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本来毛泽东就得出结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这个偶然性的事件无疑更加重了毛泽东的担心,这不是不可能的呀。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同地方一些省区负责人的谈话中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1965年8月,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1966年6月,毛泽东在同一位外宾谈话中说,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从党的九大开始,王洪文发迹
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他对接班人的问题格外重视。毛泽东自己选过三个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林彪,并白纸黑字写进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叛逃后,毛泽东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岁月不饶人,毛泽东提出,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定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经再三考虑,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毛泽东选定了他的第三个接班人王洪文。
说实话,身在上海的王洪文再有名,身居北京的毛泽东也不可能认识,但老天却给了王洪文一个机会。1967年7月“七二○”事件后,经周恩来安排,毛泽东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到西郊顾家花园414号招待所,当时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调动了30多万工人,提着长矛短棍,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砸掉了反对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造反组织。毛泽东深夜坐装甲保险车到外滩巡视,看见一群手持长矛、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在上海市革委会门前站岗,觉得上海的形势与武汉大不一样,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非常高兴。他对张春桥说,要重建上海民兵,指示武装十万工人。张春桥问,要不要发枪?毛泽东说,每人发一条棍子。因为看到毛泽东格外垂青工人造反派,张春桥让电视台多安排一些这类节目,毛泽东正好看到王洪文在批斗会上的总结发言。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要依靠上海的工人阶级,所以就把王洪文和“工总司”当成自己的筹码,将王洪文介绍给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红色履历”后,毛泽东非常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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