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有其母必有其子(组图)

　　作者：詹妮·斯科特 《国际先驱论坛报》专栏作家

　　在奥巴马简略的生平介绍中，他的母亲是一名来自堪萨斯州的白人妇女，他的父亲是一名来自肯尼亚的黑人。在竞选当中，奥巴马曾称呼其母亲为“单亲母亲”。但无论是白人妇女还是“单亲母亲”，这样的描述远不足以概括斯坦利·安·邓纳姆·苏托洛——这位塑造了奥巴马其人的母亲——那不同寻常的一生。

奥巴马

奥巴马与母亲

　　奥巴马心目中的母亲

　　奥巴马的母亲于1995年死于卵巢癌。正是她抚育了现在的奥巴马，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总统候选人。自从2岁以后，奥巴马就很少见过他的亲生父亲。尽管人们很难一一指出一位母亲给予一位业已长大成人的儿子的具体影响，但熟知安·邓纳姆的人都认为，母亲的影响在奥巴马身上非常明显。

　　他们母子间关系亲密，尽管大多数时候他们之间被千山万水阻隔着。奥巴马也曾说过，假如没有他母亲，也就没有今天的他。

当然，奥巴马也作出了一些相当不同的选择：他娶了在芝加哥南边扎根多年的非洲裔家族的一位女孩为妻，是一位常去教堂的基督徒，他发表演说称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回顾他对自己黑人身份的追寻之旅。

　　奥巴马的母亲斯坦利·安的童年在堪萨斯度过。随后，她跟着做家具推销生意的父亲不断向美国西部迁移。18岁的时候，她在夏威夷嫁给了一位非洲留学生。后来，她又改嫁一位印尼留学生，把家搬到了雅加达，成为了一位人类学家，并撰写了一份厚达800页的关于爪哇乡下锻造业的博士论文。斯坦利·安曾在福特基金会服务过，支持妇女就业，并从事过为第三世界穷人提供小额贷款的业务。

　　安对自己的子女怀抱着高度的期望。在印尼时，每天早上4点她就把儿子奥巴马叫醒，让他在上学之前学习英语函授课程。她还把玛哈莉雅·杰克逊（Mahalia Jackson美国最伟大的灵歌演唱家、“福音歌后”）的唱片、马丁·路德·金的演讲磁带带回家给儿子听。

　　“她总是觉得，在向未知领域进发时，冥冥之中我们会无意间碰上决定我们一生命运的东西。”奥巴马同母异父的妹妹玛雅说道，“这正是她一生秉持的信念——决不要被恐惧吓倒，也不要局限于狭隘的身份界定，不要自我隔绝，要竭尽全力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寻找到亲情和美。”

　　从奥巴马提及母亲的言辞中似乎可以看出，他对母亲怀着既爱戴又歉疚的复杂感情。他说，他做过的最失当的事情就是：当他母亲去世时，他没有陪在她的床边。有一次，美联社曾询问各位总统候选人他们最珍视的纪念品是什么。有的说是明星签名的棒球，有的说是一只怀表，还有人说是自己的宝贝妻子。奥巴马则说，他最珍视的是一张瓦胡岛（夏威夷群岛的主岛）南岸悬崖的照片，因为他母亲的骨灰就是撒在那里。

　　“我有时在想，要是当初知道她躲不过那场病，我或许会写一部主题完全不同的书——不是对缺席的父亲的沉思，而是庆幸自己有这么一位永远站在身边的母亲。”他在回忆录《从父亲开始的梦想》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他还说：“我认为，她是我所知道的最仁慈、拥有最高尚灵魂的人，我身上最好的东西都要归功于她。”

　　在奥巴马的描述中，他母亲的身份是多重的：从“少女妈妈”到“单亲母亲”，再到职场中的母亲，再到一边养育孩子一边求学的母亲。奥巴马将自己受到的良好教育及那份自信心都归功于母亲。

　　两次失败的婚姻

　　在夏威夷大学，安邂逅了该校第一位非洲留学生——巴拉克·奥巴马。他们很快结婚了，并于1961年8月生下一个儿子，而在当时，跨种族婚姻还是一件稀罕事。安的父母曾为此大感伤心，不过后来终于接受了事实。多年以后，奥巴马才从母亲口中得知这回事。

　　这段婚姻相当短暂。1963年，奥巴马抛下妻子和儿子前往哈佛大学求学。后来，安改嫁给一位印尼留学生，并到印尼生活。

　　在奥巴马母亲的中学同学眼中，安是一个极为聪明、好奇而又心胸开阔的人。她从来不与那些剃着小平头的白人男孩约会，她的朋友苏珊·布莱克说：“她在少女时就有一种开阔的世界观。她对一切异己的东西都抱持一种拥抱欢迎的态度，而非种族中心主义的鸵鸟态度。她开明的头脑早已决定了她的人生归宿。”

　　到了20世纪70年代，她的第二次婚姻也逐渐褪色。一位朋友说，当时，奥巴马的母亲想重新回去工作，而第二任丈夫罗洛·苏托洛则想多养几个孩子。正如安曾说的那样，苏托洛日益变得像一个美国人，而她自己则越来越像一个爪哇人。

　　不过，不少朋友认为，这两段婚姻都以破裂而告终并非是问题的核心。终其一生，安对其两任丈夫都是忠诚的，她也力劝子女们要与各自父亲保持亲密关系。奥巴马说，当他母亲在阅读他写的回忆录的草稿时，她对儿子关于母亲的描述未作评论，但却常常急于为奥巴马父亲性格中一些不那么宜人的方面辩解或维护。

　　“她使我们以宽阔的眼光看待世界”

　　“当时我挺怀疑回到印尼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也厌倦了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奥巴马在回忆录中写道，“况且，当时我和祖父母已达成了口头约定：我可以和他们住在一起，只要我不在他们眼前闯祸，他们就不会管束我。”

　　那些年，奥巴马“时时身陷内在的挣扎当中。我在竭力做一名身在美国的黑人”。

　　奥巴马的同母异父妹妹玛雅也回想起当年母亲的那种窘境。她非常想把儿子留在身边，玛雅说道。但接着，玛雅又说：“在儿子中学的最后四年与儿子分居两地尽管非常痛苦，但她终于也认识到，这种安排对奥巴马来说可能是最好的。对她来说，则必须回到印尼。”在那几年，一到暑假和圣诞节，奥巴马就回来与母亲团聚，平时，他们则书信保持联络。

　　作为一位母亲，安既有理想主义热情又要求严苛。在朋友们看来，她既幽默而又顽固，时而不拘小节，时而热情似火。她打小就教导奥巴马要为人正直、言谈直率、独立思考。当奥巴马想对清早的家庭教育打退堂鼓时，母亲驳斥说：“小家伙，你以为我很轻松啊。”

　　当奥巴马读中学时，她曾因他看上去胸无大志而狠狠训斥了他一顿，奥巴马在回忆录中写道。她告诉儿子说，只要稍微下一点工夫，他就可以上美国的任何一所大学。

　　“她使我们能以一种非常宽阔的眼光看待世界。”她女儿说道，“她憎恨教条式的偏执。她早已下决心过着奉献的一生。在她看来，唯有奉献和服务才是人生价值的真正标准。”

　　“她非常具有头脑。”为世界各地提供小额贷款服务的妇女世界信贷会（Women’s World Banking）前任会长南希·巴里说道。安曾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这家联合国机构驻纽约办事处工作过。“我认为，她丝毫没有个人野心，她更关心的是他人的福祉。我想，她也敢于向权威人士讨个说法。”

　　她的很多朋友在奥巴马身上看到了她遗留的影响——奥巴马的自信和干劲、他融合不同阶层人们的努力，甚至他和强有力女性在一起时的融洽感觉。（李海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