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电影沙龙，生如夏花

Movie电影

　　[ 十年前，非营利性的电影放映活动极其罕见。十年之后，民间电影沙龙已悄然绽放，在一些宁静的角落里，十几个人，一部投影仪，一个半小时，就是一段跟随费里尼、戈达尔、特吕弗们的相守时光 ]

　　“进来吧，随便坐。”女主人凯欣站起身来迎向大门。屋外暴雨将至，两位初来乍到者寻觅良久才找到这个石库门深处的“福猫莲禧弄堂吧”。第一眼，他们就为眼前仅有十几平方米但布置精致的小屋而讶异。凯欣招呼大家随便坐，沙发、椅子、板凳，甚至是地板，只要能坐下并保证看到墙上投影仪的画面，“电影”就这样开场。

　　酷热夏日，这类非营利性的电影放映场所在上海的暗夜四处涌动。它们深藏在一些咖啡馆、画廊、私人场所中，或是学校、图书馆等专业场所。它们有的具有学术性质，有的纯属自娱自乐，带着文艺生活的气息。

　　十年前，没人把看艺术电影当做时尚，非营利性的电影放映活动也极其罕见。那时候寻遍上海滩所能找到的唯一一个民间电影放映场所，就是徐鸢和他的“电影101工作室”。

　　十年之后，民间电影沙龙已悄然绽放，在一些宁静的角落里，十几个人，一部投影仪，一个半小时，就是一段跟随费里尼、戈达尔、特吕弗们的相守时光。

　　除了自发性的电影沙龙外，颇具口碑和规模的公益性放映活动也蔚为壮观——“12+电影展”做了近5年，介绍了大量西方现当代实验电影作品到中国；“影像现场”不到两年却已推出无数中国导演新作；“真实影院”坚持播放主流院线之外的独立制作的电影与纪录片；而“真实中国·导演计划”则以“让你的思想冲击世界”的口号广发英雄帖，立志推举最新锐的中国纪录片导演。

　　当年被人们称为“民间电影放映第一人”的徐鸢，如今是《DVD导刊》的主编。在他看来，DVD时代的到来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放映员，每个家庭都可以是影院。

　　“101工作室”和“12＋电影展”

　　1996年，酷爱电影的徐鸢和6个朋友将各自手中的电影集合在一起，成立了“电影101工作室”，专门放映这些来之不易的录像带和VCD。“101”的名字，也因为成立于电影诞生101周年的1996年10月1日而得名。

　　“那时候没有DVD，很多电影都是托人从港台地区或者国外带回来的。”徐鸢还记得，一部录像带从台湾寄往上海的成本是100多元人民币，而大家所有的收藏也不过100部左右。很多时候，录像带的影像因为过度拷贝而模糊不清。正是资源的极度匮乏，使得一群热爱电影的人们聚集为上海最初的电影沙龙。

　　“101”具有上世纪的典型特征。没有手机，大家就靠公用电话或是直接见面联络；没有网络，大家就组织面对面的电影主题辩论赛；没有资金，能写稿的几个影评人就靠稿费维持活动的经费。起初，他们在朋友家放电影，后来搬到小活动室，之后是图书馆、黄浦区少年宫。一开始，“101”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聚会，2000年之后，“101”变为上海最有名的电影沙龙。徐鸢记得，“有时候一场电影就有400多人来看”。

　　在“101”的众多拥趸中，有一位学设计出身的大学生朱海建。2001年，他受“101工作室”的启发策划了上海实验电影展，2004年，一个名为“12+电影展”的项目在《艺术世界》杂志的支持下宣告成立，朱海建成为影展的主要策划人。他不断将美国、法国、西班牙、南美等地的实验电影带到上海，他的想法是，DVD时代到来，使得电影的片源丰富多彩，以前连电影学院的教授都不一定看得到的影片，就陈列在人们手边。相比之下，实验电影对中国人来说仍然是空白。“我们想让观众了解什么是实验电影，了解国外的实验电影是什么状态，他们在关注什么，在拍什么。实验电影能让我们看到电影更多的可能性。”

　　“12+电影展”坚守近5年，虽然没有什么成本，却仍然有贴钱的时候。海报印刷、传单印制都需要资金，有时候面对现场寥寥无几的观众，朱海建也会落寞地说：“实验电影在中国还是很寂寞的。”

　　从放电影到拍电影

　　跟朱海建一样，“影像现场”的组织者小武也有寂寞或挫败感，尤其是跟他一起创办“影像现场”的著名影评人卡夫卡·陆意外辞世后，他一度怀疑“影像现场”是否能坚持下去。

　　跟其他民间组织相比，“影像现场”有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这个官方背景的支撑，经费上有一定保证，所以在放映中国新锐导演的纪录片或电影时，能将导演们邀请到现场跟观众交流。小武观察到，“影像现场”的观众群基本上是“新锐导演的生力军”，很多都是电影爱好者、影视学院学生和职业电影人。因此，他的使命更多是“为独立电影导演们搭建一个交流和合作的平台”。

　　在徐鸢看来，上海的电影沙龙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12+电影展”没有经费，因此很难组织导演进行面对面交流；“影像现场”虽然有导演莅临，却没有系统的整理。相比之下，国内其他地方的电影沙龙都极具规模——由栗宪庭主持的北京宋庄美术馆已经成为中国独立电影艺术家的重要基地；南京每年一届的“中国独立电影展”在业内有口皆碑。

　　徐鸢相信独立电影放映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他记得，1998年贾樟柯的《小武》在柏林电影节载誉归来时，正是“电影101工作室”的内刊对贾樟柯做了首次国内访问。

　　“电影101工作室”在其最风光的2003年宣告暂停，因为那时候，徐鸢开始思考更多的问题：影像传播的意义在哪儿？如何把被动地看电影变为主动的行为？可不可以让更多的人举起摄像机，自己做导演？

　　“假如仍然不断地放映电影，还是一种低端的做法。如果人们观赏完电影还是没有创作的欲望，那我放100场和放映1场电影的效果是一样的。”他希望现实中能出现那样的状况——赫尔佐格在美国做电影讲座，台下一位年轻人听完之后，回到台湾就开始电影创作。这个人，就是著名导演杨德昌。

　　在没有寻找到更好的途径之前，徐鸢暂停了电影放映，创办了《DVD导刊》。私下里，他继续写影评，甚至端起DV拍电影。

　　2006年，当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纪实频道推出“真实中国·导演计划”时，徐鸢感觉，对那些没有拍摄经费、没有技术支撑、没有播出平台、没有交流渠道的新锐导演们来说，新的方向出现了。某种程度上说，发掘并支撑新锐导演也是徐鸢未来渴望去做的事情。getty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