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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王安忆 |
上海作家王安忆昨天获得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7年度杰出作家奖,她说:“自从《长恨歌》后,我又堕入了我的特定的陷阱———‘长恨歌’,它将我限制于这样的定位:描写上海。”她希望从《启蒙时代》之后这一切会得到改变,“事实上,上海只是我的小说的布景。”对于文学的被边缘化,参加颁奖的一些作家、评论家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文学到底是衰弱还是繁荣,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昨天在广州揭晓,上海作家王安忆凭借《启蒙时代》获得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分量最重的奖项———2007年度杰出作家奖。
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昨天共颁发了杰出作家、年度小说家、散文家、诗人、评论家和最具潜力新人等6项大奖,在给予王安忆的授奖辞是:“她善于以小事写大时代,以文字中深藏的喜气表达梦想,以世俗生活的精细刻写塑造中国人素朴、沉重的人生。她出版于2007年度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讲述了‘文革’那段灭绝心魂的时光里青春和身体所受到的严峻考验,通过这段纷乱的生活和苦难的历史,王安忆试图在思想和现实、个人和群体的驳难中,辨识出一个城市的基本精神和一种市民生活的柔韧品质。”
王安忆在获奖感言中说,自从《长恨歌》后,“我又堕入了我的特定的陷阱,这陷阱叫做‘长恨歌’。这是一个极其狭小的陷阱,它将我限制于这样的定位:描写上海。事实上,上海只是我的小说的布景。”
现在还无法说《启蒙时代》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了《长恨歌》,读者和评论界对这部王安忆花工夫最多的小说反应也相对冷淡,但王安忆在许多场合都表示,“这是我花工夫最大的一部小说。《启蒙时代》对我最大的难度是,这是我第一部大时代背景的作品,而且小说中的场景和我有一点距离。对读者来说,相对于《长恨歌》,它没办法带来更多的愉悦。”王安忆说。尽管很多读者依然怀念着《长恨歌》时的王安忆,而一些文学界同行看来,王安忆已经完成了自我蜕变。“《启蒙时代》显示出王安忆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和近乎神奇的自我蜕变能力。”不在颁奖现场的作家韩少功在贺奖词中说。
除了获得杰出作家奖的王安忆,此次颁奖仪式上,作家麦家凭借长篇小说《风声》获得年度小说家奖;诗人舒婷获得年度散文家奖,获奖作品是描述鼓浪屿的散文集《真水无香》;年度诗人奖授予诗人杨键,他的获奖诗集是《古桥头》;年度评论家是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超;最具潜力新人则授予北京年轻作家徐则臣。
众说
衰弱或繁荣?三十年后再下结论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恰恰也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三十年,在经历了1980年代文学癫狂之后,文学在许多读者和媒体看来已经慢慢被边缘化,作家的声音也愈来愈微弱。而事实上,大部分作家、诗人和评论家却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新时期文学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五四’时期,文学被边缘其实是回归常态。”昨天参加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众多与会作家和评论家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乐观地表示,文学现在到底是衰弱还是繁荣,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或许,再过三十年再下结论也不迟。
林建法(文学评论家)三十年的文学成就已经超过“五四”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有两个高峰,一个是“五四”时期,一个是最近的这三十年。我还是认为,这三十年的文学成就可以和“五四”时期相提并论。有一大批作品可以进入经典的行列,比如余华《在细雨中呐喊》、莫言《酒国》、格非《人面桃花》、韩少功《马桥词典》、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众多作品,这个时代,我们有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我们怎么能说文学在衰弱呢?
王安忆(作家):写作者只是散开了
相对于1980年代,我们不再有那种群众运动式、暴风骤雨式的写作和阅读,写作者只是散开了,我们还是依然有许多好的作家和小说。我对小说并没有别人那样悲观。
麦家(作家):最大成就是赶走了不爱好文学的人
在这个时代,文学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但它同时又很繁荣,现在每年小说的出版量上千部。除了数量,这三十年文学最大的成就是把那些并不真正的爱好文学的人赶走了。
从社会角度讲,文学确实被边缘了,但我认为边缘化是正常的,某种意义上,文学就应该在边缘。但文学再怎么边缘,我们始终无法离开它,没有文学我们会少掉多少浪漫和想象。
于坚(诗人):文学被边缘化是谣言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学成就最高的是诗歌。诗歌最先反抗了泛意识形态化的写作,之后又抵抗了市场经济的到来,只有诗歌仍然坚持着写作的无用性。诗歌、文学被边缘化是一个谣言,中国数千年的诗歌传统从来没有中断。
而诗人如果要写作的话,首先要意识到别指望靠写诗为生,只有诗歌在拒绝货币交易。白话诗在“五四”时期是不成熟的,而新诗在这三十年越来越成熟,它的成熟表现在出现了一批经典作品和诗人。诗歌需要通过语言召唤灵魂,诗歌在某些诗人那里成了一种语言游戏,这让大众对诗歌望而生畏。读诗的人越来越少并不可怕,重要的是给他们读什么样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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