讲者是许倬云先生……

 

 点击进入“搜狐文化客厅·报道”,阅读更多精彩文化新闻 


  许先生出生时手脚是弯的,成长后肌肉不发达,需借助双拐行走。身体因素使他的求学经历异于常人,在高中前没有接受学校教育,在台湾大学外文系读一年后转入历史系。

大学时代,许先生的多位老师是中国学术界大师级的人物。留学芝加哥大学时,师从顾立雅等汉学大家,生活上则受到钱存训等前辈的照顾。如今许先生每年到南京大学推动高等研究院的建设,最重要缘故是回报师辈们的恩泽:“我到南京大学肝胆涂地,尽量地做事,就是不要辜负斯人!”

  闲谈中,许先生不时提起学界师友趣事,亦如讲课一般生动。余英时、许倬云、王赓武同为1930年生人。余英时先生荣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享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后,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第一届的讲者是许倬云先生,第二届的讲者是王赓武先生。许先生从2007年11月的讲演引发成了《我者与他者》一书,刚由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时代周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南京

  实习生 童丽丽、陈晓颖

  台湾大学的“聪明人”们

  时代周报:你在20岁读台湾大学历史系以前,已经对史学很感兴趣了?

  许倬云:对,我看了《国史大纲》、《日知录》,一般人还没有看《日知录》的。抗战胜利后,我在老家无锡辅仁中学读书,手脚还是不好,当时父母讨论过,说我如果到外面读书恐怕不行,就在无锡读书算了,当时钱宾四(钱穆)在无锡,荣家办了一个江南大学,他做文学院长,我父母就让我将来读江南大学。如果没有后面我逃难到台湾,宾四先生没有逃难到香港,我就可能做宾四先生的学生,结果可能不坏。那时候无锡人都很佩服宾四先生,他是自己学出来的,真是聪明,当然西学的东西不多,《国史大纲》是民族史观。我的《万古江河》是从他那里完全离开了,是世界史观,这本书跟以前的通史不一样,之前不管海峡两岸,写的都是民族史观。我很高兴《万古江河》为大家接受。在抗战时期,救亡是最大的主题,我要到50岁才能够静下心来说:日本人的罪状不是日本民族的罪过,是一批日本军阀的罪过。要到50岁才能摆开这个仇恨,你想想看,多难啊!

  时代周报:读台湾大学时,知道傅斯年的那些事情吗?

  许倬云:知道,在重庆就知道傅斯年是攻下宋子文、孔祥熙的人。他太可惜了,死得太早,未尽其才。一般学者很少像他这样,能作研究,能讲演,能办行政,能跟人来往处理各种事件,真是全才。他办行政,权术也会玩一点,不是那么单纯的人,胡适先生不如他,胡先生不会行政。蔡元培先生是大菩萨,胡适先生是打外场的,傅先生是组织的,才能结合北大、清华、中央研究院为一体。

  时代周报:当年傅斯年在台湾大学有没有明确提出他的教学思想?

  许倬云:他不提出来讲的,但他的方针我们看得出,是在办另外一个北大,尽他的力抵抗政府力量的进入。可是当时党的力量控制很强,所以他的抵抗很辛苦。当时台湾也有白色恐怖,台大的大多数老师上课是不谈政治,不批判,而且党的活动在学校里也是相当多,我们这些人是不理他们的,我们对跟党走的同学是看不起的。

  时代周报:你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以后转到历史系,其中一个原因是听了傅斯年的意见,他给你见面的印象如何?

  许倬云:我一进台大两三个礼拜,傅斯年就见我了,因为他觉得我的考卷不错。看历史考卷的老师推荐给他,看中文考卷的老师也推荐给他,这就印象很深了。傅斯年矮矮胖胖的,他胖并不是因为吃得好,他太穷了,难得吃到一片肉,天生体型如此。傅先生脾气不好,但是爱才,对有才的教授非常器重,对庸才非常不在乎,脾气跋扈,不怕褒贬,自己做事辛苦,替同仁做事情不遗余力,借钱来给同仁过年过节,了不起!

  时代周报:当时的台湾大学可谓人才济济,师资的组成也很特别?

  许倬云:中央研究院带去的人马都是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兼课。我在大二开始,基本上就和中央研究院结缘了。二年级以后,就到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基本上我本科时是历史系为主,考古系为副,到研究生的时候就是两个系跨在一块了。我是文科研究所的第一个文科研究生。我跟这几位老师,受他们的提拔、训练,至今感激。

  时代周报: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老师的风度如何?

  许倬云:李济之先生是科学家,是第一等聪明人,智慧非常高。上课非常细密精致,课讲得好,纯学者的风度,办行政一板一眼,不像傅斯年先生有对外应付的能力,但是对内行政,井然有序,做得非常好。

  沈刚伯先生是中央大学去的,做文学院长二十几年,也是第一等聪明人。沈先生是道家,看事情清楚淡泊,看上去好像是不在乎,但是他有自己的原则。

  董作宾先生是另外一套的学者,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纯粹凭自己的聪明才智,他整出十个规则,使得我们对甲骨文的研究有迹可寻,而又变成年历了,这是了不起的功夫。董先生的甲骨文研究当然不错,字也写得很好,书法秀丽,甲骨以外的事情他是不管的。他是“四堂”之一。“四堂”各有所长,罗雪堂是收集东西,认若干字,了不起。王观堂了不起,一点小线索能写一大篇文章来。郭鼎堂是在日本拿马克思主义来套出一个架构,这个架构今天看来是不对的。董彦堂是真正掌握实际发掘出来的东西,而且从中间理出一个线索,可以驾驭这批材料,这个功劳是很大的。

  李宗侗先生是法国训练出来的,学早期的文化人类学,他对比较文化研究很有独到之处,选他课的学生不多。他不想在学校上课,就派三轮车把我接到他家去,我常常一个人去他家,李卉有时候跟我一块去,一个三轮车就坐两个人。他是一个温厚的长者,学问很好,当然后来他就钻到中国古籍里面,把在法国学的摆在一边了。但是法国受的教育对他有影响,法国那时候是社会演化论,他的想法是每一个文化现象是代表人类文化进展的一个阶段。这个演化论我不能接受的。

  凌纯声先生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出身,李宗侗先生是演化论,李济之先生是实证主义,所以摆在一块,我可以受到平衡,不拘受哪一派的牵扯。这就和大陆后来一个人跟一个老师不一样,我们一个人跟很多老师。所以我的运气就是在读大学时碰到这些头一等的老师,那时候学生少,老师多,他们几个人可以一起训练我。我到芝加哥大学也是非常运气,有很多老师教我,所以我变成杂凑的东西很多,不是中国研究。杂学无章,得益很多。

  我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不同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楷模让我去仰慕,我也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个人对我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这些人都是聪明人,傅斯年先生也是聪明人,但是傅先生比所有的聪明人还要高一截。每个人都是分门别类去做一件事情,提纲挈领是他老人家自己来。他总是想摆开行政以后,自己做提纲挈领的工作,拿西周历史、商周的国城有个交待,对中国文化有一个综合的研究。可惜天不假年,如果他在,会有另外一番面目。

  时代周报:我听说李济之先生当年说你有傅斯年之风?

  许倬云:我自己也听说,因为我到史语所,他到哈佛大学的时候,就跟杨联陞先生他们说:“史语所来了一个人,是当年的傅斯年。”这句话害苦了我!我从那时候开始,招人之忌,也因为长者们的期许,给了我工作的负担很重,除了念书以外,我要办行政,到外面讲演,替史语所跟政府接头,另外办学术外交,组织系务,组织几个基金,什么都得做。如果我没有这些压力,我自己就舒服多了,也就不用烦这些心事了。

  在“芝大”:开刀、念书、搞民权

  时代周报:在台大时有没有想过去留学?

  许倬云:我在本科的时候没有这样想,在研究所第一年也没有这样想,后来考上李氏基金,是全校毕业生中每一班里最好的成绩,我得了第一名。但我身体不健全,李氏基金的遗嘱是身心健全,我不合格。学校里校长特别给我安排,胡适先生帮忙,在美国找到奖学金。如果没有李氏基金,我会待下去,我在史语所待得蛮好的,因为李氏基金不让我去,反而使我出国留学了,也不错,出来碰到芝加哥大学这个机缘。

  时代周报:你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顾立雅是什么样的人?

  许倬云:顾立雅(Herrlee G. Creel)是第一代的美国汉学家,他研究古代金文,学古文从读《孝经》开始,很用功,后来读中国古文是基本没有问题的。所以何炳棣说:“他不懂古文,要找我来帮忙。”这是乱说。他是读俄国史出身的,后来他到北京留学,到安阳去看发掘,眼光真好,安阳的小报告都还没有出来,他就看出重要处,就写出了《中国的诞生》(The Birth of China,1936),但是李济之先生不原谅他,说:“我们报告还没有出来,你就替我们写出书来了。”《中国的诞生》很重要,西方世界第一本书介绍中国第一个考古所得的朝代。

  时代周报:安阳发掘有那么重要吗?

  许倬云:当然。没有安阳发掘,就没有中国的考古学,没有办法知道中国王朝的第一个朝代。到今天,我个人认为夏不是一个朝代,夏是周人的投影,投射过去的,使他自己的政权合法化。诸夏可能有个盟主。商代的发展,是从很粗糙的国家,经历了逐渐演进的过程。这些东西假如没有安阳发掘,不可能出现。顾立雅的《中国的诞生》是有创见的,还有西周的官制,也有贡献,从经文里拿出材料来。但是,他那时候受他的时代限制,许多材料没有,所以我写《西周史》时,材料太多了,多了十来倍。

  时代周报:到芝加哥大学读书,对你在学术上有什么新的启发?

  许倬云:我在台湾时,对西方学术不清楚,到芝加哥大学才真正打开门户。也是我自己运气,那时候韦伯(Max Weber)理论刚刚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是介绍韦伯理论的第一家。我住在神学院宿舍里,对宗教理论特别有兴趣,就是住在神学院里发展的。因为韦伯理论,我开始对社会学关注,因为韦伯理论,我开始对城市经济学注意。这些都是机缘。我没有在顾立雅先生身上读什么中国东西,但是他对我非常优厚,我的论文,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他的文章好得很。

  时代周报:韦伯理论对当时学术界的影响有多大?

  许倬云:韦伯对学术界的影响大极了。很多人以为韦伯讲资本主义的起源、伦理,以为讲诚实、勤奋,弄错了。杜维明就弄错了这一点。韦伯是讲新教对上帝的责任,你赚钱不容易,是证明上帝对你的恩宠,所以钱要捐出去的,资本家老早就这样做了,洛克菲勒、卡耐基就是这样。韦伯重要的理论方法是搞出一个理想形态,举例讲,天下没有一个人叫“人”的,每个人都是理想的人的某一种样子,没有这个理想的形态的话,无法理解别的真实的人。没有一个杯子的理想形态的话,无法勾画出这个杯子是什么样子。脑子里建构一个理想的东西,拿这个作为模式,来找出真实世界的特色。但是勾勒了这个理想形态,你必须要见多识广,才能勾勒出形态来,所以他做了那么多比较研究,勾勒出冲撞,勾勒出信仰。这个方法学比较一般的实证要高明。

  时代周报:芝加哥大学为什么把你安排在神学院的宿舍里?

  许倬云:简单得很,神学院比芝加哥大学还早,芝加哥大学成立以后把神学院围在里面,神学院变成在芝加哥大学的中间。我上课的地方叫东方研究所,就在神学院的对街,我的脚不好,学校就跟神学院商量之后,我就住进去了。住在一楼,我的电车挂根电线就充电,也没有人偷的。神学院里有一个大洗澡房,温度很高。身体不用擦干,会自然干。大家在洗澡以后,一抬杠就没完没了。这些经历回想起来,真是运气。别人没有这种机缘,跟我同时代去留学的人,很多人就一辈子在图书馆里打滚。

  老实讲,我的留学生涯有意思,不像一般人只在图书馆进进出出。我在医院里开刀,也有意思。我是很痛苦,但是看见别人经历许多比我更痛苦的事情:看见16岁的孩子患血癌,进来活泼泼的,两个星期就死掉了;看见一辈子长不大的孩子,十七八岁只有小女孩子那么大,看他们感情的激越和无奈;看见黑孩子得了黑人一种特殊的血病,进来时瘦弱枯干,却不舍弃他们求生的希望。因为我住进来是免费的,看见种种神态,看见生死病痛,这对我帮助很大。我自己也经历了考验,几个月躺在病床上,不能动,两只脚轮流挂,左脚开刀挂左脚,右脚开刀挂右脚,挂着一只脚睡觉,动不了,就是想自杀都不能自杀。那段经历,每年是4个月在医院,8个月在外面。又念书,又搞民权,还在神学院宿舍里聊天,很有意思!我的性格是比较多方面的,不是愿意拘在一个角落里的。

  时代周报:你那时候还热衷于民权运动?

  许倬云: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还要管杂务,正是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我住在芝加哥神学院里,这是自由学派的神学院,非常自由的环境,里边就有一批年轻牧师,组织了当地附近教堂的年轻人,从事民权活动。我住在宿舍里就卷进去了,看到很多事情,开会时去听听,参加发言。我自己开一个小电车,和人家一起去火车站接南方黑人,告诉黑人:你的权利在哪里?选举的时候,我跟当地的学生一起去监督投票的情况。到黑人社区解释他们的权利,蛮有意思的!我们还坐着人权列车一起深入南方不毛之地,我是华人,他们很多是黑人,我们到那儿去打破黑白界限。我的日子过得非常丰富:开刀、念书、搞民权。我过得兴高采烈,这是其他学校的留学生不大能碰到的。

  时代周报:当时搞民权,大家都那么激情澎湃吗?

  许倬云:现在的留学生感受不了,美国本国学生人人去搞民权。我要不是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跟中国人住在一间房间,不可能卷进去。我后来到哈佛大学去访问,找朋友,他们一个房间都是中国人,日子非常枯燥嘛。他们很多都在哈佛燕京社,用哈佛的图书馆,别人的课可以不去听,很乏味嘛。但是因此他们可能比我读得深入,我读得乱七八糟。

  我在神学院吃饭,吃得非常好,不少学校的老师都到神学院来吃饭。在那个饭厅里,任何不认识的两个人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你在研究什么?”一顿饭吃下来,就是谈学问,谈的里面有学习,有讨论,有批判。这顿饭吃完,临别时说:“明天中午我们再见面。”我在别处地方没有看见这种风气。一个老教授跟一个年轻学生坐下来,一样对话。草地上,坐下来,晒晒太阳,旁边的人坐下来,就问你:“你在想什么?”所以,芝加哥大学跟别处不一样,专出教授,别处出各种各样的人,哈佛大学出总统,芝加哥大学出教授,像僧院一样。芝加哥大学跟东部这几个大学都不一样,交流不多,独树一帜,自成“芝加哥学派”。

  时代周报:当时你对两河流域、埃及研究都很感兴趣?

  许倬云:因为我在东方研究所,顾立雅不觉得我应该读中国东西,反正我是去学比较研究的,我把主要的力量摆在中东。老师对我好,我在床上开刀,不能下床,John Wilson到床边来教我埃及学,他的学生也不多。所以我一辈子幸运。

  我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不同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楷模让我去仰慕,我也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个人对我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那段经历,每年是4个月在医院,8个月在外面。又念书,又搞民权,还在神学院宿舍里聊天,很有意思!我的性格是比较多方面的,不是愿意拘在一个角落里的。

  韦伯对学术界的影响大极了。很多人以为韦伯讲资本主义的起源、伦理,以为讲诚实、勤奋,弄错了。杜维明就弄错了这一点。

  记者手记

  作为常人的大师

  在苏州观看新版昆曲《玉簪记》时,白先勇得知记者将到南京访问许倬云先生,顿时肃然道:“啊,许老师!请帮我带青春版《牡丹亭》第一百场演出的录像给许老师。”到了南京,许倬云先生欣然收起录像,笑道:“我是南方人,爱好昆曲是自然的事。昆曲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动作、舞蹈也是非常细致。除了昆曲外,我对西洋音乐也蛮喜欢的。”

  在白先勇策划的《姹紫嫣红牡丹亭》一书中,请了许倬云撰写序文《大梦何尝醒》。许先生谈起与白先勇的交往:“我在台大教书的时候,他在做外文系学生,大家年岁其实差几岁,后来慢慢认识了。我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他的小说在台湾自成一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会有地位的。他丧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很沮丧。我在杜克大学做讲座教授时,学生演话剧《游园惊梦》,就约他来。坐在路边休息的时候,我就问他:《游园惊梦》是你的小说,为什么不干脆拿《游园惊梦》故事本身的昆曲再来研究?这对他有提示作用。他为了昆曲花了力气,花了金钱,我们曾笑他是‘白家班’,满天下跑。《牡丹亭》排练时,他请我去跟年轻演员解释什么叫生老病死,什么叫七情六欲。我认为没有文学基础,不可能演好戏剧,演员闲暇时要看小说,读诗词。”

  许先生在匹兹堡大学的学生中有王小波。回忆那段师生两人在办公室漫无边际闲谈的日子,王小波不受专业课题的拘束,东提一问,西提一问的风格,使许先生感念不已。对王小波的小说,许先生很是赞许,1991年推荐《黄金时代》获《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这笔丰厚的奖金使王小波从此不再工作,成了个体户。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我要发布

用户:  匿名  隐藏地址  设为辩论话题

*搜狗拼音输入法,中文处理专家>>

新闻 网页 博客 音乐 图片 说吧
央视质疑29岁市长 邓玉娇失踪 朝鲜军事演习 日本兵赎罪
石首网站被黑 篡改温总讲话 夏日减肥秘方 日本瘦脸法
宋美龄牛奶洗澡 中共卧底结局 慈禧不快乐 侵略中国报告



搜狐博客更多>>

·怀念丁聪:我以为那个老头永远不老
·爱历史|年轻时代的毛泽东(组图)
·曾鹏宇|雷人!我在绝对唱响做评委
·爱历史|1977年华国锋视察大庆油田
·韩浩月|批评余秋雨是侮辱中国人?
·荣林|广州珠海桥事件:被推下的是谁
·朱顺忠|如何把贪官关进笼子里
·张原|杭州飙车案中父亲角色的缺失
·蔡天新|奥数本身并不是坏事(图)
·王攀|副县长之女施暴的卫生巾疑虑

热点标签:春晚 爱因斯坦 步非烟 国花 于丹 申遗 虹猫蓝兔 虹蓝 星巴克 潜规则 雷锋 徐静蕾 王朔 性感 赵本山 搞笑

说 吧更多>>

相 关 说 吧

余英时 | 许倬云 | 宾四 | 克鲁格 | 史观

说 吧 排 行

茶 余 饭 后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