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影最好的时光(图)

　　杨德昌最后的公开亮相

　　早报记者 刘嘉琦

　　有些庆幸在杨德昌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时采访了他，又有些遗憾，当时没能更好地给他做一个专访。当然，还有些歉疚。因为当年的不知情，在与杨德昌近两个小时的谈话中，他一直都陪记者们站着。如今回想，才理解为什么杨德昌的夫人当年时不时提醒杨德昌坐一下，吃点东西。

　　2005年5月18日，在戛纳电影节上第一次见到杨德昌导演。因为对杨导的了解还不够多，所以并不知道他在2001年已经被查出身患结肠癌，也就无法理解，为何台湾媒体当时那么迫切地要见杨德昌。当年有传言，说是临时出现在贾木许《破碎之花》首映红毯上的杨德昌，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健康地到戛纳了。而他当时的着装也很是抢镜——黑色中式长衫搭配白色球鞋。

　　在中国电影之夜上见到杨德昌，他儒雅、亲切地对待每一个跟他打招呼的旧识。对于忽然提出采访要求的吾等几个内地记者，他非但没有拒绝，还一聊就是两个小时。对于台湾电影的现在和未来，杨德昌始终保持着忧虑之心。他抵制金马奖，他放弃《一一》在台湾商业院线上映的机会。但一说起台湾电影，杨德昌的抱怨更像是恨铁不成钢的着急，“整个华语电影范畴内，台湾电影都是比较‘导演个人主义’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台湾做电影，你必须一个人能够扛下包括资金、剧本筹备在内的所有事项。”

　　那天的采访最后，杨德昌导演表示：“其实，提到台湾电影就想到我和侯孝贤，如果从积极的意义看，未必是件坏事，可以激励那些年轻的电影导演，让他们尽早赶上来，把我们的位置取代。”

　　在现实的罅隙捕捉城市的鬼魅

　　——杨德昌的现代性经验

　　王泰白

上世纪80年代，拍摄《海滩的一天》时的杨德

　　关于台湾电影之死的哀悼，批评家、小知识分子、策展人、媒体从业者、各种各样和电影发生了关系的人都已经在公开场合或者非正式场合表达过、窃窃私语过，这种无奈和悲伤都像宿命般无法挽回，就像一个导演的死亡，杨德昌已经离开一年。

　　作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旗手之一，杨德昌身上乡土台湾的特征最稀少。他的电影从一开始就把所有的能量集中在现代文明最大、最妖魅的果实上，城市的脆弱和粗暴、张狂和礼仪是他电影笔墨永远不愿意放弃的细节，具体个人和庞大都市之间必败的战争总是让他电影中的各种角色在忧伤之处溃败倒地。

　　杨德昌对现代性的思考、对物质文明的解剖远远高于其他台湾导演，他的电影和城市之间的深刻关系在华人电影圈也是无人可以比拟。王家卫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更像一种游戏，人物之间被抽离了社会背景关系完全就是舞台上的角色扮演，冯小刚算是对城市文明不离不弃，可是艺术手段的局限让他的电影基本上就是一种对生活的慨叹。

　　应该说杨德昌是最知识分子的一个华人导演，他的电影没有对现实的气急败坏，只是在时间的两岸观望、思考。从杨德昌的教育经历来看，他是从一个现代技术的学徒最终转向了一个现代社会的思考者，这种对现代性的基本怀疑、对技术和资本至上的理念的逃离，让杨德昌的城市电影光影变幻、意义充沛。在《一一》的一条评论音轨里，杨德昌提到了WTO这种全球自由流通的背景下台湾的现实，显然，身处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杨德昌对台湾的得到和失去有一种自觉的认识。

　　在1949年之前，台湾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各种命题里基本消失了，1949年之后台湾开始面对世界。一个日本化的台湾、一个恍惚的岛屿、一个讲英语的世界，这是台湾社会在文化上必须面对的冲撞纷争，而正是这种现实的罅隙让杨德昌捕捉到了现代性的鬼魅之处，他把台湾社会的苦楚和忧郁包裹在日常的细节之中，凶猛残酷坚持到底。

　　杨德昌的电影和城市呼吸、生活文脉紧紧相拥，这让他的电影经验既细致、琐碎、真实，又脱离了地方意识形态的局限而获得了普遍性，他镜头下的台北更像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城市，沸腾、不可控制。外来文明和本地传统的纠缠，现代社会和逝去社区的比照，手工制造和全球资本的相遇，这些痛苦、抑郁的经验何尝不是我们的记忆和现实，何尝不是我们生于其中、互为镜像的所有都市。

　　杨德昌的出现不只对台湾电影弥足珍贵，对整个华语电影都有一种启示和先行的作用。对我们这个金砖之国，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杨德昌，我们需要很多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