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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读懂《红楼梦》必须要读古本

  本文摘自《刘心武揭秘古本<红楼梦>》一书

  上编:古本和通行本的故事

  听过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演讲、看过两本《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人士,会注意到我在表述自己的观点时,一再提到“古本《红楼梦》”,以提醒观众和读者,我的研究,使用的是“古本”而不是“通行本”。

演讲播出、书发行以后,不断有观众、读者通过各种方式,直接、间接地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

  ——什么是古本《红楼梦》?为什么应该读古本《红楼梦》?

  ——什么是“通行本”《红楼梦》?为什么说“通行本”有问题?

  ——既然应该读古本《红楼梦》,那么,你能推荐我们一种好的版本吗?

  这几个问题问得好。我这本书,就是为回答这三个问题写的。我不是教授,不是专家,只是一个《红楼梦》爱好者,但多年来反复阅读《红楼梦》,也参阅了不少与《红楼梦》有关的书,倒也积累出了一些心得。现在把自己的心得拿出来,与广大的普通读者分享,对我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对读到这本书的人士来说,至少是多了一种可供参考的意见吧。

  什么是古本《红楼梦》?为什么应该读古本《红楼梦》?

  《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经过红学一百多年的发展,现在大多数人形成了共识:是曹雪芹写的。那么,曹雪芹留下他的亲笔手稿了吗?很遗憾,直到现在,我们也没能找到他遗留下的亲笔手稿。曹雪芹去世前,他的书稿没有公开出版过。大家知道,在曹雪芹活着的时候,正式出版的书籍很多,有石印的,有活字摆印的(那时候一般不说“排印”而说“摆印”,因为书坊工人需要照原稿选出字模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摆放),但曹雪芹的书稿却并没有以那样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而只是以手抄的形式,从一本变成两本或更多本,在小范围内流传。这些手抄本,笔迹当然就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最初,可能是跟他关系最密切的亲友来抄写,后来,辗转传抄,就更闹不清抄书的人是谁了。早期抄书的人,应该是出于对书稿的喜爱。从别人那里借到一部,读完觉得真好,就想,还书以前,自己为什么不留下一部来呢?于是耐心抄一遍。但到曹雪芹去世以后,这书的传播,就像一滴墨水落到宣纸上,逐渐浸润开来,流传的范围越来越大。这时候就开始有出于商业目的而传抄的人士了,他们可能采取了这样的办法:一个人拿着一个底本(比他们抄得早的一个流传本)念,其余几个人边听边写,这样传抄,生产量就变大了。抄那么多部干什么?拿到庙会上去卖。据说挺值钱的,一部书能卖出好几十两银子呢!到了曹雪芹已经去世差不多二十八年左右的时候,才出现了一种活字印刷的版本,印书的老板叫程伟元。这人在中国的出版史上应该大书一笔,正因为他把所得到的《红楼梦》手抄本变成了活字摆印本,才使得曹雪芹的这部书能够更广泛地流传。印刷本产量大,而成本大大降低,卖起来便宜,买去看的人当然就更多了。

  所谓古本《红楼梦》,古不古,分界线就是程伟元活字摆印本的出现,那以前以手抄形式出现的,都可以算是古本《红楼梦》。程伟元通过活字摆印,大量印刷、廉价发行的《红楼梦》,就是“通行本”的发端。当然,因为那也已经是二百多年前的一个版本了,并且处在一个分界点上,所以,讨论《红楼梦》版本问题时,有时也把程伟元的印本,特别是他第一次印刷的那个版本(红学界称做“程甲本”),也算到“古本”的范畴,而那以后,特别是道光、咸丰年间开始盛行的《金玉缘》本,就都不能算古本了。

  按说,程伟元把手抄的古本《红楼梦》变成了印刷的通行本,不是做了件大好事吗?怎么你现在总说通行本有问题呢?

  有一个情况,是我要向读者特别强调的,那就是:根据周汝昌等红学家的研究,曹雪芹是把整部书大体写完了的,八十回以后,很可能还写出了二十八回,一共一百零八回,整个故事是完整的,把他的总体构思都比较充分地体现出来了,只是还缺一些部件,比如第七十五回里的中秋诗该补还没补;也有一些毛刺没有剔尽,比如究竟把王熙凤这个角色设计成有两个女儿(大姐儿和巧姐儿),还是一个女儿(大姐儿就是巧姐儿)?看得出最后他的决定是只有一个女儿巧姐儿,但他还没有来得及统稿,没把前后各回的文字完全划一,留下了一些诸如此类的痕迹。于是,程伟元的问题就出来了。他主持印刷出版《红楼梦》的时候,前八十回,大体是曹雪芹的古本《红楼梦》,但曹雪芹的古本《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内容,在他印刷出版的书里,完全没有了踪影,却又出现了后四十回的内容。据他自己说,八十回后的内容,是从挑着担子敲着小鼓的商贩的担子上,陆续找到补齐的。但后来的红学家们经过考证,形成了共识:程伟元是请到了一个叫高鹗的读书人,来续出八十回以后的内容的。高鹗这个人和曹雪芹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不认识,没来往,年龄小很多。他替程伟元把书续出来、形成通行本那阵儿,在科举上还没有发达,“闲且惫矣”,但他是一个科举迷、官迷,后来也果然中举,当了官。他的思想境界、美学趣味,跟曹雪芹之间不仅是个差距问题,应该说,在许多根本点上,是相反的。所以,我现在要再次跟大家强调:高鹗当然可以续书,他续得好不好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他绝不是跟曹雪芹合作写书的人,把他续的后四十回和曹雪芹写的八十回捆绑在一起出版,是不合理的。

  程伟元和高鹗合作出版一百二十回通行本《红楼梦》的时候,曹雪芹去世已经快三十年了。那个时代小说这种东西,当做“闲书”读还可以,当做正经文章去写,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即使写了,也很少愿意公开署名,甚至明明写了,别人问到,还会难为情,羞于承认。所以,就是高鹗续写后四十回这件事,也并不是程伟元和高鹗自己宣布的,而是后来的红学家们考证出来的。那个时代对小说这种“稗官野史”的著作权根本是不重视的,程伟元印书卖书,他显然只遵循三个原则:第一,有人爱看,爱买,能赚钱;第二,书的内容显得完整,特别是讲故事的书,必须有头有尾;第三,安全,别惹事。根据这三个原则,他选择了已经在社会上流传了二三十年的手抄本《红楼梦》来印刷推广,又找到高鹗来写八十回以后的故事,形成了这么一个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高鹗的续书除了将故事写完整,使全书有头有尾外,对程伟元来说,最大的好处是避免了大悲剧的结局,到最后把悲剧转变为喜剧,这样就比较安全,不至于坠进当时相当严密的“文字狱”罗网里。他们在合作中,为了让前八十回将就后四十回,还对前八十回进行了大量的删改。上面提到的“程甲本”,是程伟元头一次的活字摆印本,对前八十回的文字改动得还少一些,第二年因为书卖得好,再加印,加印前又改了一次,那就更伤筋动骨了,许多地方的改动已经不是为了“前后一致”的技术性考虑,而是为了削弱前八十回的批判锋芒的政治性考虑。为了他们的“安全”,当然也就顾不得原作者的什么思想境界和审美追求了。这个第二次印刷的本子,后来被称做“程乙本”。这个“程乙本”从那以后一直到二十几年前,以各种形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一般人对《红楼梦》的印象,也就是对这个通行本的印象。因此,从程伟元开端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通行本,就可以说亦功亦罪,功在于不管怎么说,将曹雪芹的前八十回流布开了;过呢,则在于使后来的许多读者简直不知道那后四十回根本与曹雪芹无关,而且还大大违背了曹雪芹的原笔原意!

  那么,一定有人要问了:程伟元当年用来进行编辑、摆印的那部手抄本,究竟是一部只有大约八十回的古本呢,还是有八十回以后内容的古本呢?他究竟是真因为拿到手的只有大约八十回,觉得不完整,印出来不好卖,才找高鹗合作(有人认为后四十回续书其实是他跟高鹗一起策划、编写的,如果高鹗有署名权,他也该有)弄出一百二十回本子的呢,还是他得到的根本就是有八十回后内容的古本,由于政治性的考虑,才舍弃了八十回后的内容,另张罗出了不会惹事的后四十回来呢?这个问题很难求证。在周汝昌先生与兄长周祜昌、女儿周伦玲联合校订的《石头记会真》第十卷中,收有一篇周汝昌先生的长文《〈红楼梦〉全璧的背后》,通过详细论证,提出了他的独特见解,概括来说,一百二十回印本的推行是一个政治阴谋,是乾隆朝负责文化管制的权臣和亲自过问、安排的,是考虑到这本书既然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加以严禁已很困难,莫若将具有反叛性的前八十回加以改动,然后用“回归正统”的后四十回将其性质改变,这样再在社会上流传,就对统治者无大碍了。周先生的这个判断,值得参考。

  说了这么多,我的意思无非是强调两点:

  ——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的《红楼梦》;

  ——读曹雪芹的《红楼梦》要读古本《红楼梦》。

  那么,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古本《红楼梦》,究竟有多少种呢?

  大体而言,基本可信的古本《红楼梦》,有下列数种:

  (1)甲戌本

  这个本子的全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甲戌年指的是乾隆十九年(公历1754年),那一年曹雪芹还在世。这个本子正文里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的句子。后来这个本子在社会上辗转流传,到晚清时候被一个叫刘诠福的官僚收藏。他很看重这个本子,但后来世事沧桑,他的藏书在旧书店出现,上世纪初被胡适买到,但那已经是个残缺的本子了,一共只有十六回(不是从第一回到第十六回,而是只存一至八、十二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各回)。尽管胡适一度认为《红楼梦》价值不高,但对这个残本还是非常珍视的。周汝昌还是个不知名的小青年的时候,在报纸上发表了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看法的文章,胡适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丝毫没有以权威自居,不是嗤之以“外行”,而是平等地与周汝昌讨论。后来周汝昌知道胡适手里有一部别人都看不到的古本,斗胆借看,没想到胡适竟慨然借予,那就是甲戌本。周汝昌真是喜出望外,于是不但精读,还跟哥哥周祜昌一起录了一个副本。后来解放军围住北京,周汝昌就主动把书还到胡适家,胡适家里人开门接过了书,没几天,胡适就被蒋介石派来的专机接到台湾去了。胡适上飞机的时候,只带了两部书,其中一部就是这个甲戌本。

  胡适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没有选择留在大陆,而是去了台湾。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逐步把政治批判的靶心引到胡适这个大目标上。那时候周汝昌已经出版了《红楼梦新证》,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在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研究。有可靠的资料证明,胡适在境外看到《新证》后,非常赞赏,认为周汝昌算是自己的一个有成绩的弟子。当时印出来的《新证》上,有对胡适大不敬的言辞,比如称胡适为“妄人”,后来大陆报纸上又出现了周汝昌批判胡适、跟胡划清界限的文章,有人告诉胡适,胡适并不在意,他说他知道那是不得已的,仍然对周汝昌的研红寄予厚望。

  又过了半个多世纪,有些年轻人不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翻出旧书旧文章,觉得周汝昌先生怎么能那样对待恩师胡适呢?这就说明,即使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如果不“揭秘”,人们也会被表象所蒙蔽。好在当年负责《新证》出版的编辑文怀沙先生在我写这段文字时还健在,他在2006年已经九十六岁高龄了,竟还能坐越洋飞机到美国访问,我有幸在纽约跟他晤面,他对我细说端详:原来,《新证》的书稿是寄给一家出版社被退稿后,辗转到了他手里的,他拿到看了后觉得非常值得出版,但那时候胡适是个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物,书稿里却多次正面或中性地提到胡适,怎么办呢?他也来不及跟周汝昌商量,为出书不犯“政治错误”计,就大笔一挥,将“胡适先生”改为了“妄人胡适”。说到这儿他顽童般呵呵大笑,其实他选择“妄人”还是有他的心机的,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罪名里,其实并没有“妄人”这样一个符码,他故意不改成“反动分子”、“反动文人”等字样,而以一个貌似大不恭其实玩笑般的“妄人”,来替周汝昌逃避“美化胡适”的指责。现在的年轻人看到这里,该多些对历史情势复杂诡谲的认知了吧?

  周汝昌先生自来是个专心做学问的人。在日本占领天津时期,他不去就业,关在家里闭门读书、钻研,这应该是爱国的表现。后来日本投降,中国军队进城了,他非常兴奋地跑出家门,到街道上去迎接中国人的队伍,还写了文章,刊登在光复后的天津报纸上,里面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句子,于是后来也曾有人向他发难:你为什么去欢迎国民党的军队?因为那时候共产党的军队接收的是东北的城市,天津是国民党军队接收的。一个知识分子,在日据时期不去替日本人做事,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光复以后去激动地迎接中国人的军队,他错在什么地方了呢?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日趋缓和与正常化发展,传媒也开始正面宣传国民党1937年至1945年的对日抗战,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也就理解周汝昌先生当年“迎王师”的心情了吧?

  但上面提到的那种情况,也确实说明,在中国,有一批周汝昌先生那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懂学问,却不谙政治,你要求他具有超前的“政治水平”,是否太苛求了呢?

  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政治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周先生还不怎么紧张,因为他跟俞先生的观点自来不同。俞先生对《红楼梦》大体是当做纯美的东西来欣赏、品味,周先生大体来说注重揭示《红楼梦》的历史与家族背景。他的《新证》里篇幅最大、收罗资料最全的就是《史料稽年》。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新证》一出,毛泽东看到后就是喜欢的,这部书成为他的“枕边书”之一。到了晚年,他更让把其中的《史料稽年》部分印成线装大字本,以便随时翻阅。周恩来总理肯定是知道这一点的。“文革”时中央系统的文化人全给送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并宣布他们将永远在农村里落户,周汝昌先生当然也去了,却在仅仅去了一年以后,忽然由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一纸调令,独将他一人调回北京“备用”。这对周先生本人来说自然是个喜剧,对我们后人,特别是现在和以后的年轻人来说,应该是个启示: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其个人命运完全是由政治因素来左右的。

  把这些背景搞清楚了,也就不难理解,当批评俞平伯的事情发展成为批判和清算胡适的时候,周汝昌为什么会紧张了。现在某些年轻人查到报纸上有周汝昌署名的批判胡适的文章,就大惊小怪起来。现在和以后的年轻人应该懂得,在当时中国大陆的政治情势下,如果认定你跟被批判的靶子观点相同,属于“一类货色”,那么,你就是想写文章“参加批判”、“划清界限”,也未必还让你发表出来。当时周汝昌为什么要写那类文章呢?原来,是毛泽东发了话,要保护周汝昌。怎么个保护法呢?一是派他当时的爱将(带头批判俞平伯的“两个小人物”之一)李希凡到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周汝昌,告诉他他们将发表一篇批评《新证》的文章,但跟批判俞平伯不一样,属于“同志式的批评”。“同志式”在当年是一粒政治救心丸,就是说没把你看成敌人或反动观点的代表。这个安排说明政治家的水平确实高。因为你批判俞平伯是“反动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推行者”,但俞跟胡在交往上、学术观点上并无什么把柄;而周汝昌先生呢,尽人皆知,胡适连自己的甲戌本都借给他,两人的学术观点关联处很多,《红楼梦新证》就是从《红楼梦考证》发展来的嘛,怎么能绕过去呢?绕不过,那就来个区别于批判俞平伯的“同志式批评”。二是由《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出面,约周汝昌写篇既批判胡适也自我批判的“划界限”文章,保周“过关”。周写了,改来改去难以达到要求,最后由报社加工,终于刊出。这件事反映了当时一个不懂政治的知识分子的“幸运”与尴尬,更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压倒一切的社会特征,怎么能据此得出周“忘恩负义”、“投机”的结论呢?拿这些事去攻击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人品”,显然,如果不是幼稚,就是别有用心。

  你看,光是甲戌本这样一个古本,就引出来这么多的故事,真是书有书的命运,人有人的命运啊。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现在原件不在内地的甲戌本,不但已经出了几种影印本,也出了多种校本,对它进行研究的文章和书也非常之多。

  这个甲戌本,是不是曹雪芹亲笔写下的?或者,是不是脂砚斋亲笔抄录和写下批语的?不是。这仍然是一个“过录本”,就是根据最原始的本子再抄录过的本子。当然,它“过手”的次数似乎不太多,应该是很接近最原始的那个母本的。那个母本上可能有曹雪芹的亲笔字迹,也可能没有,但肯定是脂砚斋本人的笔迹。说它是甲戌本,是因为这个本子上自己写出了“甲戌抄阅再评”的字样,但脂砚斋的批语,却不完全是甲戌那一年所写的。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过录本上,出现了甲戌年以后的年代的少量批语,有的研究者就判断这个本子是假的。其实这个现象是很容易解释的:甲戌年脂砚斋整理好这样一个本子以后,一直留着,到了若干年后,还会翻看,偶然有了想法,就又写在上面,并且写下时间。如果脂砚斋要造假,何必留下这样的破绽呢?而且,曹雪芹写书和脂砚斋批书都是寂寞之极的事情,毫无名、利可收,我们找不到任何造假的动机。

  甲戌本虽然只存下了十六回,但它最接近原始的母本,最接近曹雪芹的原笔原意,弥足珍贵。

  但是,我们读古本《红楼梦》,不能单读甲戌本,它缺失的太多,又不连贯。

  那么,有没有保留篇幅比较多的古本呢?有的。下面会讲到几种:

  (2)蒙古王府本

  这个本子现存于北京图书馆。据说是从一家没落的蒙古王府收购来的,它叫《石头记》,有一百二十回,而且有程伟元的序,乍看似乎是个通行本。但通过研究发现,它八十回后的四十回是根据程甲本抄配的,序也是抄来的,它的前八十回里,又发现五十七回至六十二回也是从通行本里抄来补齐的,但其余的七十四回应该是从没出现通行本以前的一种在贵族家庭间流传的手抄本过录的,属于古本性质。

  (3)戚序本

  这个本子很可贵,书名《石头记》,有完整的八十回。它在清末民初以石印的方式流行,有多种印本,其中有正书局的影响最大,书前有一位署名戚蓼生的人写的序。戚蓼生是个真实的名字,他是浙江德清人,跟他合作的书商叫狄楚青,他在书上印了“国初钞本”四个字,有跟已经流行开的通行本叫阵的意思。它所依据的过录本,经研究证明是一个保留了很多曹雪芹原笔原意的本子。

  (4)己卯本

  它的全称是《乾隆己卯四阅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个己卯是乾隆二十四年,公历1759年。甲戌本是脂砚斋的重评本,这个本子是四评本,可惜脂砚斋的初评本和三评本没有流传下来。

  这个本子也不完整,但存下来的也不算很少,有完整的四十三回和两个半回。它现存于北京图书馆。本子里有“己卯冬月定本”的字样。它也是个过录本。有意思的是,研究者考证出它最早的收藏者是乾隆朝怡亲王府的允祥的儿子弘。我在《揭秘〈红楼梦〉》里讲到乾隆四年的“弘皙逆案”,弘皙是康熙朝废太子胤的儿子,弘的堂兄,允祥是康熙的第十三个儿子。康熙第一次给儿子们封爵位的时候,允祥还小,但第二次分封时,他已长大,那次连十四阿哥都得到了分封,他却仍未得到爵位,处境非常尴尬。康熙为什么不封他?我在《揭秘〈红楼梦〉》一书里提出过自己的解释。这个允祥在康熙朝后期,一些兄弟为争夺皇位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却很低调。他也只能低调,是不是?但是雍正夺得帝位后,立即封他为怡亲王,并且委以重任。曹雪芹的祖父和父辈在康熙朝深得信任宠爱,雍正上台后,在江宁织造任上的曹很快受到了训斥和追究,现在可以查到雍正二年皇帝在曹请安折上的一段颇长的朱批,全文如下:“朕安。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你若自己不为非,诸事王子照看得你来;你若作不法,凭谁不能与你作福。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除怡亲王之外,竟不可用再求一人托(这个别字是雍正自己写的,正确写法应该是拖)累自己。为什么不拣省事有益的做,做费事有害的事?因你们向来混帐风俗贯(雍正就这么写,没写成惯)了,恐人指称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错会朕意,故特谕你。若有人恐吓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主意要拿定,少乱一点,坏朕声名,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谕。”这个奏折上的雍正朱批几乎句句都是怪话、黑话,如不予以揭秘,实在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里且不去揭历史上这真实朱批里所包含的秘密,但我抄下它来,是要提醒读者们,曹雪芹他们家,和皇帝,以及许多的皇家人物,关系实在太不一般,而且,显然,怡亲王跟曹家的关系更不一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时期卷入“弘皙逆案”的,偏有怡亲王允祥的儿子、弘的哥哥弘昌。那些被雍正整治过的皇族成员,他们反对雍正和雍正选择的继承人乾隆倒也罢了,怎么深得雍正恩惠的怡亲王府里,竟也出了反叛?还是怡亲王的大儿子弘昌?这实在耐人寻味。更耐人寻味的是,过了二三十年,偏是怡亲王府里,流传下这么一个己卯本来,作者正是雍正二年雍正让怡亲王亲自看管的曹的儿子曹雪芹!(也有研究者认为曹雪芹是曹的遗腹子、曹的侄子。)

  (5)庚辰本

  己卯年过去就是庚辰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五年,公历1760年。这个“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的《石头记》手抄本也是一个过录本。全本七十八回,缺六十四回和六十七回,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它里面有“庚辰秋月定本”字样。虽然和己卯本一样都是脂砚斋第四次写批语评论的本子,但又经过一些整理,跟己卯本还是有区别的。现存的这个过录本可能过录的时间离母本比较远,分头抄书的人也不是都那么认真。比如前十回没有批语只有正文,估计并不是原来的母本上没有批语,而是分工抄录这部分的人懒得连批语一起抄下来;而第十一回以后,抄书人比较认真,不但有批语,而且耐心地抄录了回前批、回后批、眉批、行间批、正文下面的双行小字批,有些批语母本是朱批,就也抄成朱批。这个本子有其优点也有其明显的缺陷。

  (6)杨藏本

  这个本子最早是由十九世纪一位叫杨继振的热爱文化的官僚私人收藏的,现在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我们上面提到的古本,名字都叫《石头记》,这个本子叫《红楼梦稿本》,它是个一百二十回的手抄本,后四十回大体是抄自程甲本,前八十回所依据的过录本看来比较复杂,是用几种流传在社会上的手抄本拼合而成的。前八十回里,它又缺第四十一回到第五十回,杨氏得到它后,据程甲本补入。

  (7)俄藏本

  原来是苏联的列宁格勒,现在是俄罗斯的圣彼得堡,那里的图书馆里藏有一部手抄本的《石头记》,是清道光十二年(公历1832年)由俄国传教士带回那里的。这个八十回的本子缺五、六两回。

  这个本子流失海外一百五十二年以后的1984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连续搞政治运动了,许多过去顾不得去做的事情终于可以去做了。在这种情势下,国家启动了古典图籍整理编印的文化积累工程,挂帅的是党内一位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老同志李一氓,他决定派人去苏联列宁格勒考察那部古本《石头记》,首先想到的,就是周汝昌先生。那年隆冬,有周先生在内的一个考察小组赴苏进行了考察,周先生对这个藏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那次考察前后,也出现了一些蹊跷的事情,周先生都写进了《万里访书兼忆李一氓先生》一文里,后来收进其《天·地·人·我》一书中,有兴趣的人士无妨找来一读。

   (8)舒序本

  这个手抄古本书名题为《红楼梦》,应该是一个八十回的抄本,但现在只存前四十回。它的过录时间可以确定为乾隆五十四年(公历1789年)。因为前面有一位叫舒元炜的人写的序,所以被红学界称做“舒序本”。

  (9)梦觉本

  这个手抄本书名也是《红楼梦》,八十回。它前面有署名梦觉主人的序,这个序写于乾隆甲辰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九年,公历1784年。

  (10)郑藏本

  郑振铎是现代人,文学史专家。他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不幸在1958年率领一个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时因飞机失事牺牲,享年六十岁。他爱藏书,从旧书店里找到两回(二十三、二十四回)古本《石头记》,虽然只有两回,但很有研究价值。这个最初由他收藏,后来捐给国家的古本被称做郑藏本。

  (11)程甲本

  上面已经解释了这个本子。这个本子的前八十回尽管经过改动,但仍然保持着程伟元、高鹗他们所掌握的从其他古本系列过录来的那个本子的许多特点,因此还可以把程甲本的前八十回视为一种可资参照的古本。

  有一个问题,肯定是大家都关心的,那就是现在在世界上,还会不会有古本《红楼梦》默默地存在着?我们还能不能把它们发掘出来?我在揭秘妙玉的时候,提到过一个靖应藏本,这个藏本一度浮出,却又神秘消失,但仍留下了一张有“夕葵书屋”字样的《石头记》夹页。这个古本,现在是否仍然存在于人间尚无从知晓。希望民间热爱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人士,都能鼓舞起来,珍惜每一个线索,去寻觅类似靖藏本那样的私家古本。自己家里如有祖传的古本,实在不愿意捐出原物,影印出来供大家欣赏、研究也是好的。当然,还有一条线索,就是向海外搜寻。俄藏本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当初中国和苏联同一阵营,所以苏方主动告诉中方他们那边有一个古本《红楼梦》,但是一直到了1984年底,中方才派出专家去考察,可见一些古本《红楼梦》失散在海外,长期被冷落以致不为人知的情况,还是可能出现第二例、第三例的。鸦片战争以后,有很多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还有军官、商人,他们或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或者当做“战利品”,可能在把其它一些中国东西带回西方的时候,也带过去了古本《红楼梦》,这种估计应该是不过分的。西方的一些博物馆、图书馆里的中文旧书,特别是线装书和手抄本,他们虽然早就收藏了,却因为缺乏懂中文,特别是懂中国文化的人才,长期没有整理编目,或者简单地归类编目了,却并不能正确衡量每一种书本的价值,也就可能埋没掉珍贵的古本《红楼梦》。外国的私人收藏也值得探寻,特别是日本和韩国,还有蒙古,那里的私人家里也还有可能寻觅出古本《红楼梦》来。我的想法是:不能灰心,寻觅古本《红楼梦》的事还是应该耐心去做,而且,希望在民间。

  什么是“通行本”《红楼梦》?为什么说“通行本”有问题?

  1949年以后,“四大名著”的提法深入人心。“四大名著”指的是四部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毛泽东主席就喜欢“四大名著”,尤其是《红楼梦》。他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里,把我们中国的优点概括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半个多世纪以来,“四大名著”发行量都很大,相当普及。

  “四大名著”普及本的出版,一直基本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承担。1953年,以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了繁体字竖排本《红楼梦》。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是作家出版社,这个作家出版社不是现在中国作家协会的那个出版社,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不再使用这个副牌。这个版本是用192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的铅字排印本作底本的,而这个底本是从程乙本演化来的一种晚清的通行本,且不说后四十回根本不是曹雪芹写的,前八十回也问题很多,是一个缺点很明显的本子。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百废待兴,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很快推出四大古典名著,对广大读者来说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当时版本意识不强,红学发展也没有后来那么深入,这个本子存在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到了1957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正牌名义再次推出了通行本《红楼梦》,不再用亚东本作底本,改用程乙本作底本,封面署曹雪芹、高鹗著,简体字横排,利于一般老百姓阅读。这个版本可真是大大地通行开来了,那以后的二三十年里,中国大陆读者所读到的《红楼梦》,一般都是这个本子。这个本子对普及《红楼梦》起了决定性作用。像影响很大的越剧《红楼梦》,就是根据这个通行本改编的。我手头还保留着一套四册的这个通行本,版权页上注明1957年10月第1版,1964年2月北京第3版,197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它前面累计印刷了多少没有显示,而这一次的印数标明是7万册。但这个本子也让一般老百姓在欣赏《红楼梦》的同时,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至今难以消除的错误印象,那就是以为一百二十回的故事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和一个叫高鹗的人合作写出的。尽管在出版说明里,也有高鹗是续书者的说明,但一般读者都是直接去读故事,很少细推敲前面的说明文字,况且封面上并没有准确地印成“曹雪芹著 高 鹗续”,而是“曹雪芹 高 鹗著”,因此,也就让一般读者以为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红楼梦》就是这么样的一部书。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俞平伯先生用若干古本汇校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也还印刷过两次。这是个把曹高分割开、努力去恢复曹雪芹原笔原意的本子,但遗憾的是,它当时并没有在一般老百姓当中流传开来。

  到了1982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个新的通行本,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校注本,这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投资的“官修本”。我手头有一个2006年3月的新印本,1982年3月第1版,1996年12月北京第2版,到2006年3月,已经是第18次印刷,印数达到40,3400册。相对于1957年10月推出的那个本子,这个通行本有了很大进步。它的前八十回用庚辰本作底本,再参照其他古本进行校注,每回后有“校记”,还加了不少很有必要的注释,方便一般读者的阅读。现在大家读的《红楼梦》,一般都是它。但它仍然存在着一个老问题,就是把曹雪芹的原作和高鹗的续书合在一起印行,而且封面依然是两个人的名字合署,使得一般读者仍然以为曹、高是合作者。这个本子原来分为上、中、下三册发行,各册容纳四十回,上、中是曹雪芹的,下是高续,这样印还比较合理。后来可能是出版社从印装方便的技术角度考虑,现在你去买它,全是上、下两册的装订发行方式,这样,就无形中更增大了曹、高不分的缺点。另外,这个本子对所用的底本庚辰本过分推崇,对其他古本里的异文的采纳持保守的态度,在断句和加标点符号上多有可商榷处,个别地方还根据主观判断“径改”庚辰本的原文,因此,建议它听取各方面意见,再加改进。

  200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俞平伯点校本加以修订出版,收入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的《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里,面向全国高中学生,每一印次的数量都很大,在青少年中流行开来。但是它也非要把高鹗的四十回续书收入连排,封面上印着“曹雪芹 高鹗著”,使得一般高中生依然走不出“《红楼梦》是曹雪芹、高鹗合作的”这样一个历史误区。而且,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俞先生的点校存在着局限性,这个版本还不能说是一个精校的善本。

  

(责任编辑: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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