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情报灵通。叶挺刚到东京,当地新闻媒介便将他的行踪作为热门消息,争相刊登出来。
在香港的广东省委和住在澳门的叶夫人李秀文看到这些消息,又得知叶挺落脚的东京基督教青年会里,同时住着薛岳的弟弟等“右”字号的人物,于是都为叶挺的人身安全担心起来。李秀文想出一句“祖父病重宜速去”的暗语,用电报拍给叶挺,要他离开日本;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也找到叶挺岳父李少村先生,让他迅速赶往日本,通知叶挺立即转移。
接到通知的叶挺迅速离开日本,到了苏联的海参崴。他找到了当时正在海参崴工作的肖三,就国内的革命情况及当前形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叶挺还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广州起义的经过和经验教训等。肖三十分敬重叶挺,内心感到他“英姿勃勃”,“刚毅、寡言,一派儒雅和俊杰气概”,是这次广州起义“自始至终的积极参加者和忠勇战士”。
王明无理攻击
6月间,叶挺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要他赶到苏联莫斯科去。在莫斯科,他结合自己在广州起义的亲身经历与体会,给党组织写了一份关于广州起义经验教训的报告,认为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候,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是很难取得彻底胜利的。对在起义举行后,由于敌众我寡,起义部队不能死守广州,而应及时撤离,转移到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这一问题,叶挺在报告中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六大”正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成立了以苏兆征为召集人的“广州暴动委员会”,对广州起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在大会上,叶挺的报告受到了米夫、王明(陈绍禹)集团的严厉批评与无情打击。王明等人并没有认真研究过叶挺所写的报告,更没有认真听取叶挺的申明,仅凭个人主观臆测,就无理斥骂和攻击叶挺,毫无根据地斥责他“政治动摇”。在王明一伙的影响下,共产国际也没有人理睬叶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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