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功成名就
“春晚,我是始作俑者”
我们当时想的是文革以后相声那么火,就是因为老百姓太需要“乐”。所以春晚的节目,也别讲太多政治化的词,我们不需要这方面的节目,让大家笑好了,节目就成功了。在马季老师和我的怂恿下,王景愚才乐不可支地演了《吃鸡》,并成为家喻户晓的好节目。
记者:80年代后电视逐步进入百姓家庭,“相声+电视”缔造了又一批大众耳熟能详的电视明星,您成为其中的红星,成功原因是什么?
姜昆:我跟李文华老师合作的时候,写过一个相声《船与海》,我建议演唱一段《军港之夜》,这首歌当时特流行,但李文华老师不熟悉(就好像我现在不懂周杰伦的《双截棍》一样),一直在那里摇头。其实我当时已经把这段歌词改了:“军港的夜呀,静悄悄。水兵水兵,快点睡觉。铺好被窝,放好枕头。脱下鞋帽,不要乱吵。”结果演出的时候,观众们是捧腹大笑。演完后回到后台,李文华老师就对我不住地感慨:“这就是时代啊!”
李文华老师后来说,有些桥段不是包袱,但一经我的口说出来,观众也会笑,开始他还纳闷“为什么”,后来渐渐明白了,他说我主要占住了一个“新”字,说我的思维、言谈、举止,都和当时的时代紧紧合拍,所以观众就是喜欢看。
记者:李文华之后,80年代您跟梁左的合作被传为佳话,被誉为是相声里的又一个高峰,甚至有人拿来与“老舍+侯宝林”的搭档相比。王蒙曾说,您跟梁左合作的相声,多了些生活气息,多了些耐人寻味的“味儿”,更加“文学”了一些……
姜昆:对!与梁左老师合作的那一段时间,把我们的相声在文学性上推进了一大步。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中国社会那段纷繁万象的社会,在某种角度上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呈现在我的相声里,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梁左对社会的观察、对语言的运用,到现在为止我认为相声界也没有人能够比得过。梁左在骨子里有一种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就叫戏谑人生,他使相声在往“俗”的方向发展之外,发展出更加深刻和文学性的东西。
比如,梁左在一段相声中有这样一句话“自从党中央号召穿衣服以来,兄弟我就制了一身……”梁左认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号召穿西服这件事党中央不应当带头去说这个事情,但是人们那个时候什么都要有党的号召才可以兴起来。所以这么小小的一句话里,就蕴含着很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独特的讽刺力。
我跟梁左的《虎口遐想》、《特大新闻》、《小偷公司》等一批相声,当时都广为流传。《虎口遐想》里的主人公个头小,才一米六五,“人家说我是二等残废”这就成了当时的一句流行语;《特大新闻》说的是一条关于“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的小道消息,这个段子提到革命博物馆举行新潮家具展销,并非完全杜撰,一个小小的相声段子还讽刺了物价问题、重复收税问题,掉鞋后跟儿的质量问题等等,王蒙老师还特意分析了这段相声,他说“这个段子多少反映了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思想的活跃、躁动与混乱,反映了一种兴奋而又惶惑不安、失了法度的心理”……
在与梁左的结合中,一方面他如鱼得水,他在相声的领域里学了很多幽默的东西,为他写《我爱我家》打下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对于我们相声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毕竟比较深刻的文化人愿意和相声这门俗艺术结合,这是非常缺乏的。我最近还在写一篇论文《梁左的出现、故去对相声意味着什么?》,我觉得直到今天,这都需要相声界好好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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