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就是这样发现诺曼·梅勒的。至于从哪个作者那里发现,却已经黄鹤杳杳,无从追寻了。但我记得很清楚的,却是我购买梅勒的经历。
那时候我还在纽约生活。梅勒的书在巴恩斯与诺伯书店(Barnes&Nobel)很贵,而且不全。于是我自然而然地转向了亚马逊(Amazon.com)。
这个过程非常有趣,因为我突然发现原来由于很多他的书已经太老,很少人购买,于是没有存货,必须byorder。也就是说,你订了书,它现印。
订了《午夜的军队》(TheArmiesattheNight),很期待。可是书到手里的时候我极其失望。印刷质量奇差,纸张粗糙单薄,字体浅淡,装订随意,毛边四卷。我感觉像进行了一次极度糟糕的网络约会。
我手上的《今朝风日好》是从卓越亚马逊上面订的,精装版。书的装帧很好,纸页厚实,字号适中,插图精美。
董桥先生是我很喜欢的作者。他的笔下,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人的那种从容,既有私塾四书五经的薰香,又有伦敦桥或者哈得逊河畔的咖啡味道。两者融洽无间,没有四五十年代之后的那股带着弹药的暴戾之气,也没有我们现在充满其间的急吼吼的物欲。
《今朝风日好》写书、写物、写人、写往事。这本书里面,有古老的历史和沧桑。书的一半,是
关于英文书籍的版本和装订的故事,另外一半,是关于一些他所过眼与收藏的中国文玩。
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收藏背景的人而言,董先生的藏品和这些东西的价值、鉴别,几乎是天方夜谭。但这却丝毫没有影响到这本书的审美。因为每一件物的背后总是一段关于人的往事。比如,在《追念J.S.P的书房》里,他所提到的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各种版本与装帧,恐怕没几个人懂。然而,他说,J.S.P过世,他满书房的精品,全都散落到了美国,“儿子孙子没有一个爱看书,太可惜了”。这样一个满是悲怆的信息,我想你我都懂。
自然,董先生总能延展一个读书人的眼界,比如著名插图家比尔兹利的故事,比如007作者的沉浮,比如罗雪堂,比如刘绍铭。
其实,我常惊讶于董先生文字的古井无波。无论是伦敦各类老版本书籍,还是中国的文房器皿,这几百年来,其中多少离散泪,多少兴亡血,在他那里,突然都成了渔樵闲话。或许就像他自己在最后一篇文章所言:“我也深深期盼我所写的怀旧小品全是虚构,苦的不是那么苦,甜的不是那么甜,只恨平顺的人生实在难求。”只有看惯了人世风霜的人,才懂得如何去看江风秋月?
而我无端端地就想起了我在亚马逊那个并不愉快的经历。董先生在书中所述及的西方早期书籍,童书、插画、装帧、版本,中国的钗筒、笔筒、古画、锦盒,每一个细节,都是那个时候的匠师熬费心血的作品。在他们那个时代,制作这些作品,既是他们箪食壶浆的来源,同时却又是他们寄寓生命的艺术。既然是手工打作,自然难以寻找到一模一样的两件东西,即便真有,那也是难得一遇的绝配。所以,“匠”字在那个时代,是制作,同时又是设计。而使用和购买这些“产品”者,需要的不仅仅是金钱而已,同时需要的是品
味、心态和一种贵胄的秉性。
可是我们已经不怎么去逛书店了,即便偶有,看到的也多是MBA教程,常常只是哄抢人间资源的焦灼。即便偶尔以为看见了品相俱佳的东西,也是机器生产出来的奢靡,适宜摆在书房里炫耀,不宜供起来膜拜。
亚马逊便是典型的此类工厂。网络化时代看似为每一个人在度身定制一个特殊产品,但在蜘蛛网般的线路后面,总是隐藏着为数庞大的机器,在齐刷刷地制造出并不那么工艺的统一标准产品。
工艺只是一种名称,更适合的应该叫流水线,其背后的逻辑是标准化。机器和网络在解放多数平民的同时,也在谋杀深邃而独特的文化。全球统一标准之后的整个世界,此前的物品都成为了文物。人类多样性的传承宣告灭绝,所有的老物品都更适合进博物馆,新物品则全都要进垃圾场。
“匠”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有“工”而已。这就是代价。现代的代价。无需品味,只需money。董先生写道:“我讨厌愤怒。”但我理解得就像控诉一样,有点唐突他老人家了。
看书的这几天,上海春日醇和,阳光和煦暖人。公园的草地,路边的石凳,楼上的阳台,窗边的皮椅,随意坐下,都可以痴痴地、迟迟地温暖下去。然而地铁站人流如涌,餐馆觥筹交错,写字楼里键盘如雨。物质化,或者更准确地说,资源化时代的人们,果然无法再像J.S.P那么再去生活了。
躺在阳台上,默默读完董桥的最后一个字,突然想在丰子恺的诗里给自己续半句:今朝风日好,只宜闲读书。 2008-03-20 总第276期