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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办报纸是拼命,写小说是玩玩

  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金庸1924年生曾任报社记者、编译、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演等。1959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出版报纸、杂志及书籍,1993年退休。先后撰写武侠小说15部,影响深远。

金庸 摄影/林津鹭

  很多人给你写传记,你自己看吗?

  人家写的传记不对,全部是假的,我可以肯定讲一句,完全没有一个人来跟我谈过。我自己不写自传。写自己的事情,坏的事情自己不大会写的,一本书全部讲我自己好的,那这本书就是假的。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香港

  香港明河社的门口挂着金庸先生手书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先生的办公室是一个宽敞的书房,落地窗外,维利多亚港的无敌海景尽收眼底。书架上的藏书,其中一面是各种版本的金庸作品集,两岸三地的繁简体版外,还有多种译文。

  金庸先生乡音未改,闲谈中多次提起家乡:“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是钱学森的太太,是我的表姐,当年我到杭州听她唱歌。”现在常常一起吃饭的朋友是有同乡之缘的倪匡和陶杰,而美食家蔡澜是新加坡人,只对中国的潮州、福建、台湾以及东南亚的菜肴有兴趣,金庸先生对这些菜能不碰就不碰。

  提起围棋,金庸先生谈兴甚浓。“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之说,他颇为欣赏。“以前我兴趣最好的时候,请陈祖德、罗建文两位先生到家里来住。”而他与余英时先生的交往,多与围棋有关:“余先生喜欢下围棋,他棋艺比我好一点。他太太自称为‘围棋寡妇’,余先生老是下棋,没有时间陪她。”金庸先生笑眯眯地说,“余先生的岳父陈雪屏围棋下得很好,好像你要娶我女儿,先下一盘棋看看。”记者闻听这种“小说家言”,笑道:“听余先生讲,他和余太太陈淑平谈恋爱的时候,还不认识陈雪屏先生,是等到1971年结婚七年了才正式见到陈雪屏先生。”事后,记者为此事问过余英时先生,余先生听了哈哈大笑。

  金庸先生提起老朋友黄永玉、黄苗子、郁风的旧事,感慨郁风过世了。对书画,他时有出人意表的品评,又提起启功先生:“启功来香港见我,我写几个字请启功先生教教我,他唯一教的就是:‘你绝不可以临碑帖。你的字有自己的风格,一学碑帖,自己的风格完全没有了。’我说:‘启功先生,你这句话是鼓励我。我碑帖没有学,但书法极糟。’”

  金庸先生好奇心极重,不时主动问起记者访问过的学者近况。余英时、许倬云、金耀基的师承与学生的趣事,金庸先生听得兴味盎然。记者提起余英时先生的学生陆扬和金庸先生的老师麦大维(David McMullen)相熟,两人见面时曾细说金庸在剑桥大学研究唐史之事。又提起余英时先生现在戒烟,金庸先生说:“抽烟抽惯的人,要戒很难。邓小平当年见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年纪大了,人家劝我戒烟,我不能戒,戒了反而身体不好。’”

  和金庸先生畅谈两个下午,恍觉曾经听说“金庸口才不好”不过是一种误会,原来只要是他感兴趣的话题,讲起来也像武侠小说一样引人入胜。谈话的焦点始终并非武侠人物,而是学界中人,南下香港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远渡重洋的杨联陞、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一一道来,如同江湖一样好玩。

金庸书房

  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

  时代周报:你在剑桥大学读书读得怎样?

  金庸:剑桥大学先给了我一个荣誉博士,剑桥的荣誉博士很难的,排名在一般教授、院士之上,所以我再申请念博士,他们说:不用念了,你这个荣誉博士已经比他们都高了。我说:我的目的不是来求学位,是来跟这些教授请教一下,念书。后来校长就同意了。在剑桥念博士有一个条件,就是博士论文一定要有创见,如果是人家写过的文章,就不要写了。教授委员会有二十几个教授,他们要我提准备写什么东西。

  我首先提到一个匈奴问题,因为中国学者认为在汉朝时,卫青、霍去病跟匈奴一打仗,匈奴打不过,就撤退到西方去。西方人就不同意这种讲法,认为匈奴是在东亚、西亚、中亚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个民族,所以跟中国讲法不同。我准备用中国的史料写关于匈奴的研究,有一位教授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专家了,他用匈牙利文讲了一些话。我说:我不懂匈牙利文,对不起,你讲的意见我不懂。他说:这个意见已经翻译成法文、英文了,如果你去匈牙利,我可以推荐你,你可以念三年匈牙利文再来研究这个问题。我说:我年纪也大了,再去念匈牙利文恐怕不行了。他说:你最好另外写一个问题。

  我就想写一个关于大理的论文,因为我到云南去,大理送了我一个荣誉市民称号,送了我一块地:如果你喜欢在这里住,我们欢迎你。我说:我有一些研究大理的资料,也去过几次,我写大理成立一个国家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大理是很好的,西方也不大了解。不过,有一个教授就讲了许多古怪的话,我也不懂,他说:这是藏文,本来南诏立国是靠西藏的力量来扶植的,所以大理等于是西藏的附属国,后来唐朝的势力扩张过去,才归附唐朝,大理跟西藏的关系是很深的。我说:我也不懂藏文。他也觉得写大理不大容易。

  那么,我就考虑到中国考古学家从西安发掘出来的东西。以前说唐朝玄武门之变,兵是由东宫从北向南走,再打皇宫。我说这条路线不通的,为什么要这样大兜圈子呢?直接过去就可以。所以,我心想唐朝写历史的人,是在李世民控制之下的,他吩咐这样写就这样写了。我研究发现是皇太子和弟弟过来,李世民在这里埋伏,从半路杀出来,把他们打死了。历史上这条路线根本就是假的,因为李世民作为弟弟杀掉哥哥不大名誉。教授说:有没有证据?我说:证据就是发掘出来,东宫在这儿,皇宫在这儿,过去就方便了,这样大兜圈子不通的。我认为唐朝的历史学家全部受皇帝指挥,不但是唐朝,从唐朝、宋朝,一直到“文革”时候,所谓真的历史好多是假的,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原来历史学家完全是皇帝叫你怎么写就怎么写,现在的历史学家还是一样,还是假的。好像开国大典的照片出来,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德怀这些人都在哪儿。后来彭德怀发生问题,彭德怀在照片上没有了,后来林彪发生问题,林彪在照片上没有了,彭真有问题了,彭真在照片上也没有了。

  时代周报: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金庸:哪个人打败了,胜利的人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现在林彪慢慢恢复名誉,林彪就慢慢出现了。现代的照片都有假的,我说唐朝的历史也有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剑桥大学的教授就说:那你写这个问题好了,其中怀疑的地方必须要有历史根据。我说:中国历史上忠直的历史学家很多,但是假的历史也是很多的。所以我认为玄武门之变的那一段历史中有些假,那些教授就一致同意:这个问题蛮好的,而且在外国人中没有人提过,你把这个问题写出来。我的硕士论文就以玄武门之变为主要的内容:《初唐皇位继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得了很好的分数。

  时代周报:现在你的博士论文准备写什么?

  金庸: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安禄山造反,唐玄宗派了他的儿子荣王去抵抗,后来这个荣王死掉了,历史上也没有讲为什么会死掉了,他手下的两个大将也给皇帝杀掉了,我说这中间一定大有问题,是太子派人把弟弟害死了,把两个大将杀掉了。我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了,而且他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

  我的导师也同意。我就认为中国为什么缺少民主,从唐太宗开始,到宋元明清,都是所谓“枪杆里出政权”,哪个人兵权在手,就是哪个人做皇帝。我要在这上面发挥。我的导师就说:你这个意见蛮好的,可以写,尽量找点历史根据。外国论文好像跟中国论文没有关系的,外国人写论文,一定要有历史根据的,完全没有根据,自己想出来是不行的。我说:好吧,我会找根据。我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的皇位从来不讲传统或宪法,宪法是讲皇帝的皇位应该传给嫡长子的,实际上是哪个有兵权,哪个会打仗,就传给哪个。中国是不讲宪法,讲兵权,外国也讲兵权,但是外国做得表面上漂亮一点。

  时代周报:那你的博士论文规定什么时候要交?

  金庸:博士论文本来规定要到剑桥去念的,一方面是我年纪大了,另外一方面我已经得到荣誉文学博士,地位比校长还要高。教授委员会决定我可以不在剑桥做研究,要研究中国历史,在香港也可以,在北京也可以,在西安也可以。我的指导老师麦大维年纪大了,已经退休了,他要等我两年,两年之内把博士论文写好。

  时代周报:你原来在剑桥大学读硕士时住了多久?

  金庸:我在剑桥大学真正读书差不多两年。在剑桥大学,本来我骑单车就很快过去,我太太说:年纪大了骑单车很危险,汽车也不大守规矩。所以要我坐的士去上课,坐的士就很贵,差不多一百块钱港币一次,也是她陪我去的。后来,我去一次,我的老师也会骑单车到我家里来教一次。

  时代周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你过了80岁,还到剑桥大学去读书?

  金庸:因为剑桥大学有学问的人多,教授虽然只研究一个学问,但是一门功课很复杂的问题他都了解。

  时代周报:可是你在世界上很多大学都拿了荣誉博士学位和教授称号,还是那么感兴趣到大学读书?

  金庸:我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我喜欢跟有学问的教授讨论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历史学家认为投向清朝的那些有学问的人是汉奸,现在我们的民族观念跟以前不同了,不大分汉族、满族,大家互相团结、互相帮助。我到北大演讲也主要讲这个问题。好像大家都是兄弟民族,我们汉族办得不好,你满族管管中国也不差的。

  时代周报:听说你小说封笔后,有人问你有什么感兴趣的事,你说想写一本中国通史,现在还有这个兴趣吗?

  金庸:我研究历史越多,就越觉得困难了,历史的观点也不同了。北京大学有一位教授苏秉琦先生,现在过世了,他说研究中国历史有两个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我们用汉族观点,你满族人来侵略我们,投向满族的人就称为汉奸。我的观点跟苏先生一样,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各种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一起发展。还有一个怪圈,他认为教条马列这种西方的观点来套到中国头上,是不对的,中国历史的性质跟外国历史的性质是不同的。马克思有一个观点我是很同意的: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因为经济问题,经济因素是很重要的。中国历史要经过五个阶段这一套,苏秉琦先生认为是不对的。我觉得苏先生这个观点对,中国历史不是照那个划分这样发展的。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到了中年以后,已经没有写中国通史的想法了。

  金庸:我将来还是想写中国通史的,但是我觉得越来越难了。当时年纪轻,还不知道这样难,觉得照以前钱穆或者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改一下就可以了,现在我觉得他们很多都写错了,其实中国通史不应该照朝代来写,应从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一路发展下来,你到西安看看、到杭州看看哪一代的文化,不应该照朝代来写,而是照文化来写。中国通史是很复杂的。

  时代周报:其实你的一些历史观点已经表达在小说里了。

  金庸:像明代最后,李自成的手下到了北京城以后就奸淫虏掠,有些朋友就不赞成我这样写,他们认为李自成很好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位老师,专门把李自成放纵部下在北京做很多坏事的资料给我,我把这些资料都写到小说里面。

  时代周报:你是不是对明代历史读得比较深?

  金庸:明代历史比较懂,明代、清代跟现代比较近一点。

  时代周报:有人考据说,《笑傲江湖》就是发生在明代的。你的小说没有写过唐代,但是论文现在写到唐代了。

  金庸:我觉得唐代历史比较难写一点,因为唐朝离开我们太远了。我的《射雕英雄传》最早写到宋朝,宋朝还可以,唐朝的人坐在地下,喝的酒、茶跟现在不一样。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辉煌的,但是唐朝的生活习惯我不大了解,所以我不写,因为写武侠小说要写到一个人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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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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